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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文学活动的发生，必然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场中。一切文学研究，也必然同时遵循历史的线索和地理的线索。两者融通所构成的立体文学场域，方为文学的实际生态。近年来文学地理研究的兴起，正说明长期以来学界多注重纵向单线研究、忽视横向立体研究的缺失，得到了重新补正。

　　然而文学地理研究也具有多层次、多途径的特点，或理论、或实证，或宏观、或区域，或通代、或断代，究竟如何开展科学的文学地理研究？似乎还在艰辛的探索当中。刘跃进先生新著《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的出版，立足于秦汉时代，追溯当下实际的地理布局，以人系郡国，以郡国合区域，以区域呼应统一国家，纲举目张，条分缕析，既注重微观实证，又不乏宏观深层思考；既注重现存文献的全面爬梳整理，也不忘立体风貌的全景呈现。可谓在断代文学地理研究中开辟了一处生机勃勃的空间。

　　研究断代文学地理，不可或缺的是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秦汉作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上古时代，关于这一段的文学地理研究尤其具有不同于后世的挑战性。首先就是原始资料非常有限，只能通过现存可靠的史传载记经志等经子史著作，加之零散分布的新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等，整理资料的难度不光在搜集，还在辨伪、考证等小学方面。《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是在其《秦汉文学编年史》、《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秦汉文学论丛》等著作基础上的又一新探索。整体的思路非常明显，就是要在断代文学史的研究中，首先掌握所能搜集到的直接史料；其次，按照时间的线索整理材料，梳理历时性的文学发展脉络；再其次，依托地理铺展，还原空间意义上的文学活动，包括与政治、经济、学术的关联，以从立体多维的视角，重新审视当时的文学气候，文学活动的发生。从作者下一步的研究路向看，则为回归经典文本，进行系统的作品研读。由此，本书所在的系列成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在治学途径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禅宗有言，参禅之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悟道之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活动最直接的结果，譬如山水，主要看今人审视的目光，是就作品论作品，还是在还原时空语境的基础上，以创作发生时的种种关系，与作品的解读相互印证。后者，无疑已经是在一个更全局视野上的重新审视，意义自然不同。是先还原一片森林的原生态，再研究一棵树木的工作。“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秦时明月汉时关”，时光带走了曾经的生命，后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穿越，回到文学活动发生的当下和当下的体验。但是毕竟“文献”是一条通向过往的时空隧道。本书在全面整理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中相关资料的钩沉，由扎实的文献积累，客观的文献解读，全面的文献梳理，为秦汉文学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根基。

　　又，文学地理的研究不同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依靠纯客观的剖析，还关涉到地理与创作的关系，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关系，作家心理的微妙感受等等。加之秦汉乃是由封建时代向统一国家转换的文化巨变期，其地理的变迁、文化的变迁尤剧，由十三州、诸侯国的分布格局，到103郡国的郡县制，究竟给人们的生活和生命归属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都是需要关注的深刻命题。

　　《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全书的布局中也体现出对时代脉搏的深层把握。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由“三辅地区文学”、“三楚地区文学”、“鲁学与鲁地文化”、“齐气与齐人创作”、“河西走廊文学”、“江南地区文学”、“巴蜀地区文学”、“黄河以北地区文学”和“中原文学一瞥”八章构成，分别勾画了秦汉时期上下四百余年间分区域的文学场景，并彼此呼应，联为一整体，构成宏观的时代文学场域。

　　从这一分区方式看，本书与以往侧重于从今人习惯的分区方式或者后世的当代行政区划来分区不同，作者采取尊重古昔，回溯历史的态度。结合《史记•食货志》《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的地理分布情况，加之人口分布的调查、当时方言分布的调查，力求采取最切合实际的区域划分。在对“秦汉文学地理”的分区中，没有采取后人普遍认可的几大文化圈的划分，而是结合秦汉地理区划的实际情况，进行事实性的分区。如后世一般均以“齐鲁”为一文化圈，本书则分别探讨“鲁”与“齐”的文化特质与文学升降。再如对于楚地文学的探讨，并没有仅以“荆楚”统而概之，而是依据楚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史记》中三楚的划分，分别按东楚、西楚、南楚来探讨楚地文化和文学的复杂性。除此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河西走廊作为汉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建制，其文学生态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在下编的“文人分布”一章中，以103个郡国为单位，再分别展现各郡国内作家的分布情况。由此，本书在秦汉文学地理分区问题上，体现了更为接近史实和关键区域的特征。

