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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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摘要：近十年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将文学视为发生在一定空间场域中的现象，成为一个考察文学问题的新视角。但在地域文学研究中隐伏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人与地域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流寓的角度考察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以古典文学所表现的人与地域的隔阂感、融合感及地域对流寓文学的接受与认同为例，揭示流寓作为人与地域更真实的关系以及流寓文学对于地域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并兼及中国古代地方文化研究中流寓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流寓/文化认同/文学影响

一

　　近十年来，文学的地域性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将文学视为发生在一定空间场域中的现象，成为一个考察文学问题的新视角。但在不同场合，无论是从学者的论辩还是学生的提问中，我都感觉到，在越来越热的地域文学研究中隐伏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人与地域的关系。这无疑是经常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作家的籍贯与出生地不符，他们童年成长的经历也与籍贯无关，而成年后的生活场域又与籍贯相疏离——官人任职必须回避桑梓，游幕课馆又往往远走他乡，行商贸易则处在更经常性的流动中，与任何地域都没有稳定的关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根据一个人的籍贯来谈论其地域性呢，还是根据他的生活经历来谈论地域性呢？周亮工籍贯河南祥符，但生于金陵殁于金陵；余怀是福建莆田人，可他也同样生长在金陵，久居于此，晚年终老于苏州。这两位先贤与金陵的关系，远比我这样的籍贯为南京而实际只在此负笈三年的人更为真实和长久。

　　但这么说绝不意味着籍贯对人没有意义。籍贯和郡望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符号，它们联系着一种文化认同，一种文化血统上的归属感。一个地方与我们没有关系，在我们的意识中就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当我们知道它是本籍所出、祖先所居，就会格外关注它，并自觉地追索自己与它的关系。长久以来，桐城对于我只是一个与古文有关的地名，但自从听父亲讲述家世渊源，知道祖上原是桐城人，在太平天国战乱时避地来安，最后定居金陵，桐城在我心中的意义不觉就发生了变化，车经桐城时内心涌起异样的亲切感。从此桐城的文化也更为我关注，感觉到自己与它有一种联系。类似的体验，会激发相应的对地域文化或文学传统的认同，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接受和判断。人与籍贯的这种文化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小传统”的态度和取舍，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

　　但尽管如此，人与籍贯的关系仍不如与实际生活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当人们因战争、仕宦或经商等各种原因迁徙异乡，而并不变更籍贯时，人与异乡的实际关系当然就会远深于本籍。历来习惯将这种离开本籍的生活经历称作“流寓”。相对于籍贯而言，流寓意味着人与地域的一种更为真实的关系，它是人与地域的实际接触，绝不存在有名无实的状况。不过，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耕社会，故里作为父母之邦，祖茔所在，还是牵连着人们的心理归属感，“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这就使流寓的经历往往带来复杂的感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寓的意识起码结出两种不同的文学果实：一种表现人与地域的隔阂感，一种好奇地咏歌异地的风物民情。

二

　　人离开乡土流寓异地，难免会有不能融入当地生活的隔阂感。尤其是当这流寓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时，这种感觉会愈加强烈。清代诗人张问陶《流寓一首寄亥白兄寿门弟》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诗写道：“流寓真无奈，思乡昼掩关。秋花红有泪，邻树即青山。道险家难并，诗悲字屡删。雄心中夜冷，身世忍萧闲。”因为无可奈何的原因流寓异乡，诗人格外地感觉孤独。“昼掩关”的自我封闭状态，强烈地暗示出难以融入客乡生活的疏离状态。美好的自然景物成为惹愁引恨的对象，同时成为乡情的寄托。而诗歌写作和用世之志，也都因这流寓生活的不适体验而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并不是一个新起的文学现象，但迄今的古典文学研究很少触及它。

