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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震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学术景观。从资料的发掘、整理、考订、选编到“史”、“论”两个领域的研究，都涌现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多部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史（或称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的编撰，从总体而言，实现了对8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撰规模与质量的继承与超越，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论”的方面，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体系探索、古代文论的美学及文化学研究、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等各具特色，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学术景观；加上80至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文论研究论著数量空前激增，的确形成了一种鼓舞人心、蔚为壮观的研究态势。[1] 对这种多元学术景观，虽然学界的看法不一，乃至对此中某些方面的问题存在激烈争议，但从总体成就及其研究格局而言，这种多元景观无疑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老中青学人和研究者们的新的文化自觉意识、世界眼光、时代激情和学理追求，是值得人们高度重视和进一步作出认真研究总结的。当然，对这种多元学术景观中的问题也应实事求是、冷静地分析、对待，方能体现严肃的学术批评精神，得出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结论。比如，有的学者在对“二十多年来”古文论的“研究成果”做总体评介时，便曾使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来进行概括和形容，认为：“除了为数不多的学者所写的严谨的研究论文著作之外，可圈可点的不多，总体水平并不令人乐观”；并指出：其中许多研究成果“在‘考镜源流’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差强人意，而真正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辨章学术’还不多见。这种研究离真正有个性、有史实、敢论断、敢担当的学术史研究还有距离”[2]。对某门学科、某一时段的学术研究史作出更全面的描述和更深入的考评，当然还须假以时日，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所以我以为，广大古文论研究者们通过多角度的反思、讨论或争鸣，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真正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实在非常必要。在此前提下，再进入古文论研究方法的讨论，似乎方能更有的放矢，得出更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结论。以下是我以“论交叉与融通”为题，对当前如何真正拓展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视野与提高研究水平提出的若干浅见。
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两种值得重视的“交叉与融通”
从学科研究对象细分，今天所说的“中国古代文论”包含着古代文学理论和古代艺术理论两部分内容（它们都属于古代“文论”，故有的知名学者曾称之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可参看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而“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不分家或曰不可分开的）。因此，从学科研究形态或理论价值取向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并存着不同形态，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与古代艺术理论（如古代乐论、画论、书论及其他艺术理论）的交叉与融通。这些不同的研究现象或研究形态，实出于历史（事理）之必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当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主体”或“主干”，犹如一颗树的树干，这方面的工作必须首先高度重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学科研究实践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中外文化对话与交流这一历史语境的进一步形成，其他交叉与融通的研究取向或曰研究形态由于从单纯“文学学”这一现代人制定的学科规范的“围城”中突出，直接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实际状况和全球化语境中古今文化对话与中外文化对话提出的一些突出问题的挑战，因而受到了当代人们的进一步关注，实际上也是出于历史（时势）之必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两种值得重视的“交叉与融通”现象：一种是文学理论与其他艺术理论的融通（可简称诗书画论融通）——它拓展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美学新视野；另一种则是文学理论与历史、哲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的融通（可简称文史哲融通）——它拓展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文化学研究（或文化阐释学研究）的学术新视野。这两种研究价值取向，由过去的自发、相对地自觉到自觉，已成为当今拓展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野的重要价值取向或曰研究形态，值得人们重视。下面，试分别作出简论：
1、文学理论与其他艺术理论的融通（可简称诗书画论融通）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理论价值取向，便是将古代文学理论与书论、画论及其他艺术理论融通，以拓展我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美学新视野。这一研究取向或由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古代哲学中的分支中国古代美学）进入古代文学理论领域，二者交叉与融通；或由古代文学理论向其他艺术理论拓展，进一步向古代美学（尤其是审美规律）提升，二者交叉与融通。常态的具体表现是：（1）研究对象由古代文学理论拓展到书论、画论兼及其他艺术理论（如乐论、舞论、雕塑及篆刻理论、戏曲理论、园林建筑理论等等）领域；（2）以文学理论（诗论）为主，融通其他各种艺术理论共通的审美创造规律、作品构成规律、艺术鉴赏规律和艺术批评规律，由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推向古代美学研究；（3）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且较广泛地涉及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原本存在的众多美学范畴或美学命题，如自然、雄浑、含蓄、气韵、意象、意境、文质、气、韵、趣、品等范畴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神与物游、境生象外、妙造自然等等命题的广泛研究。因而，一时形成了众所瞩目的理论（主要为范畴研究）热点，颇值得人们关注。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诗书画论融通这一价值取向虽然越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实践中产生的成果也确实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因为：融通还是杂陈，有哪些研究成果真正当得上“融通”二字，均可进一步分析评价；但是，这一研究视角、形态或曰理论价值取向却是符合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研究传统的，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学理依据。尽管学界有所争议，但仍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
