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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无论从本质主义还是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布鲁姆的文学批评都是审美的，或者说以审美为核心的。但在深层次上，无论是从政治的普世性（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是从理论的美学形态、话语色彩以及文化政治权力角度来考量，其文学批评却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而如果从汉娜•阿伦特复数性、差异性、平等性、自由性意义上的现代西方政治概念角度来进行考察，布氏的文学批评却又是非政治性的。因此，布鲁姆的文学批评集审美性、政治性、非政治性于一体，形成了奇异的悖论性特征。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审美性/政治性/非政治性/悖论
引言：审美性与政治性——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的两副面孔
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真的与政治无关吗?其实，国内外学界只注意到布氏文学批评呈显性的审美性一面（即审美性面孔），而忽视了其文学批评呈隐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另一面（即政治性面孔）：由于其隐藏的深厚，连布鲁姆本人也未能意识到。于是，审美性与政治性这一对看似水火不相容（对布鲁姆而言更是如此）的特性就这样戏剧性、反讽性、互为表里地融合在布氏的文学批评之中（这也超出了布氏自己的意料），成为布氏文学批评极富个性、奇异的面孔特征。本文认为，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不仅与政治密切相关，而且其“政治”以一种悖论性、张力性的形态——政治性与非政治性——存在或者说（与审美）共生于其文学批评之中，这成为布鲁姆文学批评尚未被开掘和发现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审美性、政治性
哈罗德•布鲁姆不遗余力地反对政治批评，但殊不料自己却掉入了政治批评的窠臼之中，这不无反讽意义。[4]但是，在这看似悖谬的文学行为与观点之中，却隐藏着一定的学理和逻辑合理性。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考察、分析其政治性是如何在其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的，或者说其政治性是如何与其审美性纠结共存的。不过，在开展此项工作之前，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思想的核心内容。在笔者看来，虽然布鲁姆的理论思想比较芜杂，涵涉到多个领域、范畴和命题，仅以关键词而论，就有“影响”、“焦虑”、“竞争”、“误读”、“修正”、“互文性”、“事实性”、“陌生性”、“经典”、“审美”等等，但总体上却可以用两个词来进行概括，一是本质主义，一是关系主义。所谓本质主义，在布鲁姆看来，即是文学中存在一个单一的、恒久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审美，具而言之，它就是一种“混合力”，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等，这些美学要素构成了文学的本质，并决定着文学的固有属性与特征。它们既是文学的中心，同时又是文学的全部：除此之外，文学无它。在布鲁姆看来，无论是文学的构成与功能，还是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审美（而不是其它因素）密切相关。文学∕经典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审美价值的产生与生产。阅读文学的目的（同时也是其功能）是通过审美来增进和改善自我，促进自我的成长，给个体以终极关怀，而不能抱持任何意识形态目的。与此相关的文学/审美研究也是如此：“文学研究无论怎样进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社会。莎士比亚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接着，他也许会教我们如何接受自我及他人的内在变化，也许包括变化的最终形式。”[6]而文学的发生史和发展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一部文学家之间的美学竞争史，即“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美学——引者注）批评、误读和误解”[7]的历史，它必然会经历（美学）影响—焦虑、（美学）冲突—竞争、（美学）超越这么几个阶段。
因此，布鲁姆的文学观是审美主义的，其思维方式是本质主义的。但布鲁姆的本质主义又并非封闭主义，它体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具有较强的关系主义色彩。关系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由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组成的，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关系节点之中，事物（的特征）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才能够被确定，才能够被认识。[8]强调（网络）关系性、历史性和差异性∕相对性是关系主义的显著特征。
除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永远可以扩张的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关系网络之外，不存在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有待于被我们所认识。能够作为一条关系发生作用的每一个事物都能够被融入于另一组关系之中，以至于永远。所以，可以这样说，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向着所有的方向开放：你永远抵达不了没有处于彼此交叉关系之中的某个事物。[9]
