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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在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中，他是我国大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历史见证者与实践者，也是少数同时活跃在文学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等不同领域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之一。新近出版的《张炯文存》[①]（以下简称《文存》，较为翔实地反映了张炯先生从事文学研究六十年的学术历程和思想轨迹，全方位展示了作者史论兼备的学养和守正创新的才情，是他半个多世纪纥纥孜孜辛勤笔耕的成果结晶，也是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史论结合，识见高远，《文存》内容的丰富蕴含

　　《文存》十卷近500万字，所涉蕴含十分丰富。其中，第一卷是文学创作部分，包括“张炯学术档案”、“我的文学生涯”（代序）和作者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电影剧本、诗歌和回忆录等；第二卷是文学理论部分，收录有《文学书简》、《创作思想导向》、《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等重要理论成果；第三、四两卷是文学史论，包括《毛泽东与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格局》、《文学史学探讨》、《古典文学史论》、《现代文学史论》、《当代文学史论》、《文学研究史论》等；第五、六两卷收录的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下两卷；第七、八、九卷是最为丰富的文学评论部分，包括《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论评》、《文学短评》（七卷），《丁玲创作论》、《文学的攀登与选择》、《文学短论》、《理论问题探讨》（八卷），《文学的回眸与思考》、《走向新世纪》、《文学短评》（九卷）；最后一卷收录的则是序跋、演讲、怀念与访谈录、文学活动年谱等内容。从时间跨度来看，《文存》所包含的文章、著述，最早始于五十年代，最晚的作品收录于2010年，跨越半个多世纪，并分属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新时期、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几个阶段。把这些文章、著述连缀辑录成集，实际上反映了作者追踪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跋涉历程与鲜明足迹，突出地映射了当代文学六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当代文学评论史、当代文学研究史的特殊意义。当我捧读这装帧精美、识见高远的十卷《文存》，面对如此巨大的篇幅和丰富的内容，分明看到了一个学者自身沉甸甸的学术分量，感受到的是先生卓越的学识、治学的勤勉和成果的厚重。

　　史论结合所体现的“史”的眼光与“论”深邃，以及由此构成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文存》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张炯先生1948年投身革命，50年代中期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参加了1955级同学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此一直致力于文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离休之后，仍然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辍耕耘。他所走过的文学道路与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道路是一致的，因而他有关中国文学的“史”与“论”均能融入现实并切中肯綮，洞见敏锐且持论公允，显示出一种史论呼应、史论并存相生的大家气象。

　　文学史与文学史论两大部分是《文存》的重点之一。在文学史研究中，得力于作者长期治史的开阔眼界，从纵向的线索到横向的重点，都能举重若轻，繁简有度。譬如，其《新中国文学史》十分客观地展示了建国以来文学发展的面貌，视野宏大，取舍精当，不仅真实描述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也不避讳所走过的弯路，不仅体现了对众多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独到见解与评价，还展示了文坛上的不同观点与争鸣。其中有关都市文学的观察、关于史传文学的概观，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评等，都有别于流行于时的其他文学史著，不仅系统而精到，在内容的拾遗补缺上也具有不可替代性，被评之为“真实完整、公正允当，既富历史感，又具概括性，开创了崭新的文学时代。”[②]在文学史论部分，无论《古典文学史论》、《现代文学史论》、《当代文学史论》，还是《文学研究史论》，不管是阐释《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还是分析《新时期文学格局》，均多有创新与突破，表现出了一种文学史论家的通识眼光和高远视野。尤以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的细致论析，把当代文学史的思想指导、制度建设、发展走向等方面的问题，解析得深入而明晰，给人以诸多教益与启迪。他明确提出：“文学史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入掌握历代文学的丰富资料,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探寻它发展的规律,公平地评价作家与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把优秀的作家与作品介绍给劳动人民”。[③]这也正是他自己几十年文学治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在“论”的层面上，《文存》中有专门的“文学理论”卷，另有“文学评论”三卷，足见理论评论研究在张炯先生著述中的特殊地位。这其中有作家论、作品论，有对各种文学现象、文学问题的解说与剖析，既反映了作者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也表现了作者扎实的学养，丰沛的见识，以及面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文学倾向和文学问题时，勇于释疑、敢于解惑的锐气与能力。建国以来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在《文存》的理论与评论卷中均有涉猎、有辨析、有创见，这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中，委实是不多见的。张炯先生不仅是一个文论家和文艺批评家，还是一位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作为批评家他十分关注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与建设性，作为文艺工作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更关注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历史导向作用。因此，他的文艺理论研究总能敏锐地抓住重要创作现象和重大理论问题以及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哲学、道德、文化、法制、美学、人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吸取理论资源，对文学界的重要学术论争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现代主义问题，以及新观念新方法问题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热烈讨论的话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持论有故的理论建树。有评价者说：“在各门类社会科学中，他更为关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形成他对种种生活现象的理论现象进行审视和判断的深邃眼光，从而奠定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思想基石。”[④]这个评价在《文存》收录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史论的丰富著述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

