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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壮鹰
一
古文论研究，经过我们几代人的努力，迄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在整体水平上还存在着差距。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整个研究局面总给人一种声势有余而底气不足的感觉。研究者虽然在方法、视角上力图出新，但在理论发掘上却少有实质性的突破。不少论者醉心于“宏观”的考察、“体系”的营造，他们不肯花些功夫去深入地钻研古人的具体论著，而是浮在空中，手持瞭望筒，这儿瞄一下，那儿瞥一眼，对古文论只得到一些支离破碎、模糊朦胧的印象，便敢以金鳷擘海、气吞山河之势笔扫千年，横发议论。在他们居高临下的“视野”之下，可轻而易举地缔构出一幅幅“概貌”，继而抽绎出一条条“规律”，最后总结出一套套“理论”。这些论者视物，颇有吉珂德骑士的特点：来自客观者少，而出于主观者多。他们的眼睛不管收纳，只管放射，故往往看朱成碧，指鹿为马。甚而至于凿空为有，无事生非，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飚于静树。览其大著，构篇虽颇宏阔，发思不乏杼柚，但论述却总显得浮泛、空疏，缺乏稳固的支撑。原因何在呢？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病在不学而已。
大抵治学、尤其是治古学，对古人原典的阅读和释义，本应该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我们的这些研究者却漠视甚至干脆脱离了原典，像明清实学家笔下的心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正因为他们的研究不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某种理论出发，则所著除了以“创作”来代研究，凭想象去“画鬼魅”，别无他途，此孔子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打个比方，古文论研究好比建塔，而对原始文本的准确解读应该是这座塔的根基。可我们的有些研究，“塔”造得很高，但愈来愈觉不稳，摇摇欲坠，最后惊视脚下，才发现原因盖出于塔基之不牢：因为他们的整个研究是构建在对古人文本的误解上的。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研究中，误解原典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整个学界来讲，此种倾向作为一种学风，其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就古文论研究这个特定领域来讲，它与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研究所应凭借的基础建设有直接关系。当然，此种状况，也与古文论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有关：古文论所由产生的古代文化背景与现代相异，古人所用的思维方式和阐述方法与现代不同，而这些都决定了古代的理论与今天的理论话语之间不可能简单地通约。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把古人的理论文本放回历史之中去精读、把握，偏差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明清之际的学术史上，为矫正理学心学的空疏浮泛，曾经有一次规模浩大的实学运动。学者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发扬“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从而有力地矫正了长期的学术积弊，大大深化了对古代文化的研究。现在看来，前代学者的实学路径，对深化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了扭转古文论研究的空疏浮泛之风，为研究注入活力，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学界重新提出“回归原典”的口号。以此，我们力图发扬前辈学者的实证精神，通过对古文论经典文本的仔细考索、认真解读，重新找回被我们忽略或抛弃的古人的“原来的思想”。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建立起一种理念：即恢复文本本身在古文论研究中的本体地位。也就是说，所有历史上的文论论著文本，绝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古文论研究的“材料”，而是古文论研究之旨归。因为所谓“材料”，是可以随意取舍、砍削，用以营构别的建筑的工具。而历史文本却不然，它不能是工具，而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如果说，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在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文本解读，那么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就尤其是这样。它所直接面对的，应该是古人关于文学的论著文本，整个研究不但必须以这种文本阐释作为基础，而且应该作为核心。脱离了文本，其研究必将丧失客观性、科学性，从而沦为凌空蹈虚的游戏。
二
应该说，在重视文本的搜集、整理方面，以往的古文论学者一直有很好的传统。因为古文论相对来讲属于比较新的学科，而我国的文论著作原本又极其零散，故自20世纪学科草创以来，对古文论的研究一直伴随着对古代文学批评论著文本的整理。这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搜集，二是注释。前辈们关于古文论论著的搜集整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也应该看到，以往的选注本，由于受社会形势、思想认识和文化视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选材的范围、理论的辨析、观点的评价等方面还都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故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今天的古文论学习者和研究者的需要。我们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充分吸纳前辈的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同时也能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对当前古文论研究的空疏、浮泛之风有所匡正。
