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就冯梦龙所辑《古今谭概》《情史》中所涉苏轼轶事的可信度而言，存在可信度较高、信否参半和可信度较低等情况。这虽不是冯梦龙有意为之，但从中却可以窥见冯梦龙对苏轼的关注点，并由此可知在冯梦龙的辑录下，苏轼形象具有娱乐化、世俗化、多情化的特质。而明代畏谈喜笑的社会风尚、士人地位的一落千丈、“何必认真”的民众心理、冯梦龙个人的情感经历及其“适俗导愚”的“情教”思想则是导致苏轼形象在冯梦龙的辑录下呈现出上述特质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冯梦龙/苏轼轶事/苏轼形象/明代社会/“情教”思想

　　作者简介：宋春光，女，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自苏轼所生活的宋代始，历经元、明、清各代，苏轼轶事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间，有基于历史事实的记录，也有后人以苏轼的某些特质为内核演绎出的轶事。这使苏轼其人在历代“苏轼轶事”的积淀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意蕴。因而，当苏轼作为“苏轼轶事”角色而存在时，他已不再是完全意义上历史中的真实人物，而是辑录者乃至辑录者所属时代以其特有的思维对苏轼进行解读后所形成的“苏轼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形象很大程度上是被苏轼轶事的辑录者塑造出来的。而人们在辑录苏轼轶事过程中的关注点，正是辑录者本人某些思想的体现，苏轼形象在一个时代的特殊性，正是这个时代某些特殊性的表征。概言之，苏轼的文学形象不同于历史上真实的苏轼，而明代文学中的苏轼形象亦由于明代社会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质。

　　冯梦龙是明代通俗文学领域的巨擘。他曾在《喻世明言》“序”中谈道：“大抵唐人选言，人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曰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1]可见，冯梦龙认为通俗文学感染人的迅速与深刻程度，远非被奉为圭臬的《孝经》《论语》可比拟，其对俗文学的重视可见一斑。冯梦龙作品对经史、小说、笔记、戏剧、民歌、杂著等都有涉猎，且冯氏所编纂的作品中存在大量辑录所得(或在原有框架下稍加改动)的内容，这种编刊模式使其作品既有别于大体同时代的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等人的创作，又不同于世代累积型作品——个人创作型作品更见作家本人性情，世代累积型作品多见时代风尚。与之相较，在冯氏辑录的模式中，个人因素与时代因素对作品的影响不仅难分高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相辅相成。加之冯氏的辑录无论在数量亦或质量上都非同时代其他人可比，《古今谭概》《情史》更是以辑录为编纂方式的代表性作品，因而本文以之为考察对象。

　　一、冯辑苏轼轶事可信度分析

　　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兴盛，随之壮大的市民群体对通俗文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辑录已有材料的速成型创作方式蔚然成风，冯梦龙对苏轼轶事的辑录便是其中一例。这些轶事散见于《古今谭概》《情史》等轶事集中，且可信程度各异。

　　(一)可信度较高的轶事

　　《古今谭概》中《佻达部·二张》《塞语部·医意》等所记见于《东坡志林》[2]。《东坡志林》为苏轼所撰，是我们了解苏轼轶事较为可靠的材料。

　　此外，以下几类轶事我们认为有一定可信度。其一，轶事中涉及的诗词可见于今存的苏轼作品中，且其对创作缘由等信息的交代与今存苏轼作品的题目、小序等内容相符。如《古今谭概·文戏部·改苏诗》中所记之诗与《苏轼诗集合注》所录《司命宫杨道士息轩》[4]内容一致。且《东坡志林》“修身历”条记“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2]，也可验证“改苏诗”中所记。其二，轶事见于宋人笔记，且作者与苏轼关系亲密。如《古今谭概》中《塞语部·苏公论佛》事见《明道杂志》，其作者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酬嘲部·苏刘》事见《后山丛谈》，其作者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其三，作者的生活年代距苏轼较近，甚至与元祐诸人有关联。如《古今谭概·巧言部·四书语》事见《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其作者邵博对苏轼的记载应闻于其父邵伯温，而邵伯温作为邵雍之子“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5]，因而邵伯温应对苏轼等元祐诸人较为了解。其四，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等与《苏轼年谱》相契合。如《古今谭概·委蜕部·恶疾》记刘攽晚年与苏轼互谑。《宋史·刘攽传》载刘攽晚年曾与苏轼同在京城，且“不修威仪，喜谐谑”[5]。《苏轼年谱》记两人元祐同朝期间常相互调侃，其时间、地点、性格、二人关系均与“恶疾”所记相契合。

