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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已成为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话语。我个人在年初的一篇短文之末（《精神失语及其文化批判》）曾呼吁“重建华夏人文精神”，当然这个口号在先也被人一而再地提及，听说这是上海的一拨学者率先而倡，我只是本能地与这个口号发生了共鸣。尽管在1995年的今天，我已略嫌它的空疏，至少在我自己那篇短文里，仅是把它作一口号提出，而未及更具体的内涵阐释。但，今天我仍然认为由这一口号所体现的姿态，对当今知识分子而言，不仅最为重要，而且更为迫切。

这一点，并未能在知识界达成共识。仅就我个人直接所遇而言，朋友中就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新启蒙”的口号。记得94年秋末，南京的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拟办一份人文刊物，在它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就办刊方向作随谈时，又提及了“重建人文精神”的问题，无非是希望这份未面世的杂志能在这个问题上倾以注意。但一位朋友认为：我们过去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人文精神，又何以重建呢？显然，这位朋友对“重建”话语是不以为然的。最近，集中一段时间翻阅报刊，方知对它持不同看法者大有其人，其中作家王蒙的意见还相当尖锐。我没有读到王蒙先生本人的文章，只是在《读书》94年12期的“文事近录”里读到了《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的摘要，后又在《莽原》94 年6期“重建乌托邦”一栏的文章里，又读到了该文作者拜访王蒙时，王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朋友与王蒙心有灵犀。除了见解的一致外，王蒙先生似更机智，他先扬后抑，用的是后发制人的战术，据《莽原》那篇文章载：“王蒙先生善意地说道：上海方面一些朋友忧心忡忡人文精神的失落，大力倡导要重建人文精神，这当然是很积极的想法。但在我看来，中国压根就没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又何谈重建呢？”坦率地说，我不同意王蒙的看法，读到他的这番话，心中是既吃惊，又纳闷：中国至少也有两千年以上的人文传统，怎么会“压根”没有人文精神呢？尽管我能理解王蒙先生的话外话，并且我也未必不赞成他那层意思；但这话本身毛糙，它怎么也站不住脚。王蒙先生近来提倡“不争论”，但我这里却忍不住要略争一下。其实争与不争两无妨，争也不过就事论理，关键不要“居心不良”。不知王蒙先生以为然否。

王蒙先生为何站不住脚，且听下面所言：“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你既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也没有美国惠特曼时期力倡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那么你到底要‘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原来，王蒙先生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他之衡量人文精神，用的是一把西方的尺子，并且这把尺子在他那里又被唯一化了，凡与欧美历史上出现的人文样态之不合者，一概不入王蒙先生之眼。于是，中国历史上多少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如董狐不惜身家性命而秉笔直书，司马长子含情忍辱著成《史记》，苏轼既反“旧政”又反“新政”因而贬谪一生，下狱的李贽，被抄的东林，困著黄叶村的曹雪芹等，全都不入人文精神之流。也许在王蒙先生看来，人文精神纯粹是一个西方话语，因而也是它的一个专利。其实不然。凡是有人文的地方，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人文精神。《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人文”不外乎人类的文化或文明，而“化成天下”则即其精神之显现。安可有“人文”而不著其精神之外端乎？这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实践形态的东西，它是为其人文者即知识分子的内在的价值规范及其行为体现。放到中国来说，古代知识分子对“道”的体悟、阐释、追求和捍卫，就是经典的中国式的人文及人文精神。面对这样一种深厚的“道流”，如何能说中国就没有人文精神，并且还“压根”呢？宋时文天祥有诗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人文精神似亦如是，它本身的不定形，既可赋西方以思潮形态之“流形”，亦可赋东方以实路形态之“流形”。我们怎么能够把人文精神简单地定于一尊、并且是西方文化之一尊呢？

这里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思维模式的问题，即站在西方文化的价值立场，并用西方的眼睛来判断我们自己的事情，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人的无意识的反映。王蒙先生的话不过是这种反映的一个验例。联想起93年下半年以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在中国渐次登陆，京华的一些学者便忙着用他的理论来批评国内的一些文化现象，主要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指责他们如何如何用东方民俗取悦西方观众。殊不知，这种貌似站在东方立场的批评，其本身就先行戴上了萨氏的眼镜，而这幅眼镜却地地道道是西方货。不要被萨氏的东方血统迷住了眼，东方主义只能是西方话语而不是东方话语。由此又牵出了一个有关东方“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依然由前边的东方立场的学者一手操办，现代性所以成为他们意欲超越的对象，盖在于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与东方无缘，而东方对其追求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放弃“我性”的异化过程。因此当他们宣布“重审现代性”时，看起来和西方划清了界线，其实这套理论依然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结果。毫无疑问，正象王蒙先生以西方文化作为人文精神的唯一的座标，后者则把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一股脑视为西方的唯一的特性（帕森斯就认为西方就是现代、现代化就是西化）。在这里，两者的表现似乎相反，但内在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尽管一个是“取”，一个是“舍”，但取舍的标准都出自西方，它们不约而同以西方的有关内容作为自身选择的绝对参照。因此王蒙先生在否定了“重建”之后，却主张“寻找人文精神”，向哪里去寻找呢？中国“压根”没有，只好“东方不亮西方亮”了。故他说：“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这种典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我们太熟悉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何其相似乃尔！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委实源于西方，而人文精神却为什么一定非“源于欧洲”不可呢？

