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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中的人才观
2016年07月19日 14:2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兆贵 字号

内容摘要:在我国古代,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活跃着一大批文人。由于传统文化积淀厚重,中国文人特别推崇名誉与节操,把名节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并衍生出许多传诵千年的诗词名句。

关键词:人才观;文人;古诗;名节;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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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古代,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活跃着一大批文人。不仅文武百官大都来自文人,社会名流和士绅也多半出自书香世家和耕读人家。由于传统文化积淀厚重,中国文人特别推崇名誉与节操,把名节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并衍生出许多传诵千年的诗词名句。比如,文天祥在狱中朗吟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于谦誓言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渴不饮盗泉,热不息恶荫”“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中国古代堪称脊梁的文人虽然很多,但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在所难免,瑕瑜互见的情形并非个案。例如,有美化王莽新朝之嫌的西汉文学家扬雄、在安禄山那里做过官的唐代诗人王维、投靠乱臣司马颖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出仕四朝十帝的南北朝文人庾信、因妒忌好友名高于己而诬陷苏东坡的沈括,等等。

  纵观中国文化艺术史你还会发现,很多写出不朽作品的文人墨客,也常常为时世所不容。比如说柳永,其词作闻名天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金主完颜亮读了他关于“东南形胜”的词句后,竟然激起“投鞭渡江之志”。可在当世的文人圈子中,都认为他格调不高,朝廷也不待见,考取进士后又被刷掉了,到头来还是个“白衣卿相”。

  值得关注的是,文人无行的现象只要一出现,就会遭到舆论抨击,并被写进各种纪实文字中,背上千古恶名。为什么古代诗文中对人才品行的着墨如此之多?又如此之浓墨重彩?笔者以为,除了文人地位在不同朝代起伏不定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主流价值观所致。价值标准和道德尺度并非一成不变、万世不易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有所调整。管仲背叛公子纠而辅佐齐桓公,孔子在回答子贡的疑问时,却是赞许的口吻,并不认为这是不仁。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中,有不少人都来自敌对阵营,他们改换门庭的行为算不算变节呢?每当改朝换代之际,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宁死不为贰臣者毕竟是少数,总有一些文人仓皇失措,寻求自保。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际遇,有人回护宽宥,认为是顺势应时之举;有人痛加挞伐,鉴定为厚颜无耻之尤。

  原因之二:被评价者知名度所致。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名人,由于备受世人关注,其瑕疵也会暴露无遗。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名人中,宁死不肯失节文人很多,屈原、嵇康、阮籍、陶渊明、颜真卿、辛弃疾、方孝孺、顾炎武、文天祥、谭嗣同、朱自清等一大批有气节的名士,不都是文人吗?言行有误、节操不保乃至私生活放荡的,又岂独是文人?“此去乱离何日定,向来名节几人全?”在江山易主、与民更始之际,归附新生政权的何止是文人呢?据乾隆时期编纂的《贰臣传》记载,降清的明朝高官多达120多人,文士只有龚鼎孳、钱谦益等几人。

  原因之三:评价者主观性所致。人们对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总以为作品好的文化艺术家,形象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文人也是人,他们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也会因七情六欲而犯傻,就像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一样,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过失。道德审判独独偏向文人,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写到唐伯虎时,曾感叹地说:“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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