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风

【内容提要】本文在简单回顾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论述了借用法、解释法、归纳法、比较法、分析法、历史法等六种主要的研究方法，辨析了“方法”与“方法论”的概念，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对存在的弊病作了批评。作者还特别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每一种新方法的运用和流行，都与新文化思潮有密切的关系。因此，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方法是与时俱进的。

一

在谈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方法之前，应该先对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作个简单回顾。我认为，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情形大致是这样：它萌芽于20年代，起步于50年代，繁荣于80年代，90年代以来有所深化。前50年的研究成果很少，真正做出成绩的是后50年。

萌芽时期的研究成果，只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蔡元培的《美学的进化》（1921）和朱光潜的《无言之美》（1924）等。这些论文只是涉及到一些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资料，还不是专题研究。当然，这只是早期的情形。那时，国内美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引进、介绍和研究西方美学，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还没有摆到桌面上来。到了4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诸如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0）和孙道升的《嵇中散的美学思想》（1945）等。从50年代开始，国内美学界才重视对中国古代美学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所以自觉的、专门的和全面的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工作就起步于这个时期。随后，于民、叶朗等人选编《中国美学史资料》；宗白华主持编写《中国美学史》，并发表了《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1962）等论文。但是，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受到了“文革”的影响而中断。进入80年代，长期受到压抑的美学研究的激情得以大释放，长期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成果也纷纷得以出版和发表，于是出现了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大繁荣。诸如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和《华夏美学》（1989），于民的《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1981），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与李泽厚合著，1984年出版第一卷，1987年出版第二卷）和《书法美学简论》（1985），蒋孔阳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1986），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1982）和《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栾勋的《中国美学概观》（1984），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1986），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三卷，1987—1989），郁沅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1986），皮朝纲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1986），张少康的《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张文勋的《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1988），袁济喜的《六朝美学》（1989），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1989），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1980年出版上册，1981年出版下册），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全三册，1988），本书编写组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1989）等等，一些重要的影响比较大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论著多数出版于这个时期。至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论文更是不胜枚举。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向着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方向发展。由于研究成果太多，这里仅举两种，以见大概。一是蔡锺翔、邓光东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共30种（2001年出版第一辑10种，2005年出版第二辑10种，第三辑10种也即将出版），对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达到了本世纪较高的学术水平；二是陈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2000），不仅在文化背景上研究美学，而且将“审美”活动本身看作是一种文化行为，逻辑与实证结合，图文并茂，是中国美学史编著范式的新探索。

总之，100多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繁荣，成为“美学”学科属下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二