颇有意思的是，王蒙先生的话引起了《莽原》上那位作者的共鸣，于是他主张把人文精神的重建改为“构建”，如果不是刻意咬文嚼字，倒也无妨，但“构建”若以上面的缘由作为前提，那么这一字之易，就把2000多年的华夏人文精神传统给一笔勾销了。这种做法之不合理在于：你可以反对它，但你却不能否认它；反对，表示一种价值立场，否认，则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本文对“重建”话语的强调，首先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其次，则给它投上一反对票。我与王蒙先生的分歧，并不表明我是一个东方主义者，也并非表明我是以东方的人文精神形态与西方比较，然后于其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恰恰相反，重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重复，它的本义是在双重否定的基点上重新构建，它根本不是回到我们的儒道传统，也压根不是一味与西方的某些人文形态作榫合与对称。须知，重建的关键不是求同，而是求异。

然而，“重建”必得有一个可以开始的根基。新儒家喜欢说：“返本开新”，这个“本”当然是指传统，但一旦返归传统恐怕也就难以真正开新了，或者就是那些本不变而形态尽变的皮相之化。因此，重建的要求首先就是“重建其本”。落实到“人文精神”这个语词上头，它的“本”就是“人文”，精神作为本之体现，是为其“用”，它在这里是晚靠一步的事。所谓“人文”指其人类自身的文化构成，但显然这番文化是精神文化而非世俗文化，因此“人文”属于人类的精神文化范畴，它自身就是一个有关精神的概念，而由它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则递现为“精神之精神”。故不妨这样说，人文精神乃是某种精神文化所形成的相应的精神品格。在这里，前者决定后者，有什么样的人文，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它拆则两分、合则为一，是一个由体致用、体用相关的逻辑结构。既然在这个结构里，“人文”是先决性的存在，那么重建人文精神，就必须先行从“人文”的重建入手，否则就是一句大而无当的空话。我所以觉得重建人文精神的空疏，盖缘于此。当初我热衷这一口号，乃是有感于知识分子沉沦于时下的物欲横流和金钱至上，然而“精神”在这里除了和“物质”对抗，并没有其他什么内涵，问题是，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精神抵制这种世风并用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仅仅强调精神是没有用的，宗教也是一种精神。而且它是容易给人一种教化他人的感觉，因此，我那位朋友以为这是一个新启蒙的口号并非无故，说不定这一口号的倡导者当初还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但90年代的文化语境，启蒙已不复可能，一则大众社会不需要你启蒙，二则知识分子又凭什么去启蒙，亦即用什么样的人文去启蒙。所以在我这里，“重建”仅仅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事务，是它们赖以构筑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为了避免它的空疏或可能的误会，我在此不妨将上海学者提出的“重建人文精神”缩为“重建人文”。两者的实质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通过人文的重建而达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可以想见，只有一种新的人文形态出现，一种新的精神形态或精神品格才会相随出现。不重建人文而侈谈重建其精神，不有点流沙筑屋么？

那么，什么叫“重建人文”？

如果说人文精神在中国主要以实践形态而出现，那么决定这种精神的“人文”则表现为一种知识形态。人文与人文精神乃是一种“知/行”关系。以“道”论，什么是道，这是人文；而如何为道，则就是人文精神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对道的各种阐释构成了一个有关它的知识系统，而中国哲人和中国文人对道的百般执著则形成了一种相应的实践精神。道不变，精神亦不变，变其精神必变其道身。那么，人文之道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它的“知识谱系”的改变，而这，就是我所谓的“重建人文”了。