　　二、思辨深邃，学理厚重，文艺价值观的守正立场

　　张炯先生是有着较高文艺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具有深厚学术涵养与人格魅力的文艺研究学者。他善于以敏锐的洞见，深邃的思辨，对各种文艺思潮和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析，以正确的文艺价值观研究文艺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以科学的守正立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代表性人物，张炯先生的文学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的立场、观点和特色。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借鉴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其他西方文艺理论，紧密结合当代文艺实践，阐明了很多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弘扬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主旋律，具有明辨学理、价值守正的特殊意义。铁凝主席就曾举例说：“在《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等著作中，他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的梳理、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实践与规律的总结，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也具有深厚的学理性、创新性。张炯同志为建构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参照。在文学评论方面，张炯同志一直满怀热情地关注和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他不仅是书斋里的研究者，还是文学现场的有力参与者，他不仅撰写了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更高屋建瓴、深入全面地解读评述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他的评论与读者、与作家是贴心的，呼应着时代的变革、推动着文学的发展。”[⑤]他在文学评论中，尤为重视推崇具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倾向与现实主义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品,但又能以宽容大度的胸怀去容纳和恰当地评价其他各种不同思想和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品。在《我与文学批评》一文中作者谈到:“文艺批评家的尊严在于独立的人格。他不依附于作家。无论是大作家、小作家，老作家、新作家，在他面前一律平等，只以作品见高低。他既敢于赞美应该赞美的，也敢于批评应该批评的。在他，批评的尺度不是风向标，而是深藏内心的指南针。风平浪静也罢，狂风骇浪也罢，他的指南针永远为自己指明应走的坚定方向。”[⑥]他自己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向去努力的，这在《文存》的许多篇什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一是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以科学理论为骨，把握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正确导向。几十年来，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化，学坛新锐的观点和方法如何与时俱进，张炯先生总能始终不渝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读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坚持不懈的勇气，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创作方向和学术导向，不断追求真理，修正错误。《文存》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他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什么史观会比辨证唯物史观更能够整体地合规律地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应该说，辨证唯物史观至今仍然是科学的文学史著作的基石，也是科学的文学史观的合理的灵魂。”[⑦]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研究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呢？”，他把这种作用概括为三条：第一，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第二，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视角，即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视角；第三，马克思主义还为文学评价提供了科学性与当代性相统一的价值标准。同时张炯先生又不是僵守教条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文学，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反对运用其他学说所提供的观点和方法。”[⑧]新时期之初，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遭遇了危机，如何“正本清源”并使之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张炯先生为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导向对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表现了极大的理论勇气及开拓精神。他梳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范畴及义域，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将马克思义文论的基本原理与当代文学实践相结合，撰写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等著作，系统而深刻地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积极思考，并以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为新时期文学呐喊，不遗余力地匡救文弊，经他评论过的作家作品数以百计，把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创造性地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他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的梳理、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实践与规律的总结，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也具有深厚的学理性与新创性，为建构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意义深远的理论参照。

