【作者简介】李继凯，李徽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20世纪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美术”概念尚未成型，作为职业的“作家”“美术家”也模糊不清，20世纪之交，在各种革命及思潮的推动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及日本外来文化裹挟着各种新观念、新思想、新文化进入中国，几经周折，“文学”与“美术”概念携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印记，以现代文化的新颖面目辗转迈入中国，“作家”“美术家”也随着“文学”与“美术”的兴盛发展，开始向独立的职业与社会群体方向发展。经历20世纪“文学”与“美术”以及不同思潮的洗礼，在现代分析哲学或科学分析意识增强及对现代性的持久追逐中，“作家”与“美术家”似乎日渐疏远，“文学”与“美术”也在不同的文化轨道上滑行，各自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研究、创作群体，学院教育和社会体系中的“文学”与“美术”也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职能。

　　但不可回避的是，中国士大夫文化传统以及其他中国古典文化在“文学”“美术”的主题内容、形式取向及其思潮演化中依然存留着相同的文化血脉，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文人书画”及其包蕴的“儒释道”思想仍潜在滋润着中国现当代(即“大现代”)文学。同时，现代美术范畴下的“国画”“书法”“雕刻”“连环画”等诸多艺术门类也承受着文学的润泽，并自觉受到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而且，在各种现代人文艺术门类中，“文学”与“美术”都共同地在探寻着人类的“真、善、美”。尤其在起源意义上，中国文字与图像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其艺术语言在形象化、隐喻化等社会功能上有诸多相通之处。于是，20世纪以来，一批现代中国作家与美术相遇，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美术、介入到美术活动中，对现代美术的艺术形态、题材形式、教育意义等阐发了独到的见解，并通过“美术”这面透视镜审视着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现代发展路径。

　　一、“文学”与“美术”的纠缠与分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美术”概念成型较晚，1917年—1921年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西方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文学”与“美术”概念开始大量出现，并得到较为频繁的使用。此前，古典意义上的“文学”主要指“‘文章’和‘学术’的合称，前者指写作，后者指对经典文献的研究，因为都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故而都是关于‘文’的学问和技能”①。随着西方各种文化不断进入新旧交替之间的中国，对现代文化的渴求与现代文化对旧观念、旧文化的冲击，使文学开始向自律方向发展，“文学”的概念开始向狭义方向发展，先是应用文被清理出文学门户，随着20世纪救亡思潮的迫近，审美与教化进而成为文学的主要功能。这一过程经历了20世纪之交许多前辈学人的不断思考、探究与清理，魏源、王国维、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都对此阐发过不同的见解，他们有关文学的观点有同有异，一个主要趋向是从文体、功能、性质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学”观念，使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化部类，包含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形态，并具有了与其他文化部类不同的文化价值。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在确立过程中，也经历着复杂文化环境的淘洗与冲撞，在性质和功能上，审美价值与教化功能此消彼长，构成了立足本土文化特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

　　现代“文学”概念在确立过程中，“美术”概念与其相互纠缠。例如，王国维认为，“文学”是隶属于“美术”的，他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对此有较多阐述，并认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②。主要是将“美术”当作“艺术”或“艺术表现”使用，突出的或许是“文学”的审美特质，文学则当然纳入其下。③20世纪早期，“美术”主要是对西方Fine Arts的翻译，其概念运用也主要突出了审美的独立，将审美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载道、教化等政治功能做了区分，早期“美术”概念大致与“艺术”相通，涵盖了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各种艺术门类。因此，20世纪早期“在使用‘美术’一词时，一般都明确把文学归为‘美术’指一种，从而把文学从与经史一体化的关系——‘枝条经典’、‘补史之阙’——之中剥离出来。这种剥离，导致中国知识界对文学的性质和范围产生新的认知：文学既然属于美术，那么审美体验才是它的最高追求，而具有审美价值的文本，才称得上是文学”，④也就是今日所谓“纯文学”所要表达的独立的审美性。

　　在“文学”纠缠于“美术”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文学”概念确立过程的艰难，以及现代“文学”从中国古代以及西方文化中分流而化的审美趋向。也可以说，受日本转手或“中介”的西方文化影响，在20世纪早期“美术”与“文学”概念的纠缠中，“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文学”与“美术”共同的文化取向，教化、工具等传统的“载道”功能显然受到了较为普遍的质疑。由此，趋向新文化新文学的新文人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其在审美性质上应该与现代“美术”的性质与功能是一致的，对于美的感悟、体验是“文学”与“美术”共同的现代任务。这也可认为是20世纪早期中国作家与美术结下情缘的重要出发点。

