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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weber的看法， “现代”的产生（理性的觉醒）特别取决于如下指标：在“现代”产生之前，“语言”——交往媒体，与“世界”——通过媒体才能被理解的世界之间，没有产生分离；他认为在原始思维之中，“总而言之，自然界与文化界的混合，绝不只是意味着，在观念上混淆了客观世界与社会世界，而是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在感觉上，对语言与世界，就是说，对交往媒体与通过语言交往能够理解的东西之间没有加以区别”。（Habermas,p75）

因此，理性的觉醒，特别地与“反思能力”在19世纪“被确定为历史精神科学的基础”有关，“反思”是指思想具有了内在独立的逻辑力量，如语言所依循的语法结构。由于“反思”的引入，世界和事物可以被理解为按其内在逻辑发展，并能够通过自我批判走向其反面。因此，相对于现代世界观而言，“神话世界观缺乏反思性，这种世界观不能作为世界观，而只能作为文化传说统一起来”。而相反，现代世界观则是“象征性地涉及现实，与运用要求相联系，从而是可以批判、可以修改的解释体系”。（Habermas,P78-79）

因此，按照Habermas的看法，现代社会之基础的基础“分工制”，是建立在思想史的语言与现实的合理分化之上，这便是：“客观世界”（认识的工具性），“主观世界”（道德实践）与“社会世界”（带表情的问题提法，特别指涉美学与艺术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分化。总之，“……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越来越范畴化的区别；认识工具性，道德实践和带表情的问题提法的各种专门化”都是表现出“语言表达的世界观与实在之间越来越大的区别”。与此相对应，是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西方现代性的三个大的指标，以此来对应思想史的分离化，即语言与现实的分离化过程中理性的独立，并且成为现代思想得以成形的社会基础：

①科学系统的法律学说，形式法律的机制，以及受过法律训练的专业官员所办理的法律裁判，借助一种依据法律的合理官员组织的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系统。

②牟取利润的使家务与营业相分离的资本主义企业，它实行按效益组织生产的计酬方式，运用科学知识来指导生产和管理。

③以数学形式即形式逻辑表达的理论知识，借助实验数据检验的自然科学，建立在普遍组织（大学，研究院）之上的专业化科研机制，以及为市场生产的文学印刷品，艺术活动借助剧院、博物馆、杂志等机制化才可进行，和谐音乐必须借助奏鸣曲、交响乐、歌剧形式才可达成，建立在线条及空间透视法之上的现代美术，如此等等文化美学领域内的合理化。

概括起来说，西方最终在十九世纪通过一种分离化行为，结果是滤解出一种中性化的、纯粹形式化的现代理性符号系统，系统化的法律制度（政治），由效益决定的生产管理制度（经济）和依赖于形式化表达方式的文化艺术，就是西方现代理性的表现。在此意义上，所谓“客观公正”，将不再通过道德、权力或审美的标准来达成，而是通过理性：一系列可抽象的中性化、纯粹形式化的理性指标来达成，正象评价经济的行为依据的是生产率的百分比，评价政治制度依据的是法的完善程度一样，评价文化行为的标准是通过范式革新和艺术形式革命的程度来最终达成的。

正是这个建立在西方现代性思想发展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理论，产生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指标，现代化不仅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思想功能，也被理解为一系列社会功能，这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得到表达。帕森斯完成了使一个西方现代性理论转化为全球现代化理论的工作，“这一理论把‘现代性’同它的现代欧洲起源分离开来，使之成为一般社会发展过程在时空上中立的模式”，换言之，“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已从文化现代性的冲力中分离出来，它仅仅实践经济和国家、技术和科学的功能律”。（汪晖）

对西方现代性作出上述简单梳理之后，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现代性思想通过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猛烈地影响着中国。中国的现代思想对西方现代性思想进行系统的再阐释，当然是首推严复的三本重要评著，讲法律制度的《法意》、讲经济的《原富》，讲逻辑问题的《穆勒名学》；然而，这些介绍具体的现代化理论的著作，非但没有一部《天演论》影响巨大，而且经过严复的概括，西方现代文明被再阐释为“无非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这不仅是后来中国把科学理解为“真”，民主理解为“公”的源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但把科学直观地理解为世界的本质（真）的面对，而不是描述世界的一系列合理的方法和工具，而且也很容易把现代社会理解为一种道德完善与复归的大同世界，而不是由建立在社会分工、先天差异基础的法律和司法程序支配下的社会交往共同体。

简单地说，由严复、康有为等首倡的中国的现代性，并不是起源于weber所说的“理性”概念，而是“公”、“群”、 “真”这些与儒家和佛家思想有深刻渊源的基本范畴。无论是严复还是康有为，都没有明确的抨击中国“道德治天下”的传统性，他们只是尖锐地抨击了“旧道德”，转而宣传“新道德”，尽管在这些“新道德”之中，的确已经包含了政治公正、经济发展和艺术自由的展望，但他们却同时也一致否认法律程序、经济效益以及艺术形式的追求有脱离开道德指令作为“中性指标”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又应从两面看，一面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中国的现代性因为直面了理性的局限而带有后发展的现代的难局，另一面是因为本土的原因，中国的现代性依然混同了前现代的许多语义的价值资源。于是，对于代表中国现代性资源的某些重要人物，如章太炎和毛泽东，人们既可以从前现代的角度加以剖析（李泽厚），也可以从批判现代、反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立场加以评断（Drilik，汪晖）。