本质主义认识事物的方式是突破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而向本质的纵深方向拓展，而关系主义则舍弃认识事物的纵深探究模式，改为以事物为焦点和中心向四周辐射、追求广度的认知模式，应该说它是对本质主义认识世界的单一方式的一种有效补充，两者并不矛盾、冲突。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关系主义倾向既体现在其批评理论上，又展现在其批评实践中。
布鲁姆最为著名的误读理论也被称为互文性理论、主体间性理论，从字面来看，其关系主义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他的误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10]
在布鲁姆看来，文学作品的产生和生产就必然意味着一种关系，即迟来诗人对前辈诗人作品的误读，离开了其他诗人，一个诗人是不可能生产出（原创、经典）作品的;而由此，一部作品也必然是与其他作品有着各种关联的作品。“按照我的设想，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11]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诗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史，同时也是一部作品之间的（竞争）关系史。作品的原创性和经典性既是在其它作品的基础上（通过六种修正方式）产生的，同时也是与其它作品（被修正的对象）相比较而言的：作品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原创性和经典性。总而言之，布鲁姆误读理论的关系主义色彩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
而受其关系主义性质批评理论的影响，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也呈关系主义形态。这在其文学批评著作中十分常见。例如，在《误读图示》第三部分“图示的应用”中，作者将互文性理论运用于批评实践，以很大的篇幅，对英、美文学史上分别受弥尔顿和爱默生影响的英、美诗歌流派——前者包括“从感觉派诗人直到这一流派的登峰造极的诗人叶芝”，后者包括“从惠特曼到这一流派臻于完善的最后一个阶段斯蒂文斯”[12]——进行了互文性的、关系主义式的梳理与解读（当然也包括对弥尔顿和爱默生受其他先辈诗人影响的揭示与阐释）。又如，在其文学经典批评的皇皇巨著《西方正典》中，布鲁姆试图建构一种关系主义的文学经典批评范式。在他看来，文学的经典性不仅仅指文本的一种内在构成特性，同时它还指此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则这种经典性的构成和所指是不完全∕整的，因此，文学的经典性必然包含内在与外在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具体的文学经典批评实践中，布鲁姆特别注重从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模式去考察或证实作家与文本的经典性。这种关系主义型的经典批评又可细分为三个实践维度或操作层面：1.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影响研究;2.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平行比较;3.相同语言、相同文化、相同国别范围内的比较。而在这三个维度或层面中，布鲁姆尤其注重经典作家或文本与莎士比亚及其文本的互文关系，因为莎士比亚构成了他的文学经典体系的核心，是他考量文学经典的核心参照物和终极标尺。例如，在该书“蒙田和莫里哀：真理的不可捉摸性”一节中，为了证明蒙田和莫里哀的经典性地位，布鲁姆从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的角度探讨了蒙田对爱默生、尼采等的影响，比较了莫里哀与莎士比亚之间的共性，并对身处同一语言文化语境中的蒙田与莫里哀在思想、审美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仔细梳理与辨析。就在这种互文性、多方位的比较与考量之中，布鲁姆有效地寻找到和建构起了批评对象的经典性与经典地位。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清楚，布鲁姆的关系主义只是一种片面的、狭隘的关系主义，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关系主义，具体而言，即布鲁姆有限制地承认关系主义，否定文学与阶级、意识形态、道德、经济等社会政治和与性别、民族、种族等文化政治的关系，只承认文学与审美之间的广泛关联。因此，布鲁姆的关系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美学维度的关系主义。由于布氏的本质主义在性质上也是唯美主义的，所以，总体而论，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在根本上是审美的，或者说是以审美为核心的。
但是，既然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是审美性质的，为什么又说它是政治性的呢?笔者认为，布鲁姆文学批评的审美性是一种显性的、表象的存在，容易为研究者所发现和认知;而其政治性则恰好相反，它是一种隐性的、深层的存在，不容易为他者所感知和认识。但它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布鲁姆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是不可能脱离政治性的。在文化政治倡导者们看来，政治在文化中的存在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例如，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一切事物（包括文学——引者注）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13]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他不是在制造理论噱头以求轰动效应，而是在系统、深入考察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诸流派之后得出了此结论。他指出，政治本来就是文学理论的天然内生、内在之物，而文学史也表明，文学批评与政治是如影随形、紧密相依的：“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14]而所谓的“纯”文学理论（即那些自我标榜为非政治性的理论）则“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5]即不带政治性的文学理论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更广的信念，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有关的信念”。