最近读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研究的学理沉思》一文[3]，该文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古典文艺学”的主张。作者认为：“中国古典文艺学是在现代学术规范的影响下，依据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特点，自觉呈现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学问”，“我们之所以主张将古代的文学理论与音乐、书法、绘画、戏曲等艺术理论放在一起研究，是因为古人原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从来就没有将这些文学艺术形式真正分开过，而且始终将文学、艺术看做一个整体”。而“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学理意义”，则包括“注重文学与艺术各门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讨文学与艺术的共同的审美规律”；“总结出共同的审美范畴”；“提炼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三方面。这篇文章可说是最近对上述研究取向的较集中的理论表述，其基本观点我是表示赞同的。当然，也有些异议，如建立“中国古典文艺学”学科，用“文艺学”的称谓还是不能避免我国现当代一般认定“文艺学”为“文学学”的影响，易于造成概念的误读，不如称“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为佳。
2、文学理论与历史、哲学及其他相关科学（尤其是现代新兴学科）的融通（可简称文史哲融通）
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进行学术研究的常态。这种“交叉与融通”，实质上与我国近现代学术大师们所说的“打通”是一个意思。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在中西文化大交汇的思想文化浪潮中，我国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其他知名学者，对中国学术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起到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这批学者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也有时代局限）。而融通古今中外，或曰“打通”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以确立文化自觉意识，是这批学者共同的学术追求。他们在多学科的交叉中融通，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原创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成果。比如：梁启超把传统的经世致用观与西方的发展观结合，形成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为近代改良主义思潮鸣锣开道的学术面目，除《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外，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颇为著名；王国维融西方近代悲剧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于一炉，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写出了《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标志性成果，后期转向史学，又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在多个学科领域作出了原创性贡献；陈寅恪融通中西，纵贯古今，“诗史互证”，并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古典”和“今典”均应考释等具体治学方法，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就是诗史互证或史诗融通的代表作；钱钟书中西互参，古今交汇，形成“周照圆览，循环阐释”的解释学思想，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会通型研究，取得了如《谈艺录》、《管锥篇》等知名的原创性成果（这是一种智慧型研究，执着一原点而向古今中西拓展智慧，揭示人类文明的共通规律，非如一些人说的“卡片资料”汇集）……这些著名学人，极重学科的交叉与融通——“打通”，尤其是文史哲融通。钱钟书的名言便是：“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而“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白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似乎正是这批学者的自觉追求。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著名学者王元化在其《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一文[4]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综合研究法”，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结合”这三结合。这些，都是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践行形态。
文史哲及其他相关科学的融通，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考察中国古代文论与历代经济政治状况、哲学思潮、社会伦理乃至宗教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作出探索的著作不少，蒋述卓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一书第九章，已对80至90年代这方面的论著作了较详细的列举与论述，并对“儒家思想与古代文论研究”、“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佛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士人心态、生命精神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分别作了归纳。该书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学研究即把中国古代文论放在其得以发生、生长、言说和行动的历史空间和文化语境之中，对其进行哲学、史学、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考察。”[5] 请参阅，兹不赘述。
