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

　　邓韶玉 乌国平

　　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进行较有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五四”以后。老一辈学者辛勤耕耘，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研究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初步探索了一些发展线索。这些成绩为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建立科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打下了基础。解放以后，一些研究者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评价古代文学批评遗产，努力沟通古今文艺理论的联系，使这一学术领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一部新的文学批评史的诞生已成为时代的需要。

　　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上、中、下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部出齐。这是建国后出版的规模最大的阐说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历史的百万余言专著，不仅数量上超过同类著作，质量方面也有许多重要的突破。它开拓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众多的研究领域，发掘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新材料，细致而深入地梳理了各家文学批评观点，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从深层揭示了推动文学理论发展的原因，尤其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部原因，比较客观和准确地阐述了中国文学批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国家教育委员会已将这一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列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

　　本书具有下列主要的特点：

　　（一）内容完整，体例恰当。以前出版的有些中国文学批评史，限于当时研究的风气和条件，在选择论述对象方面，或断自唐代，不及宋后，或止于清代前、中期，阙略近代（有的虽对近代有所涉及，篇幅也很有限），而且绝大部分是研究传统的诗、文理论，戏曲、小说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书中所占的比重微小。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容。它一共分为七编，上起先秦，下迄“五四”以前，取材方面，也高度重视戏曲、小说理论，对历史上有影响、有价值的戏曲、小说批评家和他们的论著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从而使它成为一部首尾完整、内容齐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于编著者视野开阔，能够从深、从广发掘材料，因此不仅对著名的理论家和批评论著作了全面的研究，还使一些值得重视而又鲜为人所道及的批评家和批评流派的文学思想，如明末陈子龙、请初廖燕、近代姚莹的诗文批评，维新派“诗界革命”和文体改革主张、翻译理论，南社的诗论，吕思勉的《小说丛话》等等，都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反映了编著者独具的批评眼光和功力。

　　为了完整和比较客观地反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原貌，向读者提供丰富准确的知识，这部书主要采用了以批评家、批评论著和分类文体批评互相结合的编写体例。全书七编分别以相同或相近时代的批评家、批评论著为归属，内容的安排大致遵循近详远略的原则，突出大家和重要论著的地位。宋元以后，词、戏曲、小说相继繁荣，文学批评也呈现出多样化势态，而各体文学批评所讨论的对象、关心的问题、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乃至各自使用的批评术语都有明显的区别。鉴于这些事实，书中论述宋元后的内容，大体上先把它们分成诗文批评、词论、戏曲批评、小说批评四大类，然后再对各类批评家作述评。清代前、中期诗、文批评派别众多，内容繁富，因此又把这个时期的诗论和文论互相判开。体例上作这样细密的安排，与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历史的实际状况是相符合的。当然，各种编书体例均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问题为纲的写法，便于对各个问题作比较深入的研究，缺点则是难以反映批评家和批评著作乃至一代文学批评的全貌。以人和书为纲的写法恰好相反，缺点是对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会受到一定限制，而其长处在于能够充分展示批评家及其著作的各个方面，便于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学批评的进程。究竟选择哪一种体例写作，既受到著书目的的制约，也有本学科达到的研究水平的局限。王、顾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实际出发，以反映文学批评史的丰富性、完整性，并进而客观地描绘它的演进轨迹、深入地探究它的发展原因为主要任务，因此选择现在采用的体例是比较恰当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吸取了以问题为纲写法的一些长处，对文学批评史上某些重要的专门问题，另辟专节予以论述，如南北朝时期的文笔说、声律论，明代的历史小说论等。如果严格依照一种体例来写，上述问题可能会被淹没或冲淡。