[16]由于这些信念的政治性，这些理论的政治色彩也就在所难免。另外，由于人都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都必定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都必然归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而社会群体、社会语境、其他社会个体的意识形态因素必定会通过干预、介入特定批评家个体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审美观、价值观、信仰等的生成和塑形而影响其文学批评形态，无论批评家意识到与否，接受与否，承认与否，这种意识形态性都会或明或暗地客观存在于、弥漫于其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
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地）卷入的阶级、信仰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17]
实际上，尽管布鲁姆极力反对各种政治化（社会政治化、文化政治化）的文学批评方法与模式，提倡文学的审美性批评，但在实际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他却不时显露出政治批评的端倪和痕迹。例如，《西方正典》可以称得上是布鲁姆审美性文学批评的经典范本，但就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从性的角度解读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从道德的角度解读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而在《如何读，为什么读?》（How to Read and Why）中，我们又可以发现他从社会化和历史化的维度阐释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的《寂寞芳心小姐》（Miss Lonelyhearts）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另外，布鲁姆的批评理论也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因子。例如，尽管布鲁姆强烈反对和排斥女性主义批评，但众所周知，当代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1936－）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1944－）则恰好从布氏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中获得启示和理论资源，写出了卓有影响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经典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这足见布氏理论本身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性;特雷•伊格尔顿则特别指出布氏批评理论所具有的父权政治性：“在这个其中只有父亲们与儿子们的完全父权的世界之中，一切都带着刺耳之声与日俱增的修辞高调而集中到了权力、斗争和意志力之上。”[18]由此不难看出，布鲁姆所谓的审美批评也并不是绝对的，他以及其文学批评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但是，从存在状态来看，布鲁姆的“政治”主要是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存在的。与其审美的显在状态相比，政治受到了布鲁姆有意识的压抑而以潜在的状态蛰伏于其意识底层，并转化为一种无意识。这种政治无意识虽然被压抑得很深、很久，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伺机突破布鲁姆的意识防线，一旦其意识松懈，它就立即从批评话语、文本边缘/裂隙、理论深处以一种隐秘的、难以被察觉的方式突围、浮现出来，散布和附着在其文本、话语之中。如上所述，通过仔细观察、深入探寻，我们总能在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中找到这样的意识形态碎片和政治蛛丝马迹。
第二，由于受尼采超人意志论、权力意志论的影响，布鲁姆倡导和强调强者美学、强权美学，相应地，其文学理论便是关于强者、强权或权力的诗学。在他看来，文学史就是一部激烈的、强者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生存权力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历史——与其他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不同，布鲁姆看到的不是文学史传统的和谐和继承、作家与作家之间和睦相处的一面，而是矛盾、冲突、对抗、斗争、充满暴力的一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布鲁姆看来，文学史上的真正诗人都是强者诗人，或者说强力/权诗人，为了在文学史上争得一席生存之地，迟来诗人面对先辈诗人的压抑、压迫，绝不屈服，并奋起反抗（其反抗和斗争的方式就是六种防御、修正、修辞的方式），因此，文学史中的斗争、冲突就在所难免，并成为一种主调和常态。“布鲁姆是现代的创造性想象力的先知式代言人，把文学史读为巨人之间的英勇战斗（battle）或宏大的心理戏剧，并依赖为自我独创而进行斗争（struggle）的强大诗人的‘表达意志’。”[19]“布鲁姆的诗歌巨人们进行的史诗式战斗（epicalbattle）保持了前弗洛伊德时代的精神的壮伟，但是却丧失了它的单纯：这些战斗是种种的家庭纠纷，一幕幕的犯罪、妒忌、焦虑和攻击（aggression）的场景。”[20]由于有着这样强烈的、色彩鲜明的斗争诗学、暴力美学和革命潜意识，布鲁姆的批评文本中往往充斥着丰富的革命话语、战争术语。最为明显的，如他在《诗歌与压抑：从布莱克到斯蒂文斯的修正主义》中说：“一个诗歌‘文本’，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不是一页纸上的符号的聚集，而是一个心理战场（a psychic battlefield），多支勇猛大军（authentic forces）在此奋力厮杀（struggle），只为争取那唯一值得获得的胜利（victory），即战胜忘却的可预言的胜利（triumph）。”[21]“战场”、“大军”、“厮杀”、“胜利”，这些都是典型的战争话语。又如，在《影响的焦虑》（增订版）“再版前言：玷污的苦恼”中，布鲁姆认为，所有的文学史都是斗争、竞争的历史：