　　对于秦汉“文学”与“文人”范畴的确定，也体现了作者敞开式的通达文学史观，于过去偏于狭隘的文学和文人界定形成了全面的突破。继《秦汉文学编年史》一书中共计440年的完整编年，涉及的文人达500位，作品达800篇。至《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依据史传有籍贯记载的文人共计622位进行了系地，此一大时代当中的作家作品几乎囊括殆尽。就秦汉断代文学来说，这种宽泛的视野大大突破了纯文学视角下简单的文学史映像，也为宏观文学场景的展现提供了丰富的可依据的内容。本书的作者依据现存史籍中所有所能搜罗到的有主名的著作、作家，以《汉书•艺文志》、《后汉书•艺文志》（补）、《隋书•经籍志》等几部文献为中心，汇聚所有有作品的作者。正如东汉王充《论衡》中才将儒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类，虽然分出了文人一类，但其所分仍是在学术的范围内来划分的。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虽将文人独立立传，但已是后世所为。因此，本书所采取的通达态度，正与其时的实际状况相吻合。

　　探讨地域“文学”的特质，还需将其放置到其所在的特定时代语境和地理参照当中，并建立与社会生活之普遍联系。一地域文化风气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且与膏壤山林之助、政治生活之取向、经济繁荣程度、风俗盛衰都有密切的关联。本书中“秦汉文学地理”的观照，便充分体现了跃进先生所倡导的“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的范围”的主张，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时代景象以及其中的精神变迁。由此，我们看到文学现象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普遍联系中，具有当下特定的语境、情境和心境。因此本书上编八章中所呈现的秦汉时代八大重要文学地域，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地图分布，而是通过各种因素累积下的地域场景还原，实现了立体性的语境重塑。如对三辅文学地理的还原，在探究三辅地域文风底色的基础上，关涉到统一王朝下移民政策的实施以及对于地方文学品格的影响。三楚文学地理，在探究楚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又分别指出随着楚国政治中心的位移，楚文化与齐鲁文化、越文化相互影响模式下所形成的微妙变异，以及这种变异在文学进程中的影响。江南文学地理则首先着眼在江南经济的开发，由经济的开发如何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文学的繁荣，文学家的迁移等等一系列的变迁。由此也说明作者的关于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的探讨的目的，并不仅仅止步于秦汉文学文人地理分布的描述，更深的目的在于探寻秦汉文学所产生的整体气候，并由此思考文学发生与变迁的基本规律。

　　研究区域文学地理，如何跳出区域，站在整体立场上，把握各地域文学文化乃至整体力量的消长变迁大势，也是重新审视区域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本书虽作分区域文学地理的探讨，但立足点仍然是在秦汉社会统一国家下的分区域描述，体现出可贵的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整体性视域。通过区域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时间的横切面上，各区域所在的位置与进一步的各种力量的走向。譬如西汉时代的政治中心在三辅，文化中心却在齐鲁，楚地。当时很多的学术活动，文学创作活动都与齐鲁学者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中心迁移至河洛地区，这里同时也逐渐成为作为文化和文学中心。与之相应，齐鲁降为学术中心的第二位（据《后汉书•儒林传》），三辅上升为文学文人集中地区的第二位（据《后汉书•文苑传》）。由此可见统一国家模式下，社会知识阶层的流向与政治气候、经济基础，文化的连续性积累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根本结论必然是由整体格局下的比较而获得。

　　作为地理视角下的断代文学研究，《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突破过去这一段研究中单纯注重时间发展的文学史视角，以及只关注某一地域文学的局限，第一次将秦汉时期的文学地理和作家系地，进行了全面立体的呈现。实现了文献与理论、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的紧密结合，实证与朴学之风扑面而来，亦不乏深层次的审视和追问。可以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秦汉文学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和前景。

　　之所以称为秦汉文学的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和前景，是因为秦汉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时代阶段，地理几乎承载了当时文学生活的全部，一部著作本身根本无法做到全然的还原。只能是采取全面地文献梳理和有重点地探论。例如“中原文学地理”，本书中只举了“梁孝王文学集团”，以为“一瞥”，关于中原文学还有更多复杂的问题，有待来者。再如书题作《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但实际上只是知识阶层的文学地理，对于民间文学创作和集体创作之作家作品并未全部纳入考察范围，它们的地域分布如何，与上层知识界的互动关系如何？亦为下一步的研究，指出了相应的方向。

　　跃进先生常说：学术研究好比探矿，有的地方是富矿，有的地方贫瘠，找到了丰富的矿源，就要经过全面的采集，二次发掘，乃至穷尽。所以这本书中的很多题目都可以再做深入挖掘。笔者以为，学术研究的进步，也许正在于奠定基础格局、突破前人限制的同时，并能于方法、视角、理念方面皆有所昭示，并彰显未来的方向。

　　作者简介：徐华，福建华侨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