　　在古典文学中，流寓主题的最初表现似乎是王粲著名的《登楼赋》。虽然《文选》卷十一将此赋收入“游览”类，但其中主要表现的正是流寓的不适感：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王粲(177-217)是山阳郡高平人，挟不世之才，投在刘表幕下，却不被重用，流寓荆州十五年。建安九年（205）秋，他登上麦城（在今湖北当阳东南）城楼，感慨系之，写下这篇脍炙人口的小赋。全文清楚地分为三段。上引第一段文字，在略铺陈荆州风土之美后，笔调一转，发出“虽信美而非吾土”的感喟。后面的两段，先引用历史人物的故事，以见怀土之情乃古今人心所同，无论穷通皆所不免，反衬自己因战乱不得归去的悲哀。本来，如果在此能施展抱负、获得友谊，荆州倒也并非不可居处。但第三段马上就点明，在这里根本看不到前途，所以内心满是“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忧虑，唯恐蹉跎岁月；更兼凭栏四顾，无可与语，这无法诉说的孤独使他在荆州的岁月成为充满焦虑和绝望的经历。

　　《文选》的广泛传播，使王灿登楼与“信美而非吾土”的感叹联系起来，成为表现流寓情怀专用的典故，而其意指尤侧重于寄托怀才不遇的抑郁感伤。在南朝已见的一例是阴铿的《和侯司空登楼望乡诗》：

　　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

　　这是作者在陈朝和侯安都之作，诗开篇“怀土”二字即用王灿《登楼赋》“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暗示了两者的互文关系。末联“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直接点明“信美而非吾土”之意，吐露了由梁入陈后心理上无根的漂泊感。这正是人与地域相隔阂的典型表现。到唐代，杜甫《春日江村》其五在王灿登楼的典故之外，又引入贾谊故事，用交替分写的笔法，抒发自己对怀乡和宫禁的眷怀：

　　群盗哀王灿，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

　　方回《瀛奎律髓》卷十选此诗，评曰：“此五诗成都草堂作，依严武为工部参谋时也。末篇引王灿登楼、贾谊前席事，盖谓信美而非吾土，如依刘表而非其心，犹有意贾生之召也。故他日诗曰：‘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1]所说相当中肯。此外，脍炙人口的李商隐《安定城楼》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开成三年（838），二十六岁的李商隐应博学宏辞科试落第重回泾州，登上安定（今甘肃泾川）城楼，在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忧讥畏谗的愤慨中写下此诗。因为诗题已点明城楼，诗中没再用“登楼”而用了“远游”二字，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虚”、“更”二字愈益强调了怀才不遇和无可奈何之感，赢得后世无数才人的深深共鸣。

　　千载之后，一心追慕义山的黄景仁同样遭际怀才不遇的命运，累试不售，寄迹幕府。同样的经历和体验，让他对王灿登楼的典故及其在后来诗歌中积淀的丰富蕴涵深有体会，一再用以比拟自身的遭际。《夜坐怀维衍桐巢》一诗写道：

　　剑白灯青夕馆幽，深杯细倒月孤流。看花如雾非关夜，听树当风只欲秋。吴下酒徒犹骂座，秦川公子尚登楼。天涯几辈同飘泊，起看晨星黯未收。

　　这里的登楼与《寄王东田丈》的“忧来更上仲宣楼，一剑期将知己愁”一样，纯粹是用典，不具有写实的意义。《合肥城楼》的“登楼此日容清啸，词客淮南鬓已斑”，虽然是写实，也并未铺陈登楼所见，而着力抒写的是未老先衰的失意心态。最典型的是《春日楼望》一首：