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处于一种失语之状，我曾将其断为“精神失语”。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得浅表，在精神失语的背后，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话语空白。这并非说知识分子不会说话，而是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并不是在说自己的话，它总是在意识形态的铁屋子内鹦鹉一般学舌着不属于人文本身的政治伦理之类的话语。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话语是存在的显现。你拥有自己的话语，你就是独立的存在；你没有自己的话语，你只能是话语拥有者的被存在。这里的话语，实质上就是一种知识系统、一种“知识与权力”的结构。为什么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桎梏），为什么意识形态即使很表象地“声音缄默”，知识分子反而象失去了重心，惶惶然成为四处流窜、无所归依的文化游走者（不妨送上一个比喻“丧家的意识形态的乏……”），这里有许多东西值得深长思之。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知识分子那种被存在的依附心态，与中国2000年来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和知识谱系确有干系。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它的依附性在大家认可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成语中揭示得淋漓尽致。这其中，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的知识话语因而无以显示自身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原因。试看今日，我们的各人文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等，无一不牢牢地绑在意识形态的战车上，这状况与其说“当今更烈”，不如说：“古已有之”。汉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就公然把孔儒之学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了吗？这并不仅仅是政治对学术的援之以手，而是这种学术原来就是潜在的政治，它本身具备了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春秋之际，孔儒虽为“私学”，但它分明是一种在野的官学，它以“周之礼乐”作为自己的知识内容，又以“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话语指归，因此它最后成为意识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况且，追究起来，儒学者流，原本就出自周“司徒之官”，再把视野扩大一下，所谓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学术繁荣的时期，那些彼此争得面红耳赤的知识分子“百家”们，几乎都出身周代的各种职官。刘歆有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就连类似打小报告的”“小说家者流”也是“出于稗官”。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出身的渊源所在，怪不得后世的知识分子有如此浓厚的“做官为政”之情结。

既然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都出身于王朝的某种官职，那么，为官所任之“职事”就表现为他们的专业知识了，由此形成的知识话语从一开始就与王朝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春秋时期，各家各派互相攻讦，无非是贬抑对方而使自己的知识话语能为王者所用。为政治服务，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和自律啊！孔丘“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朱熹），他的全部学术，不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教化吗？这就是中国的人文。而它的知识谱系，打开“四书”之一的《大学》，表述得是多么清楚，“三纲领”、“八条目”，尤其后者，宋程颐称其为“古人为学次第者”，这是个什么样的“次第”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文谱系。在这个谱系里，格物致知属于知识话语，但这个“知”，无论是朱熹的“天理之知”，还是王阳明的“良知”，无不充满一种道德的内容。在古代中国，道德即政治，就象欧洲中世纪，宗教即政治一样。因而，诚意正心修身都属于道德修养的“内圣”阶段，内圣则是为了“外王”，故以内圣之德为本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整个知识谱系“内圣”以为核心，整个向“外王”的政治目的倾斜。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政治也是道德。外王之道，不是霸道，而是由内圣开出去的王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不满和抨击，大抵都体现为王道对霸道的反抗，虽然也曾上演过一些颇为轰烈的正剧，但它总是站在一种道德政治的立场反对另一种政治道德。

在中国，人文和政治，两者之间总是纠结不清，从来就没有撕扯干净过。是政治率先侵入人文的处地，还是人文从未脱离过政治的母体，这恐怕是双方对等的事了。人文与政治，虽有干系，但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政治处理的是国家政权方面的事务，人文面对的则是人类精神文化之事务。政治固然需要精神文化作意识形态上的支撑，但人文却没有理由牺牲自身的存在而成为它的服务工具。合理的结构模式，是人文与政治呈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并列的意义可借《圣经》中的话“上帝的事归于上帝，恺撒的事归于恺撒”。而从属之弊，人文政治化，它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所裹挟，很难独立健康地发展其自身。无怪王蒙先生有如上“压根”之语，压根是到了剪去人文与政治的脐带的时候了。

因此，这就有了“重建人文”的提倡。

“重建人文”的提出，实际上是还人文以人文，它期待着完成一次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胜利大逃亡”的突围表演。几十年来，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规模无限度地喧嚣扩张，知识分子完全成为其运作的机器。市场经济以后，经济规模的扩张取代了意识形态的扩张，并且随着新兴文化工业的出现，大众社会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它以自身的话语形态即“意象形态”迅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分解。在这样一种日趋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中，知识分子的人文文化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立形态，这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本身尚未形成自我存在的独立形态。因此“重建人文”作为策略之举，是知识分子为其自身开辟存在之境。它一则改变以往哲学、美学、文艺学、宗教学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人文知识谱系，一则改变以往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等观念以传统文化为定位的人文价值谱系。新的人文将在否定中诞生，在批判中重建。当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力求现存秩序的稳定性、大众文化力求感官娱乐的消费性时，知识分子的人文文化则以自己对“意义”的追求走向“存在的诗性”。这样一种追求诗性的形而上话语并非曼海姆的“乌托邦”，它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意象形态”相比照而存在的一种有关价值之体系的“意义形态”。

而人文的重建，说到底，正是这种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意义形态”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