愚意以为：（1）这一研究形态实质上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作文化学或文化阐释学的研究。其中实际上可分为侧重文史互释或侧重文哲融通（实为文论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思想融通）的两大的类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结其经验，并在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鼓励老中青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这样做，对21世纪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走向发展与繁荣，当有重要意义；（2）西方现代“文化研究”是一种无边界的学问，旨在对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其方法并非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方法。吸纳这一西方思想成果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可借鉴其在多学科综合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方法，不可简单横移。
二、关于研究方法的互补与有机统一
199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交过一篇论文，题为：《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该文旨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代文论研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理论价值取向或研究途径（也算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得失展开讨论。后来，又发表过《现代阐释与微观考辨》、《历史还原、现代诠释与理论创新》等文[6]，谈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辨以及历史还原、现代诠释与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研究方法是一个复杂问题。它和该学科的学术视野及其拓展更新有密切关系。而研究方法与学术视野，又与时代对该学科发展提出的要求关系密切。研究方法还有多层次性，有较高的方法论的层次，也有具体研究方法的层次。
笔者最近抽空读了一些讨论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方法和在当今古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如何拓宽学术研究视野的书，如蒋凡等所著的《近现代学术大师治学方法比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杨义的《通向大文学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青的《在审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其中关于近现代学术大师们在治学中重视会通型思维和原创性研究的种种方法，时贤们提出的有关拓展当今文学包括文学理论研究学术视野和更新研究方法方面的主张（如“通向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文艺学研究领域倡导“文化诗学”、“多维诗学”的研究方法等），都给了作者新的教益与启示。笔者以为，某学科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倡与革故鼎新，实与本学科学术视野的拓展与更新有密切关系；而一门学科学术视野的拓展与更新，又与某一时代对本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有密切联系。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明确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清代著名画家与画论家石涛有一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则更直接地揭示了艺术方法（包括具体技法）与时代发展的紧密关系。当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促进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历史语境中，古今贯通，中西交汇，多学科的交叉与融通成为学者们面对的现实，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又何独不然？所以我以为，就中国古代文论而言，研究者对其具体研究方法可以展开辩论与争鸣，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也可展开深入讨论。问题应该从当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实际中提出，比如：要不要重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化？范畴研究这种方法的实践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和存在哪些问题？中国古代文论及美学中是否存在“潜体系”？研究与探索这种体系（或曰进行体系研究）是否属于空中楼阁？无价值和不可能？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照着讲”好，还是需要有的学者认真进行一些“接着讲”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有一种“‘文物考古’式的研究态度”，“要求放弃任何研究活动之外的目的，研究本身就是目的”。“毫无疑问，这类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古代文论材料亦如这个古代文化典籍一样，仍然需要进行基本的发掘与整理工作，但阐释活动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也就谈不上是阐释活动了。”[7]。李春青教授还提出：“就中国古代文论这一阐释对象而言，我认为至少应该划分为三个层次：知识、意义、价值。”他当然是主张要对意义、价值层次进行新的阐释的。[8]——这一观点，笔者表示赞同，并认为颇有见地。究竟对不对呢，还是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就方法论层次而言，我觉得也有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这方面笔者新见无多，但有一种基本观点我是一直坚持的，那就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历史还原”与“现代诠释”属于应当重视的原则或方法，“理论创新”则是目的。在研究中一定要做好沿波讨源的“历史还原”工作，同时也要立足时代，加强“现代诠释”意识，通过多渠道研究，努力在中西融通、古今交汇中真正实现“理论创新”。
注释：
[1] 参阅蒋述卓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一书以及相关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见蒋述卓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一书吴承学写的“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 见《文艺报》， 2008年7月10日。
[4] 见《社会科学战线》， 1983年第4期。
[5] 见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6] 请参阅拙作：《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辨》，《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及1998年第3期；《历史还原、现代诠释与理论创新》，见《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7][8]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转自《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