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铺陈的说法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掌六律……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郑玄注云：“教，教瞽矇也。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认为六诗乃是六种表达政治道德观的方法，并清楚地以“直铺陈”来解释“赋”。

　　汉代之后支持“铺陈说”的学者，首先是西晋左思，其《三都赋序》云：“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稍后的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和钟嵘《诗品》看法相同。这些学者都一致地以铺陈来诠释赋的本义。

　　然而，“铺陈说”多有不可解之处。首先，如范文澜《文心雕龙·诠赋》注指出，如果赋的文体是由铺陈的技巧发展而成，则赋体不应含有比兴，何以赋体本身又充满了比和兴的技巧？他认为赋的本义应为朗诵，而猜测赋自有一种声调。他的看法是合乎逻辑的。其次，从风格上来看，许多赋篇，特别是抒情赋，并不具备铺陈排列的风格特点。从《汉书·艺文志》中我们知道，汉朝人认为《楚辞》中的篇章都是赋，而《楚辞》的许多篇章并没有这种逞辞排比的特点，例如《九歌》。再次，铺陈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汉代“颂”和“赋”两字可以互通。根据《汉书》，王褒《洞箫赋》亦称《洞箫颂》。若赋义为“铺陈”，则与“颂”不同。此处，“颂”为“朗诵”之义。《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可证先秦时期“颂”与“诵”互通。

　　与铺陈说同时存在的是朗诵说。此说最早源于《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左传》记载了无数外交官赋诗的例子，说明朗诵说的理论符合先秦的文化环境。《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邵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此处，“赋”与“诵”并列，可见其义相近。而且朗诵的动作和政治的劝告紧密结合，有些官员朗诵《诗经》之诗以呈上委婉的讽谏，这与后来汉赋的政治作用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