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读作家周迅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刘少奇在湖南调查的四十四天》这样的好书，会让许多人的内心和灵魂产生强烈的震撼与反省。

　　人物传记写作要求严格，特别是大家熟悉的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写作，其实是一种“戴着镣铐起舞”的劳作。作者的笔端，不能随便逾越传主的生平轨迹，更要清楚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实际。通常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多半对传主的生平表述有所侧重，即“舞蹈”中哪个节拍强烈而大开大合，哪个节拍弱化仅点到为止。据此而安排节拍之强弱，可以充分展示作者的修养和才华。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跳脱传主生平的时空，理应在“性格决定命运”的点拨下，尽量做到使传记的纪实史料，与文学的人性描摹水乳交融。文学即是人学，生活中的人都是立体的，有很多个侧面，选择传主漫漫人生经历中那些关乎命运变幻的黑白点，确切反映传主的性格禀赋、个性风格，点击、强化、渲染，乃至升华，如此方为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领袖人物的传记除了上述的一些基本要求外，还应对领袖的独特性格进行合理而客观的表达。这就更需要遵循真实与艺术之间的度的掌握，因为领袖人物既是人，又非一般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也非寻常，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也通常不会被公众所了解，因此写好这样的人物，需要更高的功夫。

　　作家周迅在纪实文学创作上有丰富的经验。他凭借《记者的战斗生涯——杨兆麟的不平凡经历》《大海的一朵浪花——孟启予的广播电视生涯》《齐白石全传》的写作历练，成功创作了这部新著。在熟悉掌握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后，周迅将刘少奇一生最精彩的内容抽出来写，对刘少奇的人生坐标进行定位。由此，传记围绕传主的“命门要穴”——灵性亦步亦趋。无论材料选择的挑肥拣瘦，还是文字叙述之腾挪翻飞，多半没有游离“群众路线”的范畴。

　　大跃进时期，“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了经济的严重滑坡，农村的情况令人忧心。为了弄清症结所在，1961年4月2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和几个工作人员，先后在湖南省的宁乡、湘潭、长沙等地蹲点调查，前后共44天。这些日子，他先听取湖南省委、宁乡县委和中央在湘工作组的汇报；4月12日至30日，他蹲点天华大队，摸实情，察民意，果断地平反冤假错案，解散食堂，保留社员的自留地，及时调查农村粮食、分配、住房情况。在湖南调查期间，他有33天吃住在生产队，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找各级干部、社员群众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他深入田间、山林、食堂、猪场、医院、社队企业、社员家里，吃了社员用来充饥的野菜和糠粑粑，亲自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为党和国家制定重大决策，调整农村政策中有关农民生产、生活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