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周荣池，在“离开村庄十多年”后用一本书反馈故乡对他“整整20年”的“给予”。这就是《一个人的平原》。

　　这本书首先是诉说时间的亲历与见证。这种亲历与见证是以一代人的记忆为标志。生产队、大队部、供销社、大会堂、庄台，是当年的生活场域；猪六碗、海六碗、八大碗的宴席仪式，换工分的酬劳方式，是当年的生活方式；上世纪70年代的造河运动、1983年开始的“严打”、1991年的大水，是当年深刻入髓的记忆；《八月桂花遍地开》《赛马》是当年流行的旋律，也因着“时间”而具备特殊性：新政权的建立、新天地的开辟、新话语的建立、新审美的确立。往前溯，民国二十年的大水，是汪曾祺作品里的父亲形象和故事；再往前溯，“古法”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数十种具体而微的打鱼方法；最前面还有张正祥对“龙骨”的考古，将这片土地的历史直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最终“龙虬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的共识，这也是对平原“时间”的最终确认。

　　其次，《一个人的平原》体现对文化的守护与延绵。这里的“文化”既指里下河文化，更指大运河文化。正如汪曾祺正式介绍 “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自觉自然地把高邮纳入大运河的序列中。作为同乡，作者亦然，大运河、里下河、三荡河，渐次聚焦圈定出家乡南角墩，而其外延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外延，又可反向廓出，大运河是最广的那层。

　　在高邮、扬州，大运河文化明显地表现为“士”（文人、知识分子）“商”（商人、扬州盐商）阶层的兴起和占据主流，在“士商合流”的影响下，其文化便呈现出雅俗融合的特质：“雅”的文人创作和审美，至今，扬州园林、八怪书画在文化史艺术史上仍享有地位；“俗”指老百姓热衷的日常文化生活和审美，至今，听书（扬州平话）、唱曲（扬州民歌）还在民间流传。所以，书中既写到大学士大词人秦观等，同时也盛赞民间歌手们“一张口，一个世界就被打开了”；既写风雅独绝的《板桥道情》，也写鲜活热辣的《数鸭蛋》《西北乡情歌》；既多次致敬作家汪曾祺，也没有忘记那些平凡的会讲故事的人：讲《苏小妹三难秦少游》的外来女人周如红、用带有“霉味”古话讲“消寒”故事的老正祺；既写“独旗杆”王家以及王念孙、王引之令人称道的为官与治学，也写女人们的“春话”“骚歌”和男人们“撩姐”的号子……看似矛盾，却恰恰反映了大运河生命力充溢、大运河文化雅俗交融的特点，也正是作家创作力的源泉所在。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鲁迅《故乡》的开篇，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实写，也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乡土情绪的普遍感受与表达。所以，当作家将“空旷而绝望”、“封闭”、“苦楚”、“陈旧”、“缺乏”、“焦灼无奈”等字样与故乡（人）相联系，虽不够美好，却传达出最真实最贴心最爱之深责之切期之远的乡土情绪。

　　笔者最为共鸣的乡土情绪是谚语俗话。有日常的个性化称谓：“大小伙”“细丫头”的叫法村野而亲热，“味水”是“味道”的别称，“水”是水乡最大的“道”。有对当地人日常生活、交往、经验的总结：“抬头望天”记天象常识，俯首听“蛇虫百脚的言语”。有对人情人性人心的揭示：“眼睛一红心就黑”讲利益与人心的冲突，“抓贼不如放贼”涉及宽容与教化，“有得忙就有得噇”揭示劳动与获得的关系，“一块馒头搭块糕”暗示命运自有安排。这是平原人的生存密码、生活密语，积淀着平原人最朴素的人生哲学，表达了最直接的乡土情绪，也塑造起平原的精神：万事不离人，处处凸显人，粗犷、真实、鲜活、深刻，虽历久而弥坚。

　　这种精神鲜明地重塑在“人”的身上。首先是家族人物谱系：“绝望”的父亲，“称职”的母亲、“凶死鬼”祖母、“慈祥和善”的外婆、“倔强”的侉子婶娘、“去新疆打工”的四叔……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是鲜活的“人”、个性的“人”、不屈的“人”。更有历史人物谱系：“知州”魏源拼尽性命治水，林隐士散尽家财筹款，美国传教士托马斯帮助修建大堤，均是利民之举；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谱系亦以“民”为核心：救人为民的白马庙蒋济、爱兵亲民的唐高宗李渊、治河利民的总兵庄陈瑄，除疫病、救疾苦的水神耿七公、保佑航渔兼职送子的天妃林默——全都是为“民”而生也因此为“民”所记忆记载。就这样，“人”与“民”结成了作者生命中最深刻最根本的精神。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广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