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村，原名徐元渡，曾用笔名方原，为新感觉派重要作家、翻译家。主要译著有：《菊子夫人》《洗澡》《法国现代小说选》《六个寻找作家的剧中人》《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与戴望舒合译)、《意大利小说选》《西班牙小说选》《皮兰德娄戏曲集》《西班牙小景》(与戴望舒合译)。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鲁滨逊漂流记》(以下简称“徐译本”)。该译著自1937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一直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徐氏也借此一举赢得了在文学界的地位和声誉。

　　《鲁滨逊漂流记》原著作者为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的丹尼尔·笛福(1660—1731)。该著自1719年面世以来，备受欧美各国读者喜爱。据魏颖超统计，至19世纪末，该著的各种译本已达700多种；而据笔者粗略统计，单在中国过去的113年间(1902—2015)，该著的各种译本也在100种以上。这样的译介热潮及传播力着实惊人。而在这100多种译本中，最受读者欢迎、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徐译本。该书初版卷首有《译者序》，详细介绍了笛福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内有笛福肖像和插图一幅；译者对原文中的地点、人名等都做了详细注解。这部当时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委托而译介过来的书一举奠定了徐氏在文学翻译中的显耀地位。他不但凭借对这部世界名著的译介而被人所熟知，而且也将原著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推向了一个小高潮。该译著出版后一个月就出了再版本，待1947年2月选入商务印书馆的“新中学文库”，已是第四版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徐译版本为什么能够从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除了译者本身的文学修养、翻译水平外，我觉得还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版本的独特性。在1949年之前，该著的中国译本有十几个版本，包括两个文言文版、一个转译本和十多个白话本。《鲁滨逊漂流记》最早由沈祖芬(初版本署名“钱塘跛少年笔译”)译介到中国。该书稿译成于1898年，初版于1902年，定书名为《绝岛漂流记》(讴篴题写)，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05年，由曾宗巩口述、林纾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6年4月出第二版。1909年，由汤红绂依据日译本转译的《无人岛大王》在《民呼日报图画》(6月13日至6月27日)连载。1921年，严淑萍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简写本)由上海崇文书局初版。后又出现顾钧正、唐锡光的合译本，范泉的缩写本，等等。据李淑玲、吴格非统计，1931年至1948年间，该小说的中译本已达11种。这些版本的重版次数也较多，比如，从1931年到1948年，顾钧正、唐锡光的合译本出了11版，而范泉的缩写本仅1948年就出了3版。这都说明，在民国时期，《鲁滨逊漂流记》中译本的种类、版次和印量都是很可观的。在“求新声于异邦”的晚清文化启蒙运功中，沈祖芬和林纾的文言文版所展现的开创性和对国人的启蒙价值不可弱视。徐译本的最大特点就是靠近作者思想，以适当欧化风格，严格保存原著风貌。因此，徐译本都不同于同时代及此前的诸多版本，他的翻译策略也适应了那个时代读者对于文学语言的要求。

　　二是接受语境。自晚清以来，该小说被冠以“冒险小说”风行中国，其主要读者群体为青年读者、各类学生，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一趋向依然没有改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主题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以各种误读方式不断地改变着。徐译版刊行的年代，中国青年读者群对该小说的接受热情依然不减当年。作为以“忠实原著”为特色的徐译本也正暗合了这一趋势。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无论1937年初版本还是后来的1959年修订本，“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解放”、“同志”、“人民”等这类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词语频繁出现在译本中(前者有11处，后者有9处)。徐氏早年对左翼思想、左翼文学多有接触，其译本中出现的这些词汇是深受其影响的最好见证。须知，文学创作或翻译面向“普罗大众”，这不但是那个年代文学发展的主潮，也契合了那个年代中底层青年读者的情感倾向和阅读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