　　一碧招魂水涨津，远山浓抹雾如尘。忽风忽雨春愁客，乍暖乍寒天病人。芳草远黏孤骑没，绿杨低罩几家贫。天涯飞絮归何处？不到登楼也怆神。

　　这虽是一首纪实之作，但登楼已与典故融而为一，而且是反其意出之，说不必登楼即已怆神。这说明登楼的典故，在他完全是用来表现人与地域不相融的隔阂之感，即便是很好的地方也不值得逗留，更何况一般的所在？因此，当人对地域没有亲和感时，地域的个性和风物之美实际上都是被忽略的，或者像黄仲则这首《春日登楼》的处理方式，仅予以负面的描绘。唯独“登楼”成为诗意的焦点，至于登的是什么楼、何处的楼，诗中非但不作说明，甚至故意忽略它们。在这类诗作中，登楼已纯粹是心态的象征，诗的类型也从王灿《登楼赋》的游览转变为言情。后世作者为回避流于俗套的象征用法，有时不得不选择直用典故的笔法。如张问陶18岁所作《汉上暮春》写道：“鱼苗初出水，十里浪花圆。客有《登楼赋》，家无负郭田。雨来迎社日，春到浴蚕天。信美非吾土，岷峨落照边。”在这里，“客有《登楼赋》”直用典故，明显出于回避已在流寓诗歌中被主题化了的陈熟意象的意识。至于传统的流贬心态及其文学表现，如柳宗元之于柳州、白居易之于江州、韩愈之于潮州，已有尚永亮等研究流贬文学的专家做了很好的研究，兹不赘述。

三

　　失意的处境固然很难让人对地域产生认同，但春风得意之时，兼置身于山水名区、繁华都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即便处于失意状态中，只要心理能够调适，用超脱的态度应物，同样也能与地域相融，如谢朓之于宣城、白居易之于杭州、苏东坡之于黄州，都是历史上人们熟知的例子。“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韩愈《桃源图》），“他年誰作地輿志，海南萬里真吾鄉”（苏轼《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两诗道出了其间情感转变的常态。而从文学的角度说，这种流寓的经历往往会产生歌咏风土民情的名作。

　　在唐诗中，歌咏扬州最著名的篇章，除了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送孟浩然之广陵》和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忆扬州》）之外，就数杜牧的一系列诗篇。《赠别二首》其一写道：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又《遣怀》写道：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是杜牧在牛僧孺淮南节度使幕中掌书记时作，他笔下的扬州绝对是个春风得意的地方，没有任何不适感。虽然他在牛僧孺幕中也未被重用，发挥他的文韬武略，但得到牛僧孺庇护的狎邪经历部分补偿了他在政治上的失望，风光旖旎的扬州终究没有让他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倒给他一种类似《闲题》所述的心情：

　　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朵花。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

　　在他离开多年后，扬州仍是梦魂萦绕的风月之都。寄旧日同僚的《寄扬州韩绰判官》少不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调侃。或许扬州太宜居，任谁也很难有“虽信美而非吾土”的感觉，暂寓此地的人，不仅会像徐凝那样长怀美好的回忆，甚至还会像张祜那样抱有“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纵游淮南》）的遐想。

　　“人生只合扬州死”后来传为名句，屡被模仿，演成习套。元代蒋正子《山房随笔》载：

　　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不肯播迁，宁死于汴。元遗山曰：“桃李深宫二十年，更将颜色向谁怜。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边好墓田。”[2]

　　明初戴表元《湖州二首》则云“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翻死为生，但意思还是一样。清代画家黄慎原是福建宁化人，长年侨寓扬州，有《维扬竹枝词》云：“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气薰。自摘园花闲打扮，池边绿映水红裙。”这类诗句传诵人口，变成一个地方的铭牌，人们还没到过那些地方，却早已耳熟能详。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五“诗地相肖”一则云：

　　范仲闇文光在金陵，尝云：“钟声独宜著苏州”，用唐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如云“聚宝门外报恩寺”，岂非笑柄？予与陈伯玑允衡论此，因举古今人诗句，如“流将春梦过杭州”、“满天梅雨是苏州”、“二分无赖是扬州”、“白日澹幽州”、“黄云画角见并州”、“澹烟乔木隔绵州”、“旷野见秦州”、“风声壮岳州”，风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即不宜。若云“白日澹苏州”，或云“流将春梦过幽州”，不堪绝倒耶？[3]