　　(二)信否参半的轶事

　　一些轶事有其原型，但细节处有后人夸张甚至杜撰的成分，使同一轶事中部分内容较可信，部分内容不太可信。如《古今谭概·矜嫚部·三分诗》，其事见《王直方诗话》。前半部分为苏轼对郭祥正诗的戏谑，后半部分为对其作诗的评价。前者属轻松的调侃，后者则是严肃的评价，甚至略带轻蔑。《苏轼年谱》元祐五年记“郭祥正(功父)来晤”[6]，并认为：“祥正长于苏轼，得名较轼早，漠视利禄，岂能以诗求轼评题；二人笃于谊，轼岂能为轻薄文人以随意讥笑友人。此则纪事有失实处。然祥正往杭晤轼则可信。”[6]——观点归结为两点：其一，此条有失实处；其二，郭祥正元祐五年于杭州见苏轼实有其事。其中，依据两方面认为此条有失实处：一方面，从郭祥正的年辈和为人来看，不可能“以诗求轼评题”；另一方面，从两人的关系来看，苏轼不会讥笑友人。而这两方面可归结为一点，即苏轼不太可能有机会，且即使有机会也不太可能以严肃而轻蔑的态度嘲笑友人郭祥正。但这只能否定“三分诗”故事后半部分(苏轼以严肃而轻蔑的态度针对郭祥正作诗的评价)的可能性。据《苏轼年谱》可知《诗话总龟》曾引《王直方诗话》中此条，且“东坡又云：‘郭祥正之徒但知有韵底是诗’”一句为《诗话总龟》所无，是据《类说》所补。而《类说》成书晚于《诗话总龟》，且曾亡佚。同时，上述观点二与《苏东坡轶事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引《王直方诗话》记此条发生在郭功父过杭州时，在时间、地点上相符。综上我们认为，“三分诗”所记苏轼调侃郭祥正的诗有可能发生，但蔑视性的评价未必实有。

　　此外，《情史》中《情芽类·欧阳文忠》所记《贺新凉》的内容较为可信，但所取“为官妓秀兰作”的词旨未必可信。《情憾类·朝云》中，认为苏轼为朝云作诗之事较可信，但称朝云为“钱塘名妓”，颜中其先生已论证其不可信。

　　(三)可信度较低的轶事

　　《古今谭概》的《酬嘲部·苏小妹》中苏小妹并无其人。《谈资部·三光日月星》事见《桯史》，但在早于《桯史》的《杨公笔录》中，其作者杨彦龄自称在梦中得“三光日月星”的巧对。但若如杨彦龄所说，“三光日月星”是“世所谓独脚令者”，那么杨彦龄怎敢将这“不世之功”据为己有，而视同时代的文坛盟主苏轼于无物？因此，即便此联并非杨彦龄梦中所得，也不太可能出自苏轼。

　　此外，以下几类轶事我们认为可信度较低。其一，作者生活年代距苏轼较远，且在该作者之前未发现近似的记录。如《塞语部·字说》中苏轼以对“犇”“麤”的解释调侃王安石之事见于岳珂的《桯史》。《汇编》所录的早于《桯史》的书中未发现有关此事的记载。而前人有苏轼以对“鸠”“坡”的解释调侃王安石的记载，因此生活于南宋的岳珂有受其启发而附会的可能。其二，《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一些作者在党争中有一定个人倾向，如《古今谭概·怪诞部·殓如封角》事见《寓简》。《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作者沈作喆之学出于苏轼，且《寓简》中也表现出明显的拥护苏轼的倾向。因而“殓如封角”条可能是沈作喆出于苏、程结怨中对苏轼立场的支持而杜撰的。其三，一些轶事在前人的研究中已被认为不太可信，如《情史·情累类·僧了然》等。

　　部分轶事难以推定其可信度，但却能窥见冯梦龙个人的倾向——究竟是何人以“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反诘程颐？《皇宋治迹统类》《朱子文集》记语出“坐客”，《孙公谈圃》《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记语出苏轼，《栾城遗言》记语出苏辙。在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冯梦龙采用了语出苏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