落实到中国具体的现代社会结构，比如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单位”，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现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方面，它是充分理性和有效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把支部建立到农村家庭之中，以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对全国的有效动员，党的组织依据的是“铁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的严格程序，使它区别于按照血缘（宗社）和道德（被教化的“王民”）集结起来的传统社会细胞组织，新中国依据这样一个现代行政组织通过一个经过细致论证的“五年计划”，推动了农业、重工业等基础性现代化项目的大步前进；另一方面，这些社会组织形式中又包孕着重大的排斥合理化的因素，不仅组织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党群“鱼水关系”之上，为人际关系向现代行政程序的渗入埋下了伏笔，而且，对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排拒，既使“外行领导内行”的不重视行政规律、经济规律、艺术规律的举措成为现代化之阻碍，又表现出不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程序性的合理手段，而是通过统一性的道德召唤来组织社会的空想实验，这种空想在对分工制和专业化的批评上有“后现代”的色彩，而在其理想主义的怀旧情结上却孕含着前现代的潜意识。

今年依旧困惑人们的，作一个制定、遵循并体现理性程序的专家，还是作一个道德精神宗师和事功至极的“外王”者，这也曾是让中国第一代现代性阐释者十分困惑的问题，梁启超在1927年把曾国藩推为“立德立言立功”的现代人极至，从而使“近人之中吾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成为中国现代伟人自律并律它的格言，而从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大倡议之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终于成为对中国现代“新人”的基本表述。所以，“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信念之中，既有马克思对于分工造成的“异化”的批评，马尔库塞对于“单片人”的拒斥，又有新儒家“寻求依据的人格理想”的再延续，它们与“单位”这个严格的现代组织方式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中不可化约的因素。

具而言之，从“新民学会”这种自愿的结社，到革命根据地的供给制（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职位差别），毛泽东始终在摸索后来被称为“单位”的现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的理想形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五十年代后期，从对资本主义“异化”和“修正主义”官僚体制化的思考中，得出了异化与官僚制的根源在于分工与专业化造成的结论，当然，儒家思想中关于道德伦理主义的空想也给他提供了潜在的理论支援，并最终促使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即立足于现代去批判现代，而且首先就是改造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细胞，他关于“文革”的全部构想，其实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已经全部表达了：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也要抵制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业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作。……

今天看来，促使毛泽东决心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一种破除分工制的革命的动机何在是特别值得考虑的问题。首先，作为一个20世纪5、 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解决马克思主义中一个经典性问题，这就是Fredic、Jamason所说的，分工造成的异化， 不仅使工人沦为机器和产品，使管理者沦为流水帐和计划表，而且也使资产阶级文化学者淹没在分科研究造成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堆数据之中，从而看不见总体的、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地平线。其次，中国传统性资源之中对于现代性的转义，如“真实”与佛学“真如之境”的关系，知行合一，经史合一的传统粘合，更容易使一个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趋向于对于专业合理主义的超越，而不是认同。最后，中国的现代性独异传统，即通过反秩序才能达到真正健康的秩序的设想，使中国对于西方追求秩序合理化道路的认同别具风采（本杰明、许华兹），许华兹分析过严复不仅从斯宾塞那里弄来了与人体类比的“社会有机体”观念，而且提出了只有个体、局部的不断地活跃、造反和新陈代谢，才能保证整体健康的“社会生物学”，它不仅使毛泽东象鲁迅一样抱有“疗救”的“治病救人”思想，更重要的是使他从而坚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个性/群体关系的辩证法。当然，在此之外，毛泽东创立的十分独特而有效的社会组织结构，却实际上把领袖置于这个结构的核心，这从现实上使他最终有力量运用权威，来打破这一组织合理化的程序即“民主集中制。”

以上种种原因凸现了中国现代性所面对的多重问题，中国传统性对于西方现代合理主义的转义，使中国的现代性丧失了西方基督教理性戒律的语义基础、程序和仪式规范，然而却向它提出了更高的社会理想；现代合理主义在20世纪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尚未在西方得到控制的同时，却在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得到更绝对的表现；最终，中国的现代性的矛盾，悖谬并置的特殊思维怪圈，奇妙地促使了通过反程序来重建秩序的设想。但是，通过破除分工制和专业化的合理主义而重建新的合理性的愿望，最终不仅破坏了作为行政合理秩序的民主集中制，而且使行政渗入经济领域，使经济和政治渗入文化艺术领域，合理化造成的弊端不但未得到解决，相反由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相对独立所带来的合理合法性所保护的司法、经商和文化自主性被破坏殆尽，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竟使行政看上去是退回到前现代的大一统模式之中，同时这个大一统社会还带着未被克服且越演越烈的现代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