　　这些诗句远比城市更为人们熟悉，城市或许很多人没到过，但这些诗句无人不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人们对城市风貌的想象。考究各句的由来，“流将春梦过杭州”出自元倪瓒《吴中》诗，“满天梅雨是苏州”出自宋王仲甫《留京师思归》诗，“二分无赖是扬州”出自唐徐凝《忆扬州》诗，“黄云画角见并州”出自唐司空曙《送卢彻之太原谒马尚书》诗，“澹烟乔木隔绵州”出自清王士禛《晚渡涪江》诗，只有三联五言一时未详所出。这些颇能传达一个城市风貌特征的名句，作者都不是当地人，或游览途径，或侨寓久客，惟其不是当地人，独能以强烈的新鲜感，捕捉到一个地方的风神，本地人反而写不出这种带有瞬间印象之美的妙句。新鲜感实质上就是一种好奇心，而好奇心又意味着人与环境的融洽。外界环境对人有吸引力，人就会对它抱有好奇心。人愈喜爱一个地方，就愈会投入情感，产生探求、玩味的兴趣。流寓者的这种好奇心与发自喜爱的赞美，很大程度上就是歌咏地方风物之诗如《竹枝词》之类繁盛的内在动力。它同时还基于一种比较的眼光，即便是土著作家歌咏地方风物，也必以流寓的经历为基础，否则他很难捕捉到本地的特点。

四

　　一首歌咏地方风物的诗最终能够成为名作，也同任何作品的经典化一样，必须具备几个要素。作品本身的生动传神当然是最重要的，但仅此尚不足以保证它广为传诵、脍炙人口。作者身份所具有的影响力与当地人的接受，相比之下是更关键的因素。黄景仁《颍州西湖》写道：

　　我来颍尾已良月，痛饮不及西湖秋。荒蒲萎蔓风断续，烟曳白水差差浮。醉翁髯翁去相踵，断碑零翰荒难求。昔时赋诗传盛事，文献相续夸雄州。逢人只道此湖好，簿书琴酒侪鱼鸥。竹西歌吹爱莫夺，六桥横绝难争优。人疑古人嗜好僻，此论迂矣同刻舟。达人醯鸡视身世，兴会偶寄思归休。终年娱老得地足，丘壑何必常盈眸。坡公况是老龙象，大千起灭同浮沤。此间遽肯较钜细，亦如阳羡堪终留。聚星堂客久星散，此湖半亦更田畴。秋来往往积淫潦，高处得得驱耕牛。若教麻姑海上见，即此亦是沧桑流。柳亭葵社共阒灭，令人一一悲山丘。吾曹沦落偶流寓，姓名寂寞谁相收？一杯公等起今日，更放何人出一头？

　　颍州西湖是欧阳修、苏东坡任颍州刺史时流连歌咏的胜境，虽然景致远不如扬州和杭州出名，但两人诗文中所流露的赏爱之情甚至超出扬、杭二州。黄景仁认为这绝不是后人所谓的古人嗜好之僻，而是两位先贤都有着达生适世、随遇而安的乐观天性，故能适性娱情，留下许多令后人仰慕、传诵的事迹和诗文。最后话题一转，“吾曹沦落偶流寓，姓名寂寞谁相收？”这是恨不能起二公于九泉，使自己这样怀才不遇的寒士都能扬眉吐气，有个出头之日。同样是流寓，欧、苏二公的声名和诗文绝不会随同聚星堂毁圮、西湖沧桑而湮没，而自己的名字和诗文又有谁会记载和传诵呢？这不能不让他感叹伤怀。事实上，无论诗文内容、水准如何，黄仲则都不可能拥有欧、苏二公那样的文化势能，他的那些颍州诗篇至今也无人注意。这是大多数寒士诗人不可避免的命运。