　　（二）论析精深，富有创见。如何科学地分析纷纭杂沓的文学批评现象，正确地评价批评家论著的贡献和局限，准确地阐释大量的文学批评范畴、概念、术语的涵义，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最基本的任务，前一辈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本书对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仔细分析它们内部的错综、微妙的关系，在详尽掌握资料和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作出比较客观和公允的评价，观点鲜明，扬抑得当，具有分寸感，避免了片面性和随意性，充分体现了编著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例如对《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伟著，本书用了较多的篇幅作全面的评价，充分肯定它的理论价值和进步意义，同时如实地指出它的局限性。作者首先分析了全书“文之枢纽”的二组文章，认为刘勰的基本思想是在儒家经典指导下的奇真结合和华实并重，其保守性和进步性与这一基本观点是密切相联系的。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准确理解和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心雕龙》提供了一把钥匙。又书中认为“风骨”固然具有思想感情的内涵，“而其主要所指，是一种表达思想感情的风清骨峻的艺术风格”，并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这些都为前人所未发，表现了作者的卓见。书中论述各家的批评观点力求完全，不孤立地谈论一点，作不适当的夸大。如陆游早年私淑江西诗派诗人，中年后诗风有了很大改变，对黄庭坚派的诗歌理论有所不满，提出了“工夫在诗外”的主张。究竟“诗外”工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与诗内工夫的关系如何？作者结合陆游其它的材料分析道：诗人广泛接触外面的世界和社会生活是它最主要的内容，然而又不限于此，读书、识物、穷理等等都属于他所说的“诗外工夫”的范围，又指出，陆游对于形式技巧方面诗内工夫也很重视。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结论：陆游“对江西诗派的说法，既有批判，也有继承，其主要特点在于诗外工夫和诗内工夫的结合”。这是符合陆游思想实际的。又比如谈到《沧浪诗话》的诗歌欣赏趣味主要有二类，“优游不迫”（接近柔美）和“沉着痛快”（接近壮美），而把两美兼备视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由于对严羽的思想理解得比较完整，因此对一些现象的解释也较为合理。有人认为严羽表面上尊崇李白、杜甫，实际上却宗奉王维、孟浩然一派。本书作者用严羽上述思想对此作分析，指出王、孟一派“抒写田园风光闲情逸趣之作，格力气象不够雄浑壮阔，并不符合他的艺术标准”。又有人说严羽贬低元稹、白居易是反对他们新乐府等的思想内容，作者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元轻白俗”的浅显呈露的诗风不合严羽雄壮浑厚、深婉不迫的艺术标准，而不是由于思想内容。这些论断都颇能令人信服。评冯梦龙小说理论的贡献，认为他为中国小说发展理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为后人研究古代小说分期打下了基础。对他具体的观点如把通俗小说的教育作用看得超过儒家经典予以好评，但又指出在用什么内容去教育的问题上他仍表现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局限。优劣互显，不作人为地美化或贬低。

　　本书对批评家及文学观点所以能够概括准确，评价公允，除了编著者治学严谨之外，还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有关。第一，注意结合社会历史和思想学术背景，尤其是广泛联系文学创作实际来阐述文学批评，并不是孤立地就理论而谈理论，从而使很多现象和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说明。如钟嵘《诗品》对诗人品第的安排，后来多有人指出其不当之处，特别对陶潜屈居中品、曹操屈居下品，意见尤多。本书肯定这些指责持论有理，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分歧的产生，是由于钟嵘与后来的批评家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学风尚转变（古文运动兴起，骈体文学衰落），导致了批评标准和尺度的变化，这自然会引起对不少作家作品的评价不一致。这样讨论问题显然要比简单地说说谁当谁不当深入得多。明代后期戏坛上吴江派与临川派之争，涉及到一些重要的戏曲创作理论问题，引起论争的导火线是对汤显祖《牡丹亭》的不同看法。作者通过把臧懋循、冯梦龙的改本与汤显祖原本作比较，指出改本在音律方面也许略为和谐，但是却把汤显祖原作的“意趣”改动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性格艺术构思的完整性。作者结合作品实际来探讨理论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论争双方的长短是非，这种方法是可取的。第二，坚持把提供文学理论本身的价值作为评价批评家和批评论著成就的首要依据。一个文学批评家、一种文学观点在批评史上占有何种地位，这自然应当视其提供的文学理论的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大小来确定。但是在研究实际中，往往把政治的、哲学的和其它的学术思想的评判凌驾于文学理论本身的评价之上。本书对孔子、《诗大序》、刘勰、严羽、沈德潜等的分析都紧紧扣住他们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建树。王充尽管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对文学批评史也提出过一些好见解，但是对文学的特点认识表现出严重的弱点，因此本书对他的评价不象某些论著那么高。曾国藩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但他对艺术性的认识在某些方面比桐城派始祖深刻，他的《经史百家杂钞》选录艺术性散文也较为精审，所以作者并不一概抹杀他的文学批评劳绩。

