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边界写作”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种跨文化、跨族别、跨语言、跨地域的写作现象。它具体表现在，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具有多重族籍身份或多种语言表述能力的作家，以别的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以期传达一种独特的地方知识和文化特质；同时立足于“边缘化”的写作优势去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写作实践中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这种“边界写作”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而在国内，很多作家，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也都面临同样的写作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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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汲取多种文化的“边界写作”正逐渐成为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股重要力量。2000年至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有多位具有跨文化背景，如多丽丝·莱辛、勒克莱齐奥、穆勒等，他们的写作均有“边界写作”的色彩。其中，在中东欧这块多种语言和文化交锋的地方，生活在跨文化的语境里，也注定了穆勒的“无所适从”。在罗马尼亚，她是讲德语的“少数者”，到了德国，她的身份又是罗马尼亚移民，这些因素无形中加大了她寻找归属感的难度，因此她说：“写作，是惟一能证明自我的途径。”

　　印裔英籍作家拉什迪曾这样阐述其小说《撒旦诗篇》的特性：在崭新的、突变中的人类生存、文化、思想、政治、行动和歌唱的联动结合中，呈现混原性、异质性、杂合性及其转型。“为种族混杂而欣悦，又为绝对纯粹而恐惧”(《想象的故国》)。可以说，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每一个个体在文化心理上都不可避免地处在漂泊不定的状态之中，人们的文化视角再也不可能单一固定，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景观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人们在文化心理上都变成了漂泊者。“漂泊者”穿行“游走”于两种地域、两种文化、两种传统、两种语言之间，身处特色迥异的文化世界的夹缝之中，能借鉴多种传统，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既不完全与一种文化合一，也并非完全与另一种文化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一个独特性与互补性共存、差异性与沟通性共存的世界，是一个“道并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世界。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异质文化之间的不断交融，“边界写作”现象将更加地普遍，文化的守望与文化的开拓也将成为重要的话题。从语言上疏离母语到从精神上回归母语意识和母语文化，是每个“边界写作者”必然的心路历程。值得关注的是，“边界写作者”在面对两难语境的同时，也获得了“跨语际”写作和“跨文化”写作的优势，从而写出具有独特意味的作品。

　　将视野转向国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等，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守望着本民族深厚的语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不断开拓，自由穿行于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用全新的表现形式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内核。双语写作，多重视野，这已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要特点。

　　以藏族作家为例，“边界写作”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扎西达娃的小说把西藏的神话和传说同时代意识糅为一体，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将小说的焦点向民族传统文化转移，表达了回归民族文化母体的渴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阿来以开阔的视野、平等的民族观念感受普世性的价值存在。他的《尘埃落定》是“边界写作”的典型文本。阿来的作品一方面与其民族的民间话语、文化传统、经验方式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在宏大的文化场域中，以隐喻、象征、寓言等手法展现人类精神世界中共同遭遇的种种困境和迷惑。他虽然是用汉语写作，但母语意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民族文化心理及其精神实质却在作品中密集出现。多重的文化身份使他的创作拥有了一种丰富性。在“对话”的语境下，阿来通过对本民族历史的真诚叙述，从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性的咀嚼、探寻、阐释，最终走向对人类共同精神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