　　当然，假如换一种情况，结果可能就不同了。比如说，黄景仁身居高位，或名望高到如袁枚晚年，那么他流寓颍州就会受到当地名流的关注，奉为上宾，诗酒唱酬。他的姓名和诗作会出现在当地名流的诗集中，他的作品会在当地士人中流传，若干歌咏地方风物的佳句更会广泛传播，被记载于笔记或诗话。而到修地方志时，他的流寓会成为被记载的事件，他有关颍州的诗文也会被收入方志的“艺文志”中。总之，每个地方都乐于接纳这样的人物，一个可以给地方带来荣耀感的名重一时的名臣或诗人。这就是说，流寓者的诗文被地方作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来接纳，是有个很势利的前提的。寒士的名作经历岁月的磨砺，或许也有机会焕发神采，成为一个地方引以自豪的金字招牌，像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但在短时间内，则只有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人物才能享有这种荣遇。清初名诗人王士禛正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顺治十七年（1660）春，27岁的王士禛以年轻进士兼诗坛新秀，莅任扬州府推官，不久便以家世声望、天赋才华和谦抑姿态被当时拥有话语权的江南遗民群体接纳[4]。《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云：“山人官扬州，比号繁剧。公事毕，则召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断纨零素，墨渖狼藉。吴梅村先生伟业云：‘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盖实录也。”[5]他在扬州期间邀集的游览唱和活动，最盛大的有两次：一是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与袁于令、杜濬、丘象随、蒋阶、朱克生、张养重、刘梁崧、陈允衡、陈维崧等泛舟红桥，自填《浣溪沙》三阕，诸公俱和，编为《红桥唱和词》一卷。《香祖笔记》卷十二载其事云：“昔袁荆州箨庵于令自金陵过予广陵，与诸名士泛舟红桥，予首赋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者，诸君皆和，袁独制套曲，时年八十矣。”后来余怀、曹贞吉、邹祗谟、纳兰性德、丁炜、周在浚、阮士悦乃至后任扬州知府金镇都有追和之作，足见影响之深广。另一次是康熙三年（1664）三月九日清明，招林古度、杜濬、张纲孙、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许承家诸名士修禊红桥，即席赋《冶春诗》二十四首，诸君皆和。渔洋有句云“好记甲辰布衣饮，竹西亭子是兰亭”，将这次修禊活动与著名的兰亭集会联系起来，让参与者都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宗元鼎诗云：“休从白傅歌杨柳，莫向刘郎演竹枝。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6]可见这次唱和的作品当时在扬州市井曾广为流传。

　　这两次游览唱和活动，王士禛都选择在红桥。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出名的场所，据梅尔清考察，它在此前甚至未曾出现在诗文中[7]。但经过这两次唱酬后，红桥俨然成为一处名胜。据王士禛自撰年谱记载，诸人唱和之作流播于世，“或有绘有图画者，于是过扬州者多过问红桥矣”。康熙四十八年(1709)，即渔洋下世前两年，有答门人程鸣所作《程友声画余绿杨城郭是扬州旧句相寄答二首》云：

　　於菟昨日雪中归，把卷开炉拥衲衣。五十年了宾客尽，绿杨城郭尚依稀。

　　雨窗漱墨写邗沟，绕郭依然碧玉流。寄语红桥诸士女，老夫虽在雪盈头。[8]

　　如果说前者抒发了个人相对历史的有限和渺小之感，那么后者则寄予了一种被记忆的希望。《渔洋诗话》在记述这两次游览赋诗的情形后，说：“予既去扬州，过红桥多见忆者，遂为广陵故事。”事实上，不仅红桥，冶春至今仍是茶社和公园名，而“绿杨城郭”自乾隆三十年（1765）就被用来命名一区观赏湖。至于“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也成为三百年来歌咏扬州最为人熟知的名句，使王士禛的名字永远与扬州联系在一起。王士禛九泉有知，固然会为此欣慰，为此感到荣耀，但更觉得荣耀的恐怕还是扬州人，一代诗宗由衷的热爱和赞美，毕竟意味着城市不同寻常的品位。仅凭这一点，同为联合国人居奖城市，扬州人就会比唐山、包头、威海人更觉得荣耀。

五

　　重新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既然流寓相比籍贯是人与地域一种更真实的关系，它在文学中留下的地域痕迹甚至比籍贯要更深，不仅反映了人与地域之间的隔阂，也表现了两者的融洽，当流寓者怀着好奇和欣赏的态度审视他乡异地的风俗民情时，无论他感受如何，这种新鲜感表现于文学，都会带有生动的印迹，让当地人感到惊奇，产生重新认识本土文化的冲动。流寓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思和推广是如此重要，以致历史上人们处理人和地域的关系时，早就本着一种很实际的态度：籍贯固然是基本依据，但流寓也是重要的参照系。