影响的焦虑却牢牢地扎根于一切文学想象的基础。竞争——争夺审美制高点的比赛——在古希腊文学里是非常明显的。在不同的文化中，竞争的形式有所差异，但那似乎只是程度的不同，并没有本质性变化。柏拉图与荷马之间的竞争是西方文学的核心竞争。此后还有不少对手间的争斗，直到海明威与他的前驱们之间的——以及他的追随者们与已经成为大师的海明威之间的——戏仿式对抗。[22]
而莎士比亚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他在与马洛经过艰苦的、殊死的审美原创性搏斗之后，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诗的影响迄今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23]在《西方正典》中，他也有类似的说辞：“不管争斗中的作家是玩世者如乔叟、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还是咄咄逼人者如但丁和弥尔顿，竞争是永存的。”[24]除此之外，在布鲁姆的其他著作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如repression（压抑，类似于oppression，即压迫），defense（防御），antithetical（对立、对抗），agon（对抗），conflict（冲突）等充满对抗、斗争等色彩的字眼。这些斗争也好，暴力也好，革命也好，战争也好，它们与阶级斗争类似，都是一个阶级（文学史中的迟来者、新人，类似于被统治、被压迫阶级）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力（即为了能在文学史中立足生存）、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反抗、推翻另一个阶级（文学史中的先辈，类似于统治、压迫阶级）的行动，其革命性与马克思主义所论的阶级斗争相似，因此，它们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布鲁姆的斗争诗学、暴力美学与其革命、战争话语互为表里，一起加强了其批评文本的意识形态性。
第三，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与权力密切相关，因此，从权力的角度讲，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政治的本质或核心即权力，它包括对权力的争夺、占有、分配、使用、建立、巩固、卫护、反对等等，而反过来，权力即意味着政治。“政治事关权力以及对于权力的支配、约束和限制，任何事情只要与权力沾边，便有可能上升到政治层面。”[25]政治按其关注的内容又可细分为两大类：阶级政治∕社会政治，后阶级政治∕文化政治。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关注的“主要是阶级、革命、斗争、政权、党派、制度、战争、解放、胜利等问题”，后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地缘、人种、族裔、身份、性别、年龄等问题”，“二者相通的是权力甚至霸权问题，不同的是前者涉及阶级、阶层、集团、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属于相对限定的社会权力;后者关乎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白人与黑人、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老辈与青年、侨民与土著）的权力关系，属于相对宽泛的文化权力。”[26]按照文化政治学的观点，由于权力无处不在，所以政治也就无处不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每种事物在根本上都与权力有关。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意义的实践——都涉及到权力关系”，“权力已经变成了文化研究中重要的术语，并且被用来解读全部的文化实践和产品。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地把‘政治’看做权力关系的领域，那么，‘政治’的含义就扩展到了包括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除了别的政治以外，我们现在还听到诸如男子气质的政治学、酷儿政治学、影像政治学和身份的政治学等多个说法。”[27]在这里，“权力”和“政治”在新的语境中被给予了新的诠释和界定，与以前相比，其内涵和领域得到了大大扩充，这给传统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广阔的前景和崭新的机遇。在这种语境下，布鲁姆及其文学批评也自动走进（或被纳入）了“权力”、“政治”的视阈之中。同时，由于“权力被用来理解阶级关系、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年龄关系;用来阐释身体及对人和地点的表征;用来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8]于是，按照涉及对象和领域的不同，便有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文化政治形态，诸如身体政治、环境政治、消费政治、性别政治、种族政治、审美政治、翻译政治等等。无疑，它比阶级政治∕社会政治种类更繁多，视野更宽广，眼睛更向下，同时也更具体细微，更具有日常生活气息和人间烟火气，更贴近人自身，也更关怀人（的心灵），从而也使得它更加受研究者的追捧与欢迎。文化政治以其微观性（指“局部、片断、零星”和“具体、感性、平常”）、[29]人间气对后者（阶级政治∕社会政治）（的宏观性）构成了有益的补充，同时也对政治的内涵进行了积极的丰富与扩展，对它的研究则成为当下文化研究领域的潮流与方向之一。
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带着明显的权力中心和权力诉求倾向。“他（指布鲁姆——引者注）突出的是权力、暴力和占用”，[30]“在这个其中只有父亲们与儿子们的完全父权的世界之中，一切都带着刺耳之声与日俱增的修辞高调而集中到了权力、斗争和意志力之上”。[31]那么，布鲁姆文学批评的“政治”属于哪一种政治形态呢?很明显，应该属于文化政治，具体说来，则应该是属于审美政治。下面我们主要从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两个层面来分析其政治性。
