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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重建,创新 ——2017年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述要
2019年06月27日 09:01 来源:《南方文坛》 作者:吴子林 李晓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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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晓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

  2017年度文艺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基本理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美学研究以及新媒介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整体上呈现出反思、重建和创新的精神脉络,显示出力争有所新创、永葆理论生机与活力的雄心。兹择其要述评如下。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内在张力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介绍、阐释、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美学思想。

  宋伟回溯了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场的历史语境: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五月风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此前流行的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因之受到广泛质疑;结构主义在1968年之后被后结构主义所取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顺势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发生分歧,对马克思的理解陷入了危机之中。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选择了“脱轨”,转向后现代主义;而另一些人,则致力于缝合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后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实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股“合流”,是西方左翼思想进行现代性批判的一种变体形式。①

  范永康、刘锋杰研究了“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理论特征和理论价值,发现了国内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差异:前者依据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则依据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前者秉持“反映论”“观念论”的理论路径,后者则是“建构论”“实践论”。此外,“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审美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寄生于“机构/制度”之内,是形上因素、物质载体和实践效果的统一;“后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落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批判上,它更加强调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政治干预、文化治理和社会区隔。为此,范永康、刘锋杰提出在当代文化实践中建构起“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契合发达经济社会的审美文化情境。②

  围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段吉方介绍了布尔迪厄、郎西埃和居依·德波等人关于后工业时代文化批判的思想,指出“审美资本主义”的到来使生产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审美性,审美性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统治力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预示着“当代美学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文化与资本、体验与经济、美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呈现出的理论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当代美学研究的生产语境与文化语境,重视“审美文化、文化趣味与文化资本高度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生活现实”③。

  卢卡契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杰出代表。卢卡契认为,文学与社会现实并非直接对应的,其间有“作家世界观”和“文类”两个必要环节。通过对卢卡契文类理论的深入研究,陈军认为卢卡契的“文类”是“作家世界观”影响文学的中介,同时也体现了作家个人的创作自觉。卢卡契的文学艺术形式观、文类观带有席勒、黑格尔、克罗齐乃至萨特等人美学思想的痕迹,但他以社会历史因素弥补唯心主义之不足;卢卡契包括文类思想在内的整个文艺、美学思想,都带有其浓厚的个人倾向——对古典的崇拜。④

  英国艺术批评家T.J.克拉克并非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方法论却颇有特色。韩清玉从“艺术生产与场景重构”“意识形态与艺术风格”“阶级与现代性”三个方面,研究了克拉克的艺术批评方法,指出其批评实践将“艺术生产”“意识形态”“阶级”等核心范畴与艺术风格、作品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融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文艺研究方法的生命力;“这本身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当代学术话语的‘短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的探析仍停留在理论话语层面,在批评实践维度鲜有问津,也就无法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有力参照”⑤。

  其二,梳理、研究、阐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批评实践。

  《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推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笔谈”的一组专栏文章。李云雷将毛泽东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同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指出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于历史新视野,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⑥。高远东提出,毛泽东的《讲话》里是有经有权的,《讲话》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应当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去理解《讲话》的精神,切不可教条地将《讲话》照搬于当下的文艺实践,必须活学活用,“把我们当代最大的政治,如中华文明的伟大腾飞等,跟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造的目标结合起来”⑦。程凯基本赞同高远东对《讲话》理解中的“经权之辨”,他从胡乔木在1991到1992年围绕《讲话》进行的详谈出发,为大家更好地理解《讲话》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源。⑧

  范玉刚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指出它们进一步丰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内在关系,重申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取向,重新定位了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内涵,为当代文艺发展指明了道路”⑨。

  高楠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文论总体状况是缺乏批判性,而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国文论缺乏批判性传统,另一方面对西方文论的非批判性接受,这造成了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危机。因此,如何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面对现实文学环境的批评效力,已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实践批判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特质,唯有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文学现实,在多元化的理论资源中保持主体地位。⑩

  孙世聪批评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三种不当态度,即“过时论”“本土无用论”和“激进论”,提出“批判精神已成为一个当代性的问题”。孙世聪认为,重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有助于关注当代人们的生存状态,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敞开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将高度警惕微文学艺术研究流于被知识普遍主义野心所奴役的危险,充分尊重微文化艺术的具体性、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当下性”(11)。

  不难发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者,能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全方位、实质性的对话,但通常推重空疏的普遍性,满足于翻译、介绍和诠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所倡导的普遍理论观念,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实践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大多缺乏认真的调查、考察和探究;仿佛只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却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学者,始终关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其关注的起点和重点落在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上,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遍性原理缺乏全面、深入的反思。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处于隔绝状态,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实际上,只有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实质,才能更好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当代形态——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论观念和思想遗产作出与现代性价值取向相契合的理解和阐释,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使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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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子林 李晓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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