元代学者揭曼硕说：“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法度。……凡世间之一能一艺，无不有法。得之则成，失之则否。”（《诗法正宗》）所以，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方法问题是事关成败的大问题。鉴于目前学界还很少有人专门谈论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本文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也没有自己专门的方法，有许多研究方法应该说是美学研究通用的。因此，这里要借鉴两篇谈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方法的文章。一篇是刘纲纪的，他指出“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①；另一篇是封孝伦的，他指出“译介法、注经法、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三论’法、结构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方法、辩证逻辑方法等”^②。参照刘纲纪和封孝伦的观点，我认为，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借用法。所谓“借用法”，就是借用西方美学的方法，或者借用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20世纪，我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美学的同时，也借用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如王国维就借用西方美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研究者所面对的只是一大堆书面资料，要从其中研究出“美学”来，还真有无“法”下手之感。于是借用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就成为不错的选择。西方美学的方法不仅成为参照，成为工具，也成为我们到达古代审美王国的津梁。如赵盛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一书，就是借用西方美学方法和中国现代美学方法写成的。该书第二章用了四节的篇幅，分别从“美的本质”、“自然美”、“人文美”、“艺术美”四个方面，论述《文心雕龙》的美学理论体系。大凡熟悉《文心雕龙》的人都知道，刘勰确实也谈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并没有一个如此的“美学理论体系”存在。这是赵盛德借用西方美学方法和中国现代美学方法“研究”出来的。如第二节关于自然美的论述中，既有当下美学界关于自然美讨论的背景，又引用了黑格尔、马克思和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人的观点。又如第三章第二节系统的审美方法，就是借用了当时盛行的“系统论方法”进行研究的。再如朱志荣的《中国审美理论》（2005）一书，运用中国当代美学的研究成果，借用西方美学和中国当代美学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古代美学建构了一个“审美理论体系”的框架。这个体系框架分别由“审美活动”、“审美对象”、“审美关系”、“审美特征”、“审美意识”、“审美意象”、“审美风格”和“审美化育”等八章组成。作为该书逻辑起点的“审美活动”，最早是由苏联著名美学家鲍列夫提出的。1970年代，鲍列夫在《美学》一书中提出，“美学是审美活动的理论。”^③他的理论根据又是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活动”理论那里来的。所以，朱著的主要方法来自西方美学，其中也有一些方法来自中国当代美学。总的来看,在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对于“借用法”的使用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这里所提到的赵、朱二人。可以这样说，凡是西方近现代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方法，几乎都被我国美学研究者借用过。正如王德胜说的：“20世纪中国美学从西方那里接过了包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学术方法系统。……从世纪之初的介绍性引进，到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方法热’，几乎每一次方法论层面上对于‘西方’的热切追踪，结果总是带来中国美学研究形态的某种阶段性转换活动。”^④确实是这样，有借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有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研究庄子美学的，也有借用符号学、神话原型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值得肯定的是，“借用法”是策略，是工具，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研究者与时具进、学术视野不断扩展的结果，由此推动了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问题。譬如有位学者仅仅通过“反权威倾向”、“反艺术倾向”和“多元化倾向”等几点比较，就断定庄子美学中具有“后现代意蕴”和“后现代内涵”。^⑤请问：在2300多年前中国的庄子美学思想中，怎么会有2200多年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意蕴”和“内涵”呢？尽管作者也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还是得出了这种违反历史和违反逻辑的结论。我认为，这不仅是方法论的错误，也是观念的错误；或者是由方法论而导致的观念上的错误。所以，方法的借用一定要遵守科学的原则，不能“乱借”，更不能死板硬套。否则，就会闹出笑话的。

二、解释法。所谓“解释法”，就是在解读“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阐释和解说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汉学”与“宋学”的统一，既重视“我注六经”，也乐于“六经注我”。在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此种方法得到了十分普遍的运用。这是受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因为，有了“汉学”方法的基本功，才能读懂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才能深入到古人精神世界的细微处；有了“宋学”方法的运用，才能目光独具，看到古代文献背后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和学术世界。如刘纲纪的《周易美学》（1992）就是用的“解释法”。第一章第一节对《周易》中出现“美”字的四条材料，逐一进行解释；第二节又对“元、亨、利、贞”四个字，逐一进行解释。作者在该书“绪论”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文字的训诂考证与思想的理论分析相结合。”具体说，“（1）借助文字训诂，结合历史背景（包括思想史的背景），弄清《周易》原文的意思；（2）在此基础上分析《周易》的哲学思想；（3）根据《周易》的哲学思想分析其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不仅‘我注六经’,而且‘六经注我’。”^⑥又如我的老师寇效信教授生前撰写的《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1997）一书，也是用的“解释法”。该书先后对“文德”、“神思”、“志气”、“风骨”、“体势”、“文质”、“奇正”和“通变”等美学范畴进行了阐释，而且在17个章节题目中标有“释”、“解释”和“理解”等文字。总之，“解释法”是一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经常要用到的方法。它的优点是能够准确把握古代文献的“原义”，规避“过度阐释”的发生；其缺点是容易陷入繁琐考据之中，影响理论水平的发挥。