即将出版的《中华古文论释林》共分十卷[1]。第一卷：先秦两汉卷；第二卷：魏晋南北朝卷；第三卷：隋唐五代卷；第四卷：北宋卷；第五卷：南宋金元卷；第六卷：明代上卷；第七卷：明代下卷；第八卷：清代上卷；第九卷：清代下卷；第十卷：近代卷。各卷都按照时代的顺序，精选了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文学论著文本，对各篇文本给予仔细的考订和阐释。全书选文的标准注重纯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突出建设性的理论。不过因为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始终较为宽泛，文学思想的表述也往往伴随着具体的作品的评论来进行，故这方面的著作不可能完全剔除。古人的文学观念是逐步清晰的，对文学规律的探讨也是逐步细化、渐渐深入的，这也就决定了选文份量的分配，中古以前选材较少，中古以后选材渐多。而对评注份量的安排，正与此相反：中古以前时代较远，不少的命题和概念又属初次提出，故诠释和辨析需要多费一些笔墨：唐宋以后则诠释从简。《释林》每一卷前都设有前言，概述本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介绍文学和文论发展的脉络。每篇文本阐释都分为理论评述、文义疏证、附录文献几方面内容。理论评述一般放在选文的题注中，简要概括该文的文论思想，揭示其社会思想背景，评述其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而该书的注释不止于疏通文意，是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把力量集中在对理论精神和思想内涵的阐发上。对于文本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命题和概念，不是简单的今译就能谈清楚的，我们就索性铺开摊子，从文字考源、语义追溯、史实的辨证、论理的剖析等等角度进行较详细的阐发，力图把隐于概念之中的深刻的思想、真实的意蕴开掘出来。进行这种开掘，我们用的是解剖或稀释的办法：古文论的有些概念，好比核桃一样的坚果，它外边包着坚硬的壳，要吃它，需要费些力气把它剖开，仔细地把嵌在壳里的果仁剥出来；它又像陈年丹药，因为它浓得化不开，故需要注入足够的清水来加以稀释。 与前文所讲的过度阐释的流行病不同，我们的“解剖”也好，“稀释”也好，是以弄懂原典为原则，而不是以破坏原典，把它雕凿成一种新的东西为目的。这牵涉到近年来我们文论研究界的不少学者所提出的有关传统的“重构”和“现代转换”的问题，故需于此多说几句。首先，我总觉得，不管古文论能否在今天被重构、转换，这个课题的提出，都超越了古文论学术研究范围。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不应有它之外的目的，哪怕这个目的是如何的高尚，都会成为研究的蔽障而影响我们对对象的客观真知。因此，要想让古文论研究真正学术化，必先要确立其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我们的人文研究，长期以来鲜有自主的地位。它总是沦为一种手段和工具，从属于现实的功利和政治的需要。故学者搞研究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研究对象的确立总要从现实要求出发，理论的研究要从实践需要出发，对旧的问题的检讨要从新的建设出发，随之而来的是，研究的指导思想要从政治观点和主流意识出发。
对于这些“出发”，有一句口号最能涵盖，那就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更具体到古文论来说，多年来我们著书撰文，无论是写教学大纲还是专著，开宗明义总要提到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我们总是说：“为了继承而研究”、“为了借鉴而研究”、“为了指导今天的创作而研究”、“为了构建民族的文论新体系而研究”……。这些“为了”，也就是古文论在今天的效用，它已经成为老生常谈，成了研究者申辩学科自身存在理由的铁则。在很多人看来，离开了现实效用，学科研究即不能成立，学校课程即不能设置。两千多年前，战国的韩非曾把诸子的学术比作在棘端上雕刻沐猴，虽精巧绝伦而没有用处。他以“无用”为由，一股脑儿抹倒了先秦诸子争奇斗艳、灿烂辉煌的各种学理研究，故我们都说韩非是历史上狭隘功利主义者的典型。其实，以现实功用为准来衡量学术的价值，是我们古今的一贯立场，国人之于学，传统上务求“经世致用”、“有补乎时”，那是自不待言的；即使是今天，衡量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也首先是看它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我国，“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断语，不啻对一项学术研究的死刑判决。
三
而现在，我们可以试着问一下：可不可以去掉“研究”前面的那些“为了”，把研究本身当作目的？换言之，“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研究是否可以成立？疏离于现实功用和价值体系之外的的纯学术研究是否可以成立？古代文论，作为我国古人对当时文学的总结，曾对历史上的创作和鉴赏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既存的事实；而“五•四”以来随着国人文学观念的质变，古典文论的一套概念和命题，在现代文学作品面前“失语”，这也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古文论的失语，是历史的选择，它是文化与文学变迁的必然结果。人为地想留住它们，想把它们作为标准理念用来批评现代作品、或者把它们“转换”为时髦的语汇，“重构”出一种适应现代的理论，恐怕都属于一种冬烘而迂腐的想法。但是古文论虽然丧失了现实的应用性，它作为历史的足迹，作为古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精神成果，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正如对于一处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用铲、刷进行清理爬梳，使它露出原貌，就是为了搞清楚它本身，而并非为了套用它的格局来搞建筑，或是扣出它的砖瓦来盖新房；专家们从头到脚地研究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也只以认识尸体本身为宗旨，决不是因为这块干肉对我们有什么特殊的营养价值。