　　二是以正确的文艺价值观拓展和深化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各种文艺思潮面前秉持开放的理论胸襟和守正的学术立场。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文艺理论界对诸如关于文学艺术的特征、形象思维、现实主义、人性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等重要理论问题展开过广泛地争鸣。上个世纪80－90年代，西方许多新的文艺理论,如存在主义、弗洛依德学说、原型批评、新人本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以及研究方法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大量译介进中国思想理论界；在创作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等潮流大行其道，现实主义艺术遭遇到轻率的“过时论”指责及其合法性危机。张炯先生在《创作思想导向》、《新时期文学论评》、《理论问题探讨》、《文学的回眸与思考》、《文学短评》、《文学短论》等一系列论著和文章中，对这个时期几乎是所有理论批评界讨论和争鸣的热点问题均予以深入的反思、点评和探究。我们注意到，他不是简单地对各派观点进行臧否，也不是保守地排斥一切新说，而是站在守正的立场，从学理的角度给予深刻的思辨。一方面旗帜鲜明，在原则面前不迷离，不含糊；另一方面又能不守旧，不狭隘，不教条，注意历史地分析不同理论观点和创作思潮的局限，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评判其成败得失，结合我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实际，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给予科学的辨析，做到在分辨中吸纳，在批判中建构，阅读这批成果不时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理论剖析的深邃与厚重。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直觉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著作的译介，给我国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带来了许多冲击，他对此均给予了科学地鉴别，辩证地阐释。他指出，重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夸大个人意志的作用，轻视社会群体和时代条件与个人的联系，就显得偏颇了。他不轻视人的生命意识，潜意识和本能，但指出文学活动更应关注人的社会意识、显意识和理性。特别是在现实主义艺术的拓展与深化方面，《文存》中有丰富而精到的理论建树。张炯先生深刻地审视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既通过《新中国文学史》纵向、整体地考察了现实主义在我国的流变及其表现形态，又横向性、多层次性地剖析了新时期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如追求生活描写的多层真实性、艺术表现的开放性和思想穿透的人道性。他辩证地审视当今文艺创作方法的多元探索，又实事求是地指出现实主义并不会被现代主义所取代，现实主义创作浪潮仍然是我国文学的主流。他通过对《创业史》、《红旗谱》、《东方》、《人啊，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的评论，对现实主义的基本要素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性和倾向性，以及艺术家的主体性及其辩证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其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其他艺术形式、市场经济和新科学技术等因素的“相遇”所凸显的“新质”进行了合理的辩护。既对现实主义在经验层面进行了描述和概括，又对其在哲学层面予以反省和深化。正如评者所言：“张炯以世界文学格局为参照，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到宏观的文学思潮、从实践到理论、从历史到当代、从非理性主义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与规律、从文学现状到文艺方向等内容出发，力图建构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诗学，并得到了广泛的反响。”[⑨]

　　三、贴近时代，回应现实，学术建构的创新思维

　　张炯先生是一位理论家，也是一位实践者。他的理论不是与现实隔膜的“书斋之论”，而是贴近时代、贴近文学实践的“有为而作”；他的实践（包括理论实践和创作实践）不是功利之需或权宜之为，而是文学道义、文化良知和主体素养的性情表达。因而，十卷《文存》的丰富篇什，特别是长达三卷的“文学评论”卷（第六、七、八卷）和“文学理论”卷（第二卷）、“文学史论”卷（第三、四卷），均表现出贴近时代、回应现实的学术品格和理论建构上的创新思维。

