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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理论创新中的"继承"，我们首先会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冯先生认为："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具体意义上说，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之类东西，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学这些东西了，不去继承它：但从抽象意义说，孔子这句话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经常温习和实习，这样看，这个命题就是对的，可以继承。"显然，"抽象"在冯先生这里主要是指"观念"和"理论"，而"具体"则是指这些观念和理论在特定时代的特定解释和运用。也就是说儒家的很多做人和学习的"道理"是可以继承的，但其在实践中的具体内容则可以应时代变化而重新规定。所以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可以大致理解为"观念之道不变"而"对观念的阐释和运用可以改变"。

　　"观念抽象"无法完成当代理论原创

　　仅仅注意到儒家思想这种"观念抽象"，是不可能完成中国当代理论原创的任务的。因为当我们不能弄明白"什么是可变的抽象"、"什么是不可变的抽象"，在文化上如有"不同层次"的话，逻辑上就不可能讨论清楚"怎么继承"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作为儒家经典文本的《易传》和儒家观念之代表的《论语》，其实都来自《易经》这一蕴涵更为原始抽象内容的文化符号。就像《道德经》也可以作为《易经》的另一种阐释一样。冯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到"抽象"其实有"文化精神符号的抽象"与"理论观念的抽象"两种。前者指卦、爻和卦辞、爻辞系统的《易经》，后者则指解释这种系统的《易传》。《易经》传达出一种中国文化具有团圆化现实、对称性和谐的原始精神特点，这是中国文化发生时最早可视的抽象，而儒家观念从《易传》到《论语》、《中庸》、《大学》等，只不过是后人对这种"元抽象"占筮的一种"再解释"而已。

　　对"乾、坤"为基础的"天、人"关系而言，可以有《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来统摄"天、地、人"，得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合一"之看法，也有苟子在《天论》中说的"明于天人之分"之看法，更有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的"天、人""其事各行不相预"的"天人不相干"之看法，而且就"天人相分"而言，也有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和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之差异，它们均说明后人对《易经》"天、人关系"的理解，已经构成了"可批判之关系"。如果我们不注意"抽象的继承"有"中国文化的精神特点"与"学而时习之"这种儒家观念的区别，我们就很难解释西方不同阶段的文明实际上都是对《圣经》模糊的宗教性"彼岸"抽象的不同诠释。西方不同文明的哲学观念都可以看做对《圣经》抽象的文化符号的不同解释，解释与解释之间是一种批判性关系，所以哲学作为"文明的观念"和"时代的观念"也就是"可以改变"的"抽象性存在"。不仅是"诗"、"书"、"礼"这些儒家具体文本可以批判改造，就是对儒家理论原创的批判则体现为：任何一种独特的理论都是一种有机性理论，任何有机性理论均具有"正、负功能"，思想的和理论的创造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思想结构使现有的"糟粕"和"精华"均发生功能变化，同时也可能产生新的"正、负效应"。"学而时习之"这样的抽象观念同样也是可以批判的。我们通过这样的批判完成对《易经》的新的解释，才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原创之路"。

　　理解"理论原创"所需要的"批判"

　　从冯友兰先生的"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学这些东西了，不去继承它"的意思来看，与"继承"相反的"批判"，具有明显的"舍弃"之意。在理论创新方法上，"扬弃"所包含的"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是不少学者都能赞同的创新方法论。"对当下有用就是好的，是精华，反之就是不好的，是糟粕"，对"糟粕"的批判，一般入也是"舍弃"性的理解。

　　我认为这种"舍弃性批判观"，很难承担理论原创所需要的"批判"之重任。文明在根本上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中国学者很看重西方文明重"个人权利"会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贝尔所说的"唯我独尊"之负面功能，但是却很少思考正是因为其"唯我独尊"的短处才促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有机体运动，这正像儒家文明的"家庭式温情"是与"压抑个性和个体创造"的负面性相辅相成一样--把一种文明的"短处"作为需要"克服"的对象，在文明的演变中从来没有成功案例--西方现代文明建立起个体自由的文化，同样失去了中世纪文明最可贵的人的优秀品质--牺牲与献身的精神。所以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既会改变过去文明的"短处"，也会改变过去文明的"长处"。

　　20世纪"五四"先哲们曾经把中西方之优长分别以"整体／具体"、"感悟／逻辑"、"温情／理性"、"非人／人"等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却一直没有解决"既重整体又重具体"、"既重感悟又重逻辑"的方法论，最后只能导致"此时重整体／彼时重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破碎--"西方文化的优点"多是学者们憧憬的对象，而"中国文化的缺点"却基本上是学者们的实践本身，这种"言行不能统一"的状况，就是"糟粕－批判－舍弃"的观念直接造成的。

　　理论原创的批判则体现为：任何一种独特的理论都是一种有机性理论，任何有机性理论均具有"正、负功能"，思想的和理论的创造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思想结构使现有的"糟粕"和"精华"均发生功能变化，同时也可能产生新的"正、负效应"。西方现代文明将个人从教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既是对西方古代文明的"糟粕"之改变，也是对西方古代文明的"精华"之改变。改变"糟粕"，意味着西方理性从对"绝对理念"、"教会理念"的膜拜转化为对个人利益、生命、感性、欲望、自由意志的推崇，创造出一种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的现代生活：而改变"精华"，又意味着个体对整体、社会、他人的义务、牺牲、奉献，在现代文明中被边缘化。这就使得西方古典主义精神所产生的个人唯利原则，要通过罗斯福强化国家和社会的调控来进行修补。但这种修补之所以是权宜之计，是因为西方古代社会的"精华"已不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成为主导性思潮。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两方现代个体观和自由观及其正面效应需要新的理论批判和改造。

　　创造性改造原有文明

　　既然理论原创意义上的"批判"是创造性改造原来文明的思想结构，那么"性质和结构改造"的"批判"，看重的就是通过"性质改造"使其产生新的功能。比如"学而时习之"，今天看起来依然是对的，但这样的"对"，一旦放在"学"与"思"的结构中就有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学习"、"温习"之后"做什么用"的问题。即无论是"学而时习之"还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都没有深化到"学习温习之后更重要的是批判创造性的思"。所以结构改造就应该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批则殆"--只有在缺少"批判创造性思考"的时候，事情才会被慢慢耽搁（殆）。这样就用"学"、"思"、"批"缺一不可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学"与"思"的循环结构。"温习消化的思"就只能是这种结构的"中介环节"了。

　　如果将这样的结构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体制，今天的中国学术就不会满足于消化吸收西方人的思想，而是会立足于"中国问题"，通过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来诞生中国当代自己的原理、命题和范畴了，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