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崇高美的地位撼动了，而是我们的军旅作家普遍丧失了再造崇高美的能力。主流既不需要夸大其词“红化”以衬其高大，亦不需要“黑化”来刻意回避高尚情感以彰显作家有多么清高。

　　崇高的概念在当下的军旅文学语境中需要重新被矫正和定义，与此同时，作家必须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只有主题的格局、高度和文学细部的深度、广度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军旅文学的新风景。

　　作为一个军旅文学的追踪者和评论者，我对这样两类军旅文学范式太过熟悉：一类是主题先行的大部头，常以讴歌革命精神为主旨，且在各类纪念周年由相关文化部门牵头引导，批量推出；另一类是近些年愈发流行的个人化写作，作家将个体作为表现主体，揭露普通军人在和平年代遭遇的种种困境与尴尬，并由此引发对军队体制的不满和军人身份的质疑。

　　无论是哪一种，其间都不乏佳作，但就我目之所及，当下更多作品缺乏对分寸感的把握。前者有主题优势，有高度牵引，然而缺乏相应的文学质感。就如里尔克所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然而许多作品但见红色骨骼挺立，却不见内里自由生长出的肌肉，易沦为空洞的高歌赞美之调，我称这类作品为刻意的“红化”。后者类型的写作者以青年作家为主，这些作家有更为明晰的文体意识，对人物内心的刻画细致到位，且语言有特点，乍看之下给人以不小惊喜，在现实语境中似乎鲜有作品如此贴合一个普通军人的灵魂，如此关心这个群体的命运遭际。它们打破大众对军人身份的刻板印象，袒露军人心灵沟壑里的尘埃，触碰到外界不为所知的痛感神经。但当写作者在试图通过消解崇高来凸显自我认知的同时，读者又不免产生这样的质疑：难道和平年代的军人，与他者的区别仅在于多一身军装加身，而丝毫没有对精神高地的追求可言吗？我们的军队、军人找不出任何可供歌颂赞美之处吗？姑且把这一类写作称为对军旅品格的“黑化”。

　　“红”与“黑”的彼此对峙与仇视，正是当下军旅文学的焦虑所在。红方选手认为自己站对了立场，写对了方向，就起码是“三观”正确，即便以戕害文学本身为代价，也需在主题上获得评论家的一二肯定方才罢休。而“黑方”却认为文学必然是以文本质量取胜，惟有挖掘到人物深层创伤才可冠之以文学之名，体现文学之本质。这其中一些作品也的确得到了地方文坛认可，这更给予作家以底气按照此类思路继续深挖掘进。

　　若肯跳脱出军旅文学的圈子从外部看一看，这些无谓的争端其实没有必要。但这种现象已然成为当下军旅文学的常态，且长期下去只会让更多作品成为只限军旅文学内部循环的消耗品，我们需要仔细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在哪里。把这个问题当成支点，由此扩展，还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早期一些以军旅身份成名的作家，在从部队转型到地方之后，他们身上的军旅特质或者说作品中的军旅元素也在有意无意间、出于主客观等综合原因被遮蔽了，而他们转型之后的创作也鲜少再以军旅题材取胜，即便少有涉及，军人形象、军旅生活也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难有突破。炮火硝烟中军旅文学曾占领半壁江山的辉煌已是昨日荣光，而今天大众视野下的军旅文学传播也萎靡不振。也就是说，当下的军旅文学审美方式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