　　关注现实作宏观考察，以学术创新推进文学的整体建设，使《文存》彰显出大家气象。与张炯先生共事多年的白烨同志曾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与取向，张炯的当代文学研究，更为注重宏观考察，更为着力于整体建设，是其鲜明而突出的一个特点。”[⑩]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炯先生就对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特色，新时期文学繁荣的原因与启示，以及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撰写了一系列有识有见的文章，在当时的文学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于有着坚实的储备，丰厚的积累，张炯在当代文学研究与事业的宏观层面上，做了许多别人没有想到去做的，或想到了还未去做的事情与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和当代文学史料的建设，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的推进，乃至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或有着开拓性的首创意义，或有着建构性的重要价值，已经作为精彩的篇章，融入当代文学学科与事业的蓬勃发展的辉煌史册。他善于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古代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积极成果,并与当代文艺实践的结合,以此去研究和阐明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比如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英雄形象塑造的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创作题材的开拓问题、雅俗共赏的问题、社会改革与文学改革的问题、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问题等,他都发表过相当有深度的文章,以正确的话语立场有效推进了当代文艺和文艺理论的整体建设。如《文存》第二卷收录的《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一书，密切联系实际论述当代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多方面的联系，阐明中国文学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源流,分析高科技时代文学的新发展和市场经济对中国文学传播的二重性,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读当代文学种种变迁,强调文学理论应当与时俱进,切入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以正确的话语立场整体考察当代文坛，端正文学的走向，在《新时期文学格局》体现得最为充分。在该书中，作者从新中国文学的三次历史性转折入题，分别阐述了理论批评与思想文化、拨乱反正与多项探索、观念嬗变与方法引进等文论变化的不同侧面，然后以“反思”、“人学”、“创作主潮”、“艺术流向”、“现实图画”、“寻根”、“军事文学”、“城市文学”、“通俗文学”、“历史”、“发展势态”等章节，对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学现象、文学倾向、文学问题逐一进行清理和评辨，最后提出了文学健康发展的三点建设性构想：一是必须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格局中加强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宏观调节；二是进一步大力完善和提高作家、评论家的素质；三是进一步确立和发展创作与评论相互促进的良好关系。[11]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和建议在当时的文坛是切中肯綮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作者贴近时代、回应现实治学风范和导向性、建设性的话语立场，开阔的视野，恢宏的气度，整体推进的建设性构想，显示出高屋建瓴的学术气象和理论风范。

　　面对现实处理疑难问题，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把握文艺的核心价值，以强烈的责任感推进理论进步，是作者一直秉持的治学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全球化的思想激荡带来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观念的复杂变迁。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传媒文化、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正不断分化又不断交叉融合，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全面渗透和多维的冲击，导致当代文艺创作无论在创作上，理论批评上，还是在文艺的传播与接受上，都出现了诸多不良的病症，如极端膨胀的个人化写作，迎合低俗的趣味写作、违背艺术规律的商业化炒作等，文艺价值观出现一些混乱与缺失，给文艺健康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在对这些文学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中，张炯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多种价值观，人们对于价值观的选择也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价值观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效用；在推进当代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求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利益的评价标淮，在今天，就要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的评价标准。这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表达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内涵，也显现了我国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特点，因而也是最具包容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评价体系。为此，他在《创作的思想导向》等著述中，深刻地阐明了文学创作中思想导向的重要性，分析了思想导向与文学艺术创作、与文学创作过程、与文艺创作方法的内在关联，倡导今天作家要努力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尊重历史，事实求是，正确认识思想导向、文艺核心价值对文艺发展的重要性和对文艺创作的制约性。他说：“作家的世界观、思想导向不仅关系到正确阐明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与时代，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宗教、法律、道德伦理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等复杂现象，对于揭示文学艺术怎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了解文学艺术家的历史境遇和命运，了解他们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与寿命，他们可能在怎样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生活的真实，表现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愿望、理想，以及他们的爱与憎、喜与怒、崇高的激情与卑下的欲念等等，这在许多方面都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12]打开《文存》可以看到，无论是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史论，还是文学短评，文学短论，乃至在序跋、演讲和访谈录中，作者均坚定地贯彻正面价值建设，倡导始终不渝的价值坚守、意义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立场，保持了一个老学者的人文品格、学术良知、理论造诣与探索精神。