三、归纳法。所谓“归纳法”，是一种收集和运用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的研究方法。它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收集资料的方式，即从古代文献中将相同或相近的资料收集到一起；二是运用资料的方式，即在论著中列举一系列相同或相近的资料，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推理，然后提出观点来。这两种方式常常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由于我们的古人没有“美学”的理论自觉性，所以他们不会专门地和集中地谈论“美”的问题，而是七零八碎地夹杂在其他问题中来谈论。因此，在古代文献中，关于“美”的资料就显得特别分散和零碎。正是这个缘故，在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便常常会用到“归纳法”。如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1979）一书就使用了“归纳法”。在该书首篇《孔子的美学思想》中，作者将《论语》中有关“美”的8条资料分两个方面列举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论证，提出观点。该书末篇《韩非的美学思想》也用了“归纳法”，将韩非论“美”的9条资料分三种情况进行列举，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论证。还有陈良运的《美的考索》（2005）一书，也多次使用“归纳法”。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先列举《诗经》中有关“美男”资料3条、“美女”资料8条；随后列举《左传》中关于“美”的资料17条，进行分析论证。这种“归纳法”有许多优点，但弄不好则容易犯断章取义的毛病。所以，在分析论证时，一定要结合上下文语境理解“原义”，才能够使论证有坚实的基础。

四、比较法。所谓“比较法”，是将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美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法”在我国美学界得到了普遍的使用。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就较早地提倡用“比较法”研究中国古代美学。1982年，他就发表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一文，指出：“怎样把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拿来和西方的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就成了很迫切的课题。”“谈到比较研究，首先，它不是比高低，而是比特点。……找到了各自的特点，也就为相互的学习和借鉴，找到了客观的根据。”^⑦1984年，蒋孔阳先生又发表了《对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一些想法》一文，指出：“在中西美学思想相互比较的当中，来开掘和整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我们比较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在表面差异很大的中西美学思想之间，探寻出共同的规律。只有探寻到了这一共同的规律，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美学思想，纳入世界范围和世界水平上来思考，以探求我国美学思想应当发展的道路。”^⑧因此，蒋孔阳先生在方法论的高度为“比较法”的运用指明了具体的方向。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如周来祥、陈炎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2）一书，就对中国古代的经验美学与西方古代的理论美学、中国古代的伦理美学与西方古代的宗教美学、中西古代和谐美的思想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当然，这是一种宏观上的比较研究，而更多的则是微观上的比较研究。如韩湖初在《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1993）一书中，就用“下编”占全书一半多的篇幅，对刘勰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两本书在当时的比较美学研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对于“比较法”的运用都达到了“浑化之境”（邱世友评语，见韩著《序》），而无“类比”之嫌。

五、分析法。所谓“分析法”，就是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与“归纳法”不同，它不是从资料出发，而是从作者的观念（因为它省略了研究过程）出发。在“归纳法”中，资料是始点，观点是终点。但是，在“分析法”中，观念（包括“观点”，但不等于“观点”，它比“观点”的内涵和外延要大得多）是始点。这种方法省略了研究过程，而直接从“结果”（观念）出发。它往往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或证明某种观念（观点），或将某种观念（观点）予以拓展和深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法”就是“哲学法”。在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这种方法也有比较多的运用。如李泽厚的《华夏美学》（1989）一书，就是从“人类学本体论”（或心理本体）的中国哲学观念和“以儒为主，以庄、屈、禅为副”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观念出发，来研究华夏美学的。其实，他的这些观念早在此前撰写《美的历程》（1981）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6）二书时就形成了。正如《华夏美学·前记》所说，该书只不过是“从美学角度论述这一事实”而已。我们从该书末尾的那张“图表”里，可以看出“分析法”在该书中的具体运用情况。虽然，它有一条从“先秦两汉”到“明清近代”的历史线索，但是在写作时却采取了“隐史显论”的方法而突出理论。所以，正如作者自己说的，该书是中国古代的“审美的形上学”，而不是“中国古代美学史”。因为，作者对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和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不满意，便立志要写一部具有“本土的真正精神”的《华夏美学》。所以，该书是用“分析法”所作的理论建构的成功范例。又如祁志祥的《中国美学原理》（2003）一书，从“美是普遍愉快的对象”的美本质观点出发，分“美的共相”、“美的殊相”和“美的感知”三编，建构了一个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框架。该书由于“分析法”运用得当，也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还有潘知常的《中国美学精神》（1993）一书对于“分析法”的运用也比较好。作者通过分析研究，将中国美学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本体视界”、“价值取向”、“心理定位”和“感性选择”，并分别以先秦美学、魏晋美学、禅宗美学和心学美学作为相对应的研究对象，从而对中国美学的根本内涵、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作者自己说他用的是“接着讲”的方法，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分析法”，是一种面对历史事实（即“接着”）的、而又有研究主体自由阐发（即“讲”）的“分析法”。