从上述王逢振和伊格尔顿的两句引言可以看出，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或称误读理论）中实际上暗含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即对于某种权力的争夺。首先，从其关于误读理论的核心原则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布鲁姆对于文学史中二元对立项的发现与建构：
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32]
这一二元对立项就是两位强者/力诗人，或者说前辈诗人与后辈诗人，他们是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前者对后者实施审美原创性压抑、压迫，并企图建立审美的霸权和专政，抑制、扼杀后者的美学创造生命力，以阻止其进入文学史序列，获得经典的身份;但后辈诗人为了获得在文学史中的身份与生存权力、审美原创力，跻身经典，奋起反抗前辈诗人的压迫与霸权，并通过六种修正∕斗争方式，最终推翻前辈诗人的美学霸权与垄断，获得了足够的美学原创力以及生存权力，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家。在这一二元对立项中，布鲁姆打破传统的正项、负项认知思维定式——即认为前辈诗人（代表传统）是正项，后辈诗人（代表创新）是负项，文学史主要是认同传统、继承传统的历史——反过来认为后辈诗人是正项，前辈诗人是负项，并通过正项对负项的否定，即肯定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的反抗，提出了文学史中误读、创新是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这一先验能指和意义体系（即文学史应该是误读的、不断创新的历史），并同时肯定了通过误读争取权力的文学行为。
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布鲁姆试图建立一个审美乌托邦，施行艺术暴力、艺术专政，建构唯美霸权，推行一元化的审美中心主义。但他这一美学构想∕权威也是通过建构一系列二元对立项，并通过正项对负项的否定与排斥，从而构筑起正项与负项的等级秩序来实现和确立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项包括唯美主义与其他非唯美主义批评流派（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符号学、文化批评等等），传统纸媒文学与当代电子、数码媒体文学，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莎士比亚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等等，而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如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通过褒扬、肯定前者（即所谓正项），贬抑、否定后者（即所谓负项），分别确立了超越后者、支配后者的唯美主义权威与霸权，纸媒文学权威与霸权，精英文学权威与霸权，西方文学权威与霸权，莎士比亚权威与霸权。随着这些具体的、形而下权威的确立，布鲁姆便在其文学理想国（或曰文学帝国）里成功构建起了一个形而上的审美霸权（这些正项在布鲁姆看来都是真正审∕唯美性的）——这标志着布鲁姆文学批评审美政治的确立。
二、布鲁姆文学批评/政治批评的非政治性
从另外一个理论视角来看，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或者说政治批评却又是非政治性的。当然，此处的“政治”需要重新界定。这里我们引入德裔美籍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政治的观点。与我们从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不同，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政治乃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这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的彰显。任何施为、展现都必须有一展现的领域或空间，或者所谓“表象的空间”，以及“人间公共事务”的领域。依此分析，政治行动一旦丧失了它在“公共空间”中跟言谈，以及跟其他行动者之言行的相关性，它就变成了另外的活动模式，如“制造事物”与“劳动生产”的活动模式。[33]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是一种超越了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经济追求与束缚而在公共空间围绕公共事务施行、展开的自由言谈、交流与实践行动。“政治是一种摆脱了物质的功利性和必然性束缚的自由活动，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自由地、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卓越与秀异的活动。”[34]复数性、差异性、平等性、自由性乃是其政治定义的核心要件与质素，同时也是一种根本而重要的考量标准。复数性不仅仅指个体在数量上的众多性（它反对数量上的单一性、唯一性，这样不构成政治），而且更强调个体之间在个性上的差异性、独特性、多元性，在言行上的非复制性、非雷同性。平等性则是指政治的行动者（政治主体）在一个自由、平等、民主而非暴力、支配、宰制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进行互为主体的交流、沟通与对话。因此，政治个体的复数性、差异性以及政治个体借以“展现和演示”自身言行的公共领域的平等性、民主性，便构成了阿伦特“政治”的基本特征。