　　把握现实的文坛脉动和创作倾向，以切入时代、回应现实的价值理性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是《文存》蕴含的功能指向。张炯先生是文学现场的有力参与者，他不仅撰写了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更高屋建瓴、深入全面地解读评述正在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他的评论与读者、与作家是贴心的，呼应着时代的变革、推动着文学的发展。他一直关注和追踪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仅品评具体作家作品,还写了许多综合性的述评,能够兼顾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既重视批评的思想标准,又重视批评的艺术标准,积极充当作家与读者的桥梁,而且不断结合新的文艺实践去参与探索文艺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与规律,为当代文学史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它的宏观性评论,多在《文艺报》、《作品与争鸣》、《文论报》和《人民日报》、《文艺争鸣》等重要报刊发表,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作品评论涉及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的各种文体,对作家创作的评论更涉及我国“五代同堂”作家群体的长长方阵，跨越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时空界限，既有已奠定了文学史地位的刘白羽、刘心武、王蒙、莫言、苏童等老作家和中青年知名作家，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文艺新人；既有对具体文本的详细解读，也有对“朦胧诗”、“探索性戏剧”、“先锋派小说”、“欲望写作”、“寻根文学”等现象的精到评说，甚至还涵括了世界华文文学的评论。譬如他的《新中国文学史》，从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写起，到1996年第六次文代会召开，时间跨度近50年，不仅展示了半个世纪中国文坛的整体风貌，突出介绍、述评了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成就与不足，而且探究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主要文艺思潮，用相当篇幅论及了建国以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文艺理论的崭新成就、发展轨迹、风格特点和思潮流变，所介绍、评述的重要作家达400多位，仅在章节中出现姓名的作家就有211位，其持论之平允公正，资料之丰富多样，在当代文学史中是少见的。作者对新中国文学多样形态、多种思潮、多类群落、多重风格的提炼与概括，许多都已成为学界认同的文学命名，如“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中坚力量的进取”、“受难者归来”、“知青部落的崛起”、“新形式与新生代”、“乡土风情的展现”、“都市文学的蓬勃”、“女性文学的强旺”、“纪实文学的走红”、“军事文学的发展”、“历史叙事文学的开掘”、“散文家族的曲折繁衍”、“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儿童文学的成长”等。在该文结束语中，作者十分精致而准确地揭示了新中国文学“开创崭新的文学时代”的几个特征：第一，它是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学；第二，它是表现新思想、新境界的文学；第三，它是呈现新形式、新风格的文学；第四，它是奠定新繁荣、新格局的文学。[13]这样的眼光、胸襟、对复杂现象的把握能力和遒劲的笔力，在其他文学史和文学史论著述中是不多见的。

　　《文存》标举着张炯先生坚定持久的理论信念，彰显出他在文学领域广泛的成就与贡献，跃动着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创作、研究和理论批评的脉搏，也传递来先生人品与文品诸方面感人而清晰的信息。《文存》里没有收辑先生的全部文章论著，特别是近年有些重要的文章，如2010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长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等就没有收入，不过这并不妨害这部浩瀚的著作带给我们的惊喜与震撼。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所说：“洋洋五百余万言，纵横古今，史论兼备，从早期多种样式的文学创作，到后来体大思深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评论，这部《文存》，不仅全方位地展示了张炯同志丰厚的学养和丰沛的才情，更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几十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走过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十卷《张炯文存》，是属于张炯同志的，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份宝贵财富。这些浸润张炯同志生命和智慧的文字，体现着他执著追求的人生理想、道德情操、价值取向和美学原则，闪耀着历史承担的精神、科学分析的精神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值得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认真学习、传承、发扬光大。”[14]这套文存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珍贵资料，对于文艺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引导文学艺术创作的正确审美导向，推动我国文学艺术健康向上，繁荣发展，都将发挥积极的历史作用；并且，它还将为广大读者了解老一代学者的理论成就和学术历程提供宝贵的资源和有益的借鉴。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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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炯文存》，共十卷，500余万言，装帧精美，内含铜板彩色插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②] 倪宗武：《评张炯编著的〈新中国文学史〉》,《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③]《张炯文存》第三卷，第398页。

　　[④] 崔志远：《评〈张炯文集〉》，《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⑤]《〈张炯文存〉出版座谈会发言纪要》，《文艺报》2011年4月20日。

　　[⑥]《张炯文存》第八卷，第425页。

　　[⑦]《张炯文存》第三卷，第442－443页。

　　[⑧]《张炯文存》第八卷，第590－599页。

　　[⑨] 任美衡：《〈张炯文存〉：社会主义文学的重大收获》，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4月30日查询。

　　[⑩]《〈张炯文存〉出版座谈会发言纪要》，《文艺报》2011年4月20日。

　　[11]《张炯文存》第三卷，第382－384页。

　　[12]《张炯文存》第二卷，第442页。

　　[13]《张炯文存》第六卷，第489－501页。

　　[14]《〈张炯文存〉出版座谈会发言纪要》，《文艺报》2011年4月20日。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