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作家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的山窝窝里写下了《创业史》，记录下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如火如荼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身处其中的中国农民的思想变革。这部小说和它所塑造的主人公梁生宝一样，看上去质朴无华、不事经营，可那一往无前的劲头、怀揣着理想的朝气、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扎实，让人由不住被打动。这部仅仅数十万字的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经典。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作家、艺术家谈心时，语重心长地说：“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成就这部作品深刻蕴意的基础。

　　正是在与新中国农村与农民命运同构的前提下，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展开了对《创业史》尤其是梁生宝形象长达10余年的细读，而这同时也是从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语境出发的一次重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学需要像梁生宝那样的带头人，像梁生宝一样脚踏实地去探索的激情和信念、意志力和想象力。

　　今天，我们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涉险滩，啃硬骨头，需要梁生宝这样的带头人。包括八百里秦川在内的中国大地上，还有无数的“蛤蟆滩”期待着梁生宝们的到来，期待着从对新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的迎难而上中，像梁生宝一样一步步地走出可能性来。这不仅仅是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可能性，是观察、记录中国文学的可能性，更是创造、创新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对可能性的不懈找寻，恰是韩毓海这篇经典重读与细读的价值所在。

　　——编 者

　　“一个年轻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身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麻袋包着的铺盖卷，出现在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带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满身是汗。因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劲，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

　　这段文字白描出的经典画面，出自柳青的小说《创业史》。岁月如同白驹过隙，距离这部小说出版面世，一晃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重读《创业史》，重温柳青当年为读者们讲述的那个名叫“梁生宝”的农村青年的创业故事，不禁感慨万千。那个走在高岸上的“梁生宝”的步履中，分明踏着共和国农民与农村的历史歌行——是披风戴雪的，但也是春意盎然的；是道阻且长的，但也是前景开阔的；是艰难困苦的，但也是信念坚定的。

　　“时间”改变了

　　在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传统中，或者在施耐庵和曹雪芹的传统中，人们接受了一个诗人、一个说书人为读者讲述一些遥远的故事。柳青显然与此不同。作为一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将“现代时间观”纳入到小说叙事，并将之运用于叙述中国农村。

　　什么是“现代时间观”？它意味着从“当下”的角度去叙述历史和预言未来，从而将时间纳入一个以“当下”为核心的结构中。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现代生产方式本身，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现代时间观”的确立；而“让时间督促我们工作”“让历史告诉未来”之类的箴言警句、合理高效利用时间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构筑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的精神支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柳青带着他的“梁生宝”们踏进了一条与过往完全不同的“时间之河”。不要忘记，《创业史》正是伴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诞生的。当时的工业化建设和农业合作化，是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次划时代的全面改造，不仅确立了“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等伦理观念，更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时间观念——

　　过去，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过去，“从旧历开头的整个正、二、三月漫长的春天，当农业生产还没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农民只能靠赌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发时光；现在，在潇潇春雨的田野上，到处都是梁生宝互助组那种进终南山背板、扎扫帚搞副业的汉子，农民们因为可以通过科技来掌握天气与自然的无常变化而热衷于“科学”种田，“物资交流大会”在暮色苍茫中还没有散场，富裕中农郭世富则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市场”上与“国家”相遇……

　　其实，《创业史》每一次优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写，都可以视为这种“人勤春早”工作时间观的勃勃生长。毫无疑问，柳青笔下书写的，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被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新农村”。在这里，“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劳动的合理分工在渐次推进。正是在表现这种农村根本性变革的意义上，《创业史》无愧于“史”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