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咔、哈、啊……”每到周末，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的一间办公室里，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们总会为分清“圆唇不圆唇”“舌面中舌面后”“清塞音浊塞音”而“嚼得舌头打结”，却又乐此不疲。

　　“学习汉语方言，掌握国际音标是关键。”北京大学汉语方言学教师陈宝贤的周末时间总被学生占得满满当当，她笑言自己研究的是“又老又土的东西”，但大家的学习热情让她十分欣慰。

　　“记录一种方言需要调查3000个以上字音、至少两三千条词汇以及数量不等的语法例句”

　　“研四方之言，究汉语之变”，方言学研究是一门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学科，这种“研究基本靠走”的方言调查，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周朝时，中央政府就经常派人到各地采风，搜集方言俗语。西汉扬雄进—步搜集整理，并通过面询方式进行方言调查，大范围记录各地的口语词，然后将所记词语按通行的地域范围分别标注成不同类型，成就了中国古代方言研究的开山巨著《方言》。

　　对于陈宝贤来说，每年抽出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到某个方言区做调查，也是必修课。“我们选定的方言点，通常都在方言保存得比较‘鲜活’‘正宗’的偏远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是常有的事。”

　　调查队伍在山里扎下点后，大家会分头寻找，严格筛选方言纯正的发音人。“首先会让发音人录一个声、韵、调表，我们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然后让老乡用方言讲一个当地人经常说的故事，录成一段成篇语料。最后，我们对搜集的资料进行整合，用一周左右时间做集中分析，出炉一份调查报告。”陈宝贤介绍，现在条件好了，可以录音录像，以前完全靠耳朵听，得迅速反应，再飞快记录，“很苦，但我每年都很期待这一个月的到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方言》季刊主编麦耘致力于方言研究已经30余年，到现在仍保持着做方言调查的习惯，“不然心里会发慌，就像打仗没有补充弹药一样。”麦耘说，“要全面记录一种方言，一般需要调查3000个以上的字音，至少两三千条词汇，以及依不同需要而数量不等的语法例句。”研究体量之大，可见一斑。

　　为戏曲传承提供发音的“教材”、帮助刑侦锁定犯罪嫌疑人，方言研究有妙用

　　“方言研究有意思吗，有意义吗？”方言研究者常常被这样问。在麦耘看来，方言是诸多文化社会信息的集合体，隐藏了诸多密码，一旦破解，能够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方言学能帮助传统戏曲更好地传承。”陈宝贤说，“戏曲一般都是口耳相传，学生通过模仿师傅唱腔来学习，有时唱得不对，师傅也弄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方言学可以通过对古音、方言的研究，用国际音标准确标出戏曲的发音特点，相当于提供了学习发音的‘教材’”。

　　在辅助刑事侦查上，方言学也大有可为。麦耘回忆，他曾参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粤方言语音的同一认定方法”这一声纹鉴定课题。“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打电话勒索，录音被保留下来，但抓住嫌疑犯后，如何确定嫌疑犯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呢？这就需要根据方言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进行语音同一认定，这将给案件侦破提供有力支撑。”

　　“一句话其实会‘暴露’一个人的很多信息，”陈宝贤说，“我们会去探讨，这句话是哪里的口音、语法语序有怎样的特点、有没有用到方言词等。方言研究就像一个解密的过程，很有乐趣、很有意义。”

　　新技术、新研究方法的出现，也推动了方言学研究与时俱进。创刊于1979年的《方言》季刊，一直是汉语方言研究最重要的学术阵地。“我们正努力推进方言研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比如，运用声学检测、心理感知等实验手段研究语音，用系统比较方法来研究汉语各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从方言分化、方言接触或自然演化等角度去说明方言的历史等等。”麦耘说，“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方言学界创新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