六、历史法。所谓“历史法”，就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史。当然，“美学史”的写法可以有许多，或写成“美学的历史”，或写成“美学家的历史”，或写成“审美意识的历史”（鲍桑葵语），或写成美学范畴史，或写成美学思想史，或写成审美文化史，等等。目前，国内美学界比较流行的写法模式是“概况＋美学家”的著史方法，就是先写某个时代的美学发展概况，然后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或美学论著）来写。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容易操作，而缺点是容易流于模式化和教条化。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法”，是一种更本质、更深层和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它的特点是：联系人类的审美实践活动来考察其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发展，联系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和思想来探讨其审美实践活动和思想的本质特点。因此，用这种方法研究“美学史”，就会得到社会实践的物质的“实证”基础和支持，故使“立论”坚实而不空疏，并容易把握“美学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所以，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代美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运用。如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一书，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结合的方法，即本文所谓的“历史法”进行研究，对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都获得了新的进展，因而影响较大。又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一书，也是采用了“历史法”进行研究的。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处理“点、面、线”关系的方法；以及把握“历史上每个时期美学思想的本身面貌和发展线索”，“阐明美学思想和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系，阐明美学思想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所谓“两步法”，就是“历史法”。总之，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历史法”的运用较为普遍，大多数学者都具有这种方法论的自觉。

综上所述，这六种方法是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除此之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由于篇幅的限制，就不再论及。

三

接下来，我要对“方法”和“方法论”两个概念谈点看法。我认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所谓“方法”，就是指研究和解决某一学术问题的具体操作方式。它是非常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如上文所说的“解释法”、“归纳法”、“比较法”和“分析法”等，就是方法。所谓“方法论”，就是指某种学术研究方法的理论原则。它包含着“方法”，但与“方法”相比，又多出了“理论”元素。它既是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又是抽象的，具有理论性和原则性。如上文所说的“借用法”和“历史法”，就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因为，“美学”是西方近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引入我国的时间并不太长。所以，我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美学学科的同时，并借用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因此，“借用法”就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观念（如“拿来主义”）和原则（如“洋为中用”），即“方法论”。至于“历史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更是如此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不仅为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提供方法，而且还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可以这样说，“方法论”是大方法、总方法和根本的方法，而“方法”则是小方法、分方法和具体的方法。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目前，国内美学界有一些学者在观念上和使用上对于两者混淆不清，值得注意。

