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国力逐渐强盛，国民大都信心满满。可在晚清，情况完全不一样，仁人志士担忧的是亡国惨祸，思考的是亡国后如何图谋恢复。正是这种不愿做亡国奴的一腔热血，才有了陈天华的蹈海以及秋瑾的“拔剑四顾心茫然”。换句话说，历经甲午海战以及庚子事变，中国人的自信心跌到了谷底。而革命先驱孙中山之所以不屈不挠，挑战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既基于对西方文明的仰慕，也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信赖——坚信多灾多难的中国必将浴火重生。
    作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有很多因应时势的演说及著述。这其中，既有对国粹的表彰，也有对国民性的批判，若只抓住一点驰骋开去，容易歪曲孙先生的思想体系。不说零星言论，即便《三民主义》这样体大思精的著作，虽有传统中国儒家的理念，可更多的还是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忽略这一点，只在个别词句上钻牛角尖，难得其大体。
    1917年撰《民权初步?序》，孙中山称中华民国之得以创立，“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实，不仅推翻清廷创建民国这一政治实践，整个晚清思想、学问、文学、艺术的革新，也都“得欧风美雨之吹沐”。首先是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服膺西洋文明；而后才是在上下求索中，发现“国粹”的意义，借鼓动民族主义思潮，来实现政治革命以及“文艺复兴”的梦想。孙中山坚信：“迨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同）
    单就教育背景及生活经历而言，孙中山无疑是那个时代非常西化的政治家。1896年，“性慕新奇”的孙中山在《复翟理斯函》中称：“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主义（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孙中山与同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差异，不在对“圣贤六经之旨”的领悟，而在涉猎西学的能力与信念。当然，作为直面惨淡人生的政治家，孙先生日后的论述，逐渐转为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七卷）。表面上“内审”在前，但“外察”的重要性一点也没降低，只不过多放在幕后来处理。
    比如谈及中国的命运，孙中山的调子时高时低，这取决于论述时机以及听众的需求。既有乐观的祝颂，如“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也有沮丧的抱怨，如“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两种说法相隔九年，都是孙中山真实的想法，然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就看你从什么角度观察与立论。
    从“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历经百年苦斗，终于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过程，并非自然而然，也不是“风水轮流转”，而是孙中山等无数先驱奋斗的结果。
    1921年，孙先生称：“国与民弱且贫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在众多救国救民之道中，孙中山选择了“复我国粹”，即努力发掘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对于以批判旧道德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有嘲讽也有接纳（参见孙中山撰于1920年1月29日的《与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即便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也不是一味复古：“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们祖宗之当时为世界之独强的。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早年接纳“夷夏之辨”及“民本”思想，晚年倾心于儒家的“内圣外王”，但孙中山毕竟是实践型的革命家，玄思非其所好，也非其所长。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孙先生逐渐理解、接纳、转化中国传统文化——采纳某些传统观念，但多做现代诠释。比如，提倡儒家的“忠孝”、“仁爱”，但抽掉了“三纲五常”——至于什么叫做“忠”，不是“忠君”，而是“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近年中国迅速崛起，很多人归因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力量，喜欢一切从孔夫子说起，然后“飞流直下三千尺”，直接嫁接到当下的政治语境。殊不知，今日中国，不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重提“三从四德”，或者顶礼膜拜“四书五经”，既无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博大与庞杂，也抹煞了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借鉴西学转化为传统的努力。同样追求“文艺复兴”（或曰“古学复兴”），百年前风雨飘摇，主要功夫放在提高民族自信心；如今风和日丽，应该更多着眼于如何“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奋斗的一生，对于今人的启示，不在某些具体言论，而在随时势变化，努力调适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永远不失尊严与自信，同时，也永远不失批判与抗争的立场。
    
    （本文乃作者2011年1月22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2011北京中山论坛”上的发言，发表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孟育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