　　（三）阐述历史发展，脉络明晰。先秦到近代两千多年历史里，中国文学批评获得了很大发展，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重复，甚至某种倒退，但总的潮流是往前奔涌，每一时代都会有新鲜内容来充实文学理论的宝库。一部文学批评史应当如实而明晰地向读者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本书编著者为了达到表述清晰的目的，在编写时注意了以下三点：首先，各编之首均冠之以一篇绪论，这是在对一个历史阶段的全部文学批评状况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以后，总结出其主要的内容、特色及基本的发展趋势。其语言高度浓缩，概括性强，涵盖面大。使读者阅后对这个阶段的文学批评概况和要点做到心中有数。由于要领已得，再读后面详瞻的内容也就较为便捷。其次，论宋元以后的文学批评，采用分类文体批评的体例来编写，这主要是为当时各体文学批评迅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为了使阐述历史发展更富于条理化。从同类文体批评的比较中，便于发现和判别各种主张产生、演化的原因：它们的价值、作用和缺失，从而理出一条条发展的线索；而各条文体批评的线索一旦清理整齐，整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概貌也就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呈现。再次，也是更为主要的一点是，作者非常注意把有关系的批评家和文学观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说明其前后承启关系和微妙的同异之处。由于着力于揭示批评家、批评论著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学批评史就不再是孤立的点的罗列，而是环环缠结的线的汇集。例如论《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时，指出原道、征圣、宗经的思想萌芽于孟子的文论，至荀子而具体化，至扬雄而有较多的发挥，刘勰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论述得更为深入。按照作者的提示再去阅读原著中的有关章节，对古代这一重要的文学观点的逐渐演化就会有较深入的了解。又如谈到苏轼关于文学创作的“空静说”时，指出这一文学观点早先由哲学上的虚静思想转化而来，老庄把它作返朴归真的最终目的，荀子以此为知道的手段，刘勰始用它来论文。苏轼所论，渊源于老庄，却接近荀子，在论文方面尤近于刘勰。我们读了作者的论述后，在知悉“空静说”渊源的同时，对它的蕴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这说明，讲清楚某个文学观点的来龙去脉会有助于对这一观点本身的理解。书中对有些文学理论进行穷原竟委的研究，使它们带有某种专题小史的性质。如在讨论关于《聊斋志异》的评论之前，作者特为追溯了志怪小说理论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说六朝以前的批评主要肯定志怪小说的地位，强调怪即是真，提倡广泛地搜集材料而不注意抒发作者自己的思想。唐代传奇作家认识到要“著文章之美，传要眇之情”。宋代洪迈等就更明确地提出通过志怪来寓意寄兴。明代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把广泛搜集材料与“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两方面结合起来。这样就为读者理出了志怪小说理论的头绪。凡象这类例子，在书里掇拾皆是。这对阐明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好作用。

　　（四）深入浅出，可读性强。本书作为一部大学文科教材，具有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优点。叙事简洁，说理明透，既做到立论有据，又避免繁琐引征，以明畅地表达文意为目的。对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些抽象、深奥的概念和术语，在不违背原义的前提下，尽量把它们同现代文艺理论沟通起来，有的结合文学作品实际，使其意义得到具体显现，帮助读者易于理解和掌握。全书纲目明白，层次清晰，突出了重点，也顾及了整体。文词生动流畅，读来让人觉得亲切。在当前人们普遍感到学术理论著作难读难懂的情形下，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良好文风尤其值得珍爱。

　　本书也有一些可作进一步改善的地方，如对道家文艺思想价值的揭示尚嫌不足，对某些以艺术形式为谈论重点的批评意见的积极意义估计得也不够充分，对唐代新乐府运动的讽谕诗理论评价则略嫌过高，分体文学批评的体例自然有许多好处，但把对多种文体都发表过较好意见的批评大家的文学思想安排在几处地方论述使人觉得不太自然，因此这种体例对一些大家似以例外为宜。相信在全国充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之下，这部著作一定会改得更加完善。

　　转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本栏编辑：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