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有单一的方法，也有综合的方法。前者如“解释法”、“归纳法”、“比较法”和“分析法”等，单一方法相当于“方法”；后者如“借用法”、“历史法”等，综合方法相当于“方法论”。因为，就拿“历史法”来说，只是一个总方法，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你可以采用许多具体的方法来研究。诸如，你可以采用文献考据法、文物考古法、田野调查法、社会分析法和数据统计法等等，只要不违背“历史法”的理论原则，什么方法都是可以采用的。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中，有单一方法促进美学研究发展的情况，如“比较法”的广泛运用，带来了比较美学的研究热潮，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成为20世纪末一道亮丽的美学景观。当然，也有综合方法促进美学研究繁荣的情况。事实上，在一部美学著作中，也不可能仅仅只用一种研究方法就能够奏效的。所以，综合方法的运用倒是很多的。如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一书对于综合方法的运用就具有典范意义。在该书中，既有传统的朴学法，也有分析法、比较法和历史法，还有人类学、心理学和符号学的方法等。又如王振复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2002）一书也较好地运用了综合方法。在该书中，有传统的小学法、文献考据法和文物考古法，也有解释法、分析法和图表法等。尤其是薛富兴的《东方神韵—意境论》（2000）一书，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自觉的探索，将微观与宏观结合、抽象与具体结合和逻辑与历史结合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当时的美学界是十分有创意的。当这部富有才气的博士学位论文一出来，著名学者吴中杰和周来祥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该书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见该书序一、序二）。

总体来看，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研究成果也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对前辈学者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拓展。如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提出了将“纸上之学问”（即“文献”）与“地下之学问”（即“文物”）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在史学界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1980年，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先生几乎同时强调，要结合“文物”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朱先生在《中国古代美学简介》一文中指出，文物“也是中国美学的第一手资料”。^⑨宗先生在《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号召：要“对这些文物从美学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我们专门搞美学的同志要好好利用这些无价之宝。”^⑩于是，结合文物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方法便受到美学界的重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一书对此方法的运用起到了示范作用。随后，常智奇的《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2000)和朱志荣的《商代审美意识研究》（2002）就是用这种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又如1932年，鲁迅先生在谈论诗歌时，最早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了比较^⑾，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示范作用。王毓红的《在〈文心雕龙〉与〈诗学〉之间》（2002）一书，用了30多万字的篇幅对此作了丰富和拓展。因此，著名美学家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往往具有示范的作用。如霍然的《唐代美学思潮》（1989）和《宋代美学思潮》（1997）两书，从研究方法上走的就是李泽厚《美的历程》的路子。当然，也有新方法的运用，多数是受了当代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诸如，文艺美学思潮来了，就有了文艺学与美学交叉的研究方法，也就出现了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1986）、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姚文放的《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1997）、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1995）、陈方既的《中国书法美学史》（1994）、郭因的《中国绘画美学史稿》（1981）、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1990）和刘江的《篆刻美学》（1994）等一大批研究成果；接受美学思潮来了，就有人对接受美学的方法论感兴趣，也就出现了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1989）之类的研究成果；审美文化思潮来了，文化阐释学的研究方法便大行其道，就出现了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之类的研究成果；生态文化思潮来了，又有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有了曾繁仁的《试论老庄道家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观》（2003）的长篇论文；大众娱乐文化思潮来了，便有了刘巨才的《选美史》（1997）等研究成果。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种种方法，是与时具进、受了时代文化思潮影响的产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研究方法的运用却是由具体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如姚文放的《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一书，由于上、中、下三篇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同，便分别采用了“逻辑分析法”、“文化阐释法”和“中西比较法”，由于方法与对象的紧密结合，因而达到了作者的预期目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方法，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已经在上文指出了，这里只是再强调一下。如在“解释法”的运用中存在着“阐释过度”的弊病；在“比较法”的运用中存在着“拉郎配”的“乱比”现象等。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质量，将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存活在现代文论中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批准号：05BZW0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刘纲纪：《中西美学比较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湖北省美学学会编《中西美学艺术比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70页。

②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③鲍列夫：《美学》，乔修业、常谢枫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0页。

④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⑤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33页。

⑥刘纲纪：《周易美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⑦蒋孔阳：《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

⑧湖北省美学学会编：《中西美学艺术比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38页。

⑨蒋孔阳主编：《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⑩该文刊于《文艺研究》1981年第2期。

⑾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某书读后记》。

【作者简介】古风，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转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6辑）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