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十分重视现实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歌德说他自己全部的文艺作品都“来自现实生活”，杜勃罗留波夫提出文学就是要“表现人民的生活”，毕加索认为“艺术家是承受四面八方刺激的仓库”。无论音乐、绘画还是文学都离不开生活实践，都必须从生活实践中寻找素材。正如毛泽东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我们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并不是说文学就是生活，是对生活的直观的照相式呈现。冈布里奇指出，对某一客观现实的再现应当是“一种翻译，而不是一种抄录”，是“一种转换式变调，而不是一种复写”。“翻译”和“转换”在这里的意思都旨在说明，在文学再现或反映中必须重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能动性作用。实际上，正因为创作主体的介入与参与，才使文学反映生活而不流于生活，不仅反映生活而且可以高于生活，才使文学表达思想成为可能。因此，文学既反映生活，也反映或表现自我。

　　既然是反映，就有反映者和被反映者，反映什么是重要的，谁来反映也是重要的，这决定着反映的质量。但如果有人因此把文学当成是纯粹的对于自我的反映与展示，对于幻象的描述，那就是错误的。“自我”从何而来？“幻象”又如何产生？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要深入地追问下去就会发现，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孤立的个人，也没有什么孤立的自我。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在社会劳动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中形成的，而不是由上帝随意创造的。个人头脑中产生的东西，无论其多么奇特怪异，富于想象，它也必然是对已有生活现象或个人生活体验的变形、扭曲、重组或再造的结果。尽管作家的思想、意志、情感等在文学创作中也能得到表现，但作家的思想、感情并不能成为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源泉”，它们也不过是作家对于文学创作惟一源泉的社会生活的理解、领悟和评价的结果。所谓的文学是自我表现，是一种幻象，其实并没有离开生活半步。实际上，作家头脑中的生活也是生活，也源于生活。

　　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但文学对生活的反映不是机械的、简单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作家的选择、集中、想象、虚构等艺术加工的创造性反映，是能动的反映，认为文学就是对无须加工的、原汁原味的生活的反映，这是对反映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