　　与“文学”的词源明显不同，“美术”完全是外来词，如鲁迅所说，“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⑤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流传使用带有较为明显的现代化的印记。19世纪末期，“美术”一词在日本已经得到社会各阶层大致的接受和确定，具有与“艺术”相同的含义，经过陈师曾、李叔同等留日学生转引使用而传入中国。在经过20世纪初“南洋劝业博览会”(1909年)、“上海图画美术院”(191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美术调查处”(1912年)等社会活动的介入，以及江丹书《美术史》(1917年)、《中华美术报》(1918年)等出版物的刊行，“美术”⑥一词大致确立其现代含义，开始逐步与“艺术”概念分离，向视觉艺术方向发展，并逐渐建构了自己的艺术形态与边界，成为界限相对分明的艺术部类。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作为现代文化逐步确立的先锋，“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分别于1917年和1918年，经由《新青年》号召，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文学”⑦与“美术”不仅确立了自己的现代内涵，也共同领立潮头，成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驱。

　　文学与美术以其不同的艺术语言和形式表达对社会与人生的了解。美术“从原始时代便发展成一种最普通的艺术”，主要“以特具的形与色，诉诸视觉，通过眼睛进入人们的心灵”。⑧在现代意义上，美术是视觉艺术，文学则是语言艺术，《辞海》对二者解释的共通之处是二者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中国先秦时期曾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⑨。主要依赖于文字表达。文学与美术的媒介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思维与表达方式上也有一定区别。尤其是“‘美术’这个词从西方通过日本纳入中国语言之后，它马上给艺术创作规定了一套新的规则和目的”⑩。在新的规则和目的指引下，文学和美术逐步趋向于各自专业化取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一套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

　　正是在审美现代性以及现代思想文化演进中，文学与美术的专业化发展造成了相互之间的专业鸿沟，比如以图像形式传达个人意识的美术家，对美术形式语言有相对执著的自信，他们对文学或其他艺术表达方式或许不信任，作为美国画家兼美术理论学者的布朗科赞尼克指出：“对词语的不信任已是美术界长久以来的习俗。达·芬奇曾粗暴地向诗人挑战，声称无人敢在画家绘制的一个女郎的肖像旁用语言对她的美貌在加以再描写。”(11)这反映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现代学科在自律过程中所形成的偏见与误解，由此来看，走向现代的作家，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出生成长的作家疏远美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正当性。“美术家仍然间接提及词语的混淆性、无效性。温得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对‘词语者’的作用持有怀疑”。(12)尽管不是因为受到美术界的攻击而噤声，但文学界逐渐疏远现代美术却是文学自律的一个表现。面对现代学科体系中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审美现代性的分隔下，大多数作家对现代美术逐渐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感，尤其是文学与美术教育、学科、传媒等不同学科与话语体系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原始意义上，文字与图像是人类最早出现的记录社会变化与演进的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3世纪的卫操说“刊石纪工，图像存形。”(《桓帝功德颂碑》)把图像和文字当作记录现实的基本手段。不仅如此，在中国古典美术发展历程中，文人的参与使中国传统绘画具有了强烈的文学性，绘画中的题画诗与画面相映成趣，图文互补与诗、书、画、印同一构成了中国绘画与文学的重要特色。而且，在20世纪初，现代“美术”概念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包括蔡元培、鲁迅等对现代美育、新兴美术的鼓吹与号召，实际与文学一样，都是“他们所倡导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弘扬西学、改革陈规”。(13)和文学中的“小说”被鼓吹(如梁启超的小说救国论)一样，“美术”概念被引进的时候，“这个概念有着明确的政治性和‘现代性’”。(14)因此，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语境的实际状况来看，文学与美术必须被赋予“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责任，承担了共同的现代任务，它们的主题内容甚至大众化的艺术形式都必须承担重要的教化功能，也可以说，美术与文学一样，在“非艺术”的20世纪，独立自由的审美功能很难占据主流地位，这也可以说，20世纪中国美术与文学在教化功能与工具意识上具有共同的社会担当意义。

　　在艺术形式、表达手法上，文学与美术又有相同之处，其思维特征及语言形式有不少相通之处，比如多运用象征、隐喻等表达手法，都具有审美性，都把抽象的概念以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人类思维能力与文明程度得到提升的重要表现。(15)从西方来看，在分类学上，西方将文学与美术共同归入艺术范畴下，艺术八门的第一门便是文学。(16)在人类学意义上，大致而言，文学与美术都属于艺术，(17)都具有同样的艺术要素，比如“不管在诗歌、戏剧、雕塑还是绘画中，象征性和审美性经常都被看作艺术的必要因素”，艺术品都“带给我们美学意义上的愉悦，它们通过特有的意象运用手法，增强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受”。(18)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与美术的交叉互融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的，现代作家与美术结缘、相知，介入、思考、创作、阐述等，也便具有了值得审视与探究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