在理解和抓住了阿伦特“政治”的内涵与特征之后，我们就可以据此分析、衡量和判断布鲁姆文学批评的政治性问题了。毋庸讳言，从制度建构的层面来讲，当代西方国家的文学场的自主性较高，政府或党派很少通过行政命令或政策、政党思想与意旨等来强行干预文学场的自由、多元发展及其内部生态，文学场有着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但是，与此相反，布鲁姆却试图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中去建构一个去政治化、非政治性的文学场。从其批评理论角度来看，首先，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所论涉的对象范围是有限的：其误读的主体都是“强者诗人”（这显示出布鲁姆潜意识里对于男性诗学、父权意识形态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崇拜）、精英作家、经典作品，其中隐含的意义便是“弱者诗人”、平民作家、通俗作品被排除在外，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文学场中的个体只具有数量上的众多性，种类上的单一性，而缺乏个性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其次，“强者诗人”之间也并非一种平等关系，而是类似“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层次分明的等级关系，它们之间无所谓自由、民主、和谐，而只有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反抗与被反抗的激烈冲突关系，文学场中没有平等对话，而只有武力征伐，迟来“强者诗人”对先辈“强者诗人”的超越是通过暴力、“战争”而非和平、民主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布鲁姆所建构的文学场中，充斥着暴力、专政，而非平等、民主与理性。这必然导致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解体与消失。“作为行动者展现和演示自己言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主体间平等沟通的空间，公共领域是一个没有支配和宰制的平等对话空间，人们在这里凭借平等、理性的交往原则而不是暴力、支配与宰制，就超越了物质必然性的公共问题进行自由讨论。”[35]“在任何支配或宰制他人的势力存在的地方，公共领域也随之消失，因为支配或宰制违背了公共领域成立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政治实践的多元性。”[36]这种多元性当然包括个体对象的复杂性，文学行动、手段、方式的多样性等等，而在布鲁姆的文学场中，由于强权哲学和暴力美/诗学的横行与盛行，这种多元性早已荡然无存，留存的只有单一性。因此，不难看出，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是非政治性的。
我们再来看看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由于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也是一种呈威权主义倾向的本质化行为。如前所述，他意欲建构一个审美的乌托邦（或者说文学场），以维护审美中心主义，实施、推行审美的霸权，排斥其他文学批评方法。除了这总的、形而上的审美霸权之外，布鲁姆还在其文学批评中建立了各种细分的、具体的、形而下的霸权：唯美主义霸权、纸媒文学霸权、精英文学霸权、西方文学霸权、莎士比亚霸权等等。他试图迫使人们接受一种单一化的、同质化的美学主张。这凸显出其文学批评、审美观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面。而“一个自主的文学场就是一个多元、宽容的文学场，一个允许各种主张自由表达、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它与阿伦特说的公共领域或政治实践领域是同构的”，“文学场的自主性、独立性恰恰表现为它允许包括‘工具论’在内的各种文艺学主张的多元并存”。[37]由于布鲁姆的文学主张、文学场的单数性、同质性、霸权性与专制性，其文学批评实践以及文学场也是非政治化的。
结语：重建政治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审美性、政治性、非政治性。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其文学批评是在审美性外表之下的政治化，而其政治性在本质上却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说，三者遵循从表象到深层再到本质这么一个递进深入的关系序列。而且，审美性、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三位一体，共同造就和形塑了布鲁姆文学批评整体上奇异的悖论性特征。而从布鲁姆文学批评的非政治性（缺陷），我们还应该获得启发和反思——即必须重建政治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公共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在一个文学场中，应该允许多个不同形态的、有着不同话语声音的文学批评（理论）出场和存在，并允许它们就相同的或不同的文本独立地、自由地、民主地、平等地发表、交流自己的见解与观点，而不是压制、排斥其他异己的批评流派，只允许一种（如唯美主义）批评方法的存留，这样才能保持批评方法与手段的多样性、丰富性。实际上，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布鲁姆本人除了主要进行审美性的批评之外，在无意识之中，他也运用了非审美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这说明，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难以阻挡和抗拒。第二，在文学场之外，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文学批评应该跳出审美批评的本质主义框架模式和狭小圈子，融入社会，拓宽视野，关注社会公共领域、公共事务，从而获得独立的、充分的政治品格。作为一个象牙塔内高度象牙塔化了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十分忧惧文学批评涉足社会、政治会对文学的美学纯粹性产生污染和异化，因而坚决反对以一种批评理论来切入社会公共事务、公共政治，主张文学（批评）远离社会、疏远政治。这从体现其文学功能观的一段著名引言即可见出：
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38]