作为现实的人，做事要考虑到现实的功用，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学术研究处处以现实的功用之有无为取舍，那就不会产生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霍金的《时间简史》；人们也就永远发现不了古老的恐龙和邈远的星球。从前西方有位学者，当他洗澡后放掉浴盆中的水时，发现水从漏孔流下所形成的漩涡总是从右向左旋转，于是，为究明原因而殚精竭虑，最后终于发现地磁场的规律。因为他为之献身的研究与日常功利毫无联系，故被邻人疑为呆愚和疯子。然而，他的研究是伟大的、他的成果是伟大的、他的精神也是伟大的，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精神。事实证明，他的研究不但有用，而且使人类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只能说是他这项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因为他在研究中求的只是“是”，从未想过研究对象以外的“用”。相反地，假使他从效用出发去研究，那他肯定是得不到事情的真谛。
学术研究的真正动力是为了求真，而求真是人类精神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1]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心安理得”，是说人心在未寻到真理之前，总是焦虑不安的，他要求索、要寻觅，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直到寻到了真理，才如一块石头最后放稳，像一个游子找到家园，此古禅德所谓“得个休歇处”。精神休歇在得理之后，故曰心安于理得。人不能怀着功利的目的去寻找真理，抱着功利的想法而寻找到的也不会是真理。黑格尔说“真理是最无用的”，因为它作为客观的自然法则，远远超越了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囿限，故用功利、价值的尺度是无法衡量的。20世纪初，西方流行一种“有用即真理，无用即谬误”的法则，说人的思想是把确立概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众所周知，这是一种违背真理本性的实用主义观点。好在这种观点虽然至今还被某些政客奉为法宝，但并没有取代西方传统上的学术自主观念。综观西人的学术研究，我们得承认，不论是在人文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我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学术的独立有正确的态度。有学者查西方辞书中对“学术”的释诂，《牛津高级辞典》释为“学者式的，非技术的或非实用的”；《美国传统辞典》释为：“与自由的或古典文化研究有关的，而非与技术或职业性的研究有关的。”“纯粹理论或推理的，无实际目的或意图的。”[2] 可见西方人强调的是学术的非实用性和无目的性。学术以自身为本位，无外在之目的，学者在研究中才不会被各种因素所干扰和障蔽，从而澄明其心，抟聚其力，真积力久，故能探骊得珠，直造实际。日本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不少领域是中国人所望尘莫及的。现代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都出自日本人之手。但似乎至今还没见一个日本人声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继承，也没有人讨论它的“重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中国古代理论的古代意义，并没有像我们的学者那样去谈什么“现代意义”；他们所寻绎的只是古代观念的本义，并没有绞尽脑汁地去搞什么“现代转换”和“现代阐释”。欲求新知，先明古义，如果连古义都没弄明白，何谈现代意义？
中国人的最大弱点，是历史与现实不分。保守者以古代今，激进者以今度古。“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过去我们受历史的羁绊，不能很好地认识现实；现在我们受现实的羁绊，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而从当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这后一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我们的很多学科，包括古文论，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学术。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从古文论本身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现实功用出发。而从功用出发，必有先入之见；不求真而求“用”，必拣择、宰割研究对象，从而使研究失去客观性。据称，如今为数不少的古文论研究者都很有“现代意识”，他们不屑进入古代文论之中去做长期的、认真的、踏实的考察，而是预先怀着某种“现代”理念，撏撦一些古文论的材料去填充。其研究根本不考古文论的原义，而对一些概念进行想当然的解说，而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读”，就是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建构”和“现代阐释”。其实，这是对学术精神的背离，也是对古代文化遗产的践踏。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05年写过《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对康有为、谭嗣同在学术研究上的“托古改制”———也就是“古为今用”的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批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以天统天之说，尤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德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3] 王国维指出：“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治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欤!”[4] 当今专致力于古文论的“现代阐释”者，倒没有康有为的政治目的，也没有康有为的学力，然而他们把古人当成了提线木偶，则是一致的。基于此，我们是要极力避免这种“重构”和“转换”的。
注释：
[1] 此文系文章作者根据《中华古文论释林》之“序言”修改而成。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彭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页。
[3] 转引自李伯忠《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4]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5]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转自《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