其不关心社会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缺乏公共关切和政治责任与义务感的文学思想与主张由此清晰可见，其文学观的非政治化、非公共性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召唤（在当下消费社会，民众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政治的关注，政治冷漠病流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也出现了非政治化的危机征兆，在这一背景下，时代、社会亟需并呼吁大众关注社会公共事务），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趋向（向外转），文学批评自身拓宽出路的诉求，文学的内在政治性，研究者自身社会性、政治性的不可避免，所谓纯粹审美的不可能，以及知识分子本身的公共性品格要求等等，都要求文学批评走出封闭的象牙塔，走向开放，走进公共领域，就公共事务发出自己的话语声音，重启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如果文学和文学研究内在地包含广义的政治性，如果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知识必然具有广义的政治性，那么，抽象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地鼓励文艺学研究非政治化，就有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使之无法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丧失参与社会文化讨论的能力。”[39]而毫无疑问，与非政治化的文学批评（如布鲁姆的唯美主义文学批评）相比，这种政治化的（是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化，而非政党化、工具化意义上的政治化）、开放性的文学批评无疑能给文学研究带来宽广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理论资源，为其带来无穷的生机和活力，以及更为广阔的出路，而前者（非政治化的文学批评）则会因其自身的封闭性和单一性而逐渐丧失活力与生命力。
注释：
[1]Nikki Giovanni，Alvin Aubert，Calvin Hernton and Leonard D．Moore， “Harold Bloom’s Charge That Multiculturalism in American Poetry is a Mask for Mediocrity”，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No．21(Autumn，1998)，p26．
[2]这在其《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4)和1997年再版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的新“序言”以及《如何读，为什么读?》( How to Read and Why，New York: Simon ＆Schuster，2000)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3]例如，江宁康就认为，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代表着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唯美主义倾向。具体内容请参见江宁康：《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唯美主义倾向——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三期，142页。
[4]这显示出布鲁姆的二元分裂性人格：在意识表层，他是(主张)审美的，而在意识深层(即在无意识、潜意识之中)，他却是政治性的。
[5][6][24][38]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20，22，19，21页。
[7][11][12]哈罗德•布鲁姆: 《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1，199页。
[8]马克思也强调事物的关系性特征，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各种关系(作用)的结果或综合体。如他在谈到人的本质时就说：“人的本质并非某种抽象物，而是现实之中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9]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34页。
[10][22][23][32]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增订版)，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31，16，42，31页。
[1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1页。
[14][15][16][18][19][20][31]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伍 晓 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96，197，196－197，185，184，185，185页。
[17]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10页。
[21]Harold Bloom，Poetry and Repression: Revisionism from Blake to Stevens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p．2．
[25][26]姚文放：《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一期，63，63页。
[27][28]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29，97页。
[29]其具体内容请参见姚文放：《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三期，21页。
[30]王逢振：《怪才布鲁姆》，载《外国文学》2000年第六期，39页。
[33][36]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60，106页。
[34][35][37][39]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8－19，18－19，13，18 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