　　那么，在地方文化、历史的研究中，究竟是何时开始注意流寓的问题呢？这无疑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问题，一时很难作出结论。我们只知道，先秦文献中已有“寓公”的称呼，指失去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见《礼记·郊特牲》：“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后来凡流亡寄居他乡或别国的官僚、士绅等都称“寓公”。宋范成大《东山渡湖》诗云：“吾生盖头乏片瓦，到处漂摇称寓公。”即其例。至于用作动词的“流寓”概念，则见于《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於蜀汉，范遂流寓西州。”《周书·庾信传》也有“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的说法。到唐代，杜甫《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有：“流寓理岂愜，穷愁醉不醒。”权德舆《金紫光禄大夫司农卿邵州长史李公墓志铭》有：“时刘展阻命，东方愁扰，闾里制于萑蒲，守臣化为寓公。”但注意到流寓现象，与意识到流寓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两码事。关于流寓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在有专门的深入考察之前，只能姑取一个较便捷的途径，从地方志的编纂入手聊着管窥。

　　就现有地方文献来考察，南宋《咸淳毗陵志》人物卷已列有“贤寓”一门。乾道间赵不悔修、罗愿纂的《新安志》人物四卷中也包含了流寓一类。此书被朱彝尊许为“简而有要”，“地志之最善者”[9]，影响深远。这起码说明，最晚到宋代，修地方志的学者已意识到流寓的问题。明代景泰间陈循等纂《寰宇通志》人物门之前特设“留寓”一类，弘治间李德恢等纂《严州府志》人物卷有“流寓”一门，正德间张钦纂《大同府志》于人物卷之外另设“宦迹、寓贤”一卷，足见到明代，流寓已是社会普遍意识到的现象。嘉靖中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丁明颁布的《修志凡例》，对明代修志影响很大，其中有关人物的八类中列有“侨寓”一类[10]。清代方志体例的范本——顺治十八年（1661）贾汉复修《河南通志》，也列有“流寓”一目，为本朝修志所沿袭。雍正《江西通志》卷九十五、九十六用两卷的篇幅来记载“寓贤”[11]。降至道光间，方志又开始记载外徙名人，如李固纂《胶州志》人物门类除“侨寓”外，还有“外徙”专篇。这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记载的流寓。考察明清两代的方志，普遍都收录流寓人物，其名目则有寓贤、流寓、侨寓、游寓、寓公（董斯张《吴兴备志》）等不同的说法，大略可见古代社会有关流寓现象的意识嬗变之迹。

　　但随着方志编纂的盛行，滥收流寓人物为本地壮门面的弊端日益滋生。一如傅振伦所说：“郡县志流寓，所以别土著，重名贤也；惟其先世入籍及其人无足短长者，兼载则滥。而自来志乘，通多此失，甚且贤哲信宿，则亦援以为夸，虽沾膏丐馥，谈柄宜资，而目以寓公，斯爽其失矣。”[12]于是，该如何掌握流寓的标准，方志中该不该收寓贤，遂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清代学者对方志设流寓一目有不同看法，章学诚认为“流寓止可用于府州县志，通志不宜用也。夫规方千里有余，古人辙迹往来，何可胜数？故凡通志所收流寓，如悉数核之，皆是挂一漏百，其势有必然也。今人物尚取详今略古，纪载已恐其繁，流寓不当赘入也”[13]。他修《湖北通志》便不设侨寓一门，凡例说：“志家例有流寓，亦本地理纂类名目，事与名宦略同，盖皆非本地人也。然纂类自可备用，撰志则须剪裁。”[14]也有人认为寓贤不宜为传，只可为录。如高澍然《光泽县志序录》寓贤录云：“寓贤亦传，缪于传官。传官有爱，传寓投闲。名贤戾止，山川改观。光我井里，主我敦盘。系之以录，冥契古欢。史有载记，可一例看。”[15]但到近代，甘鹏云颇不以为然，其《河北通志凡例》云：“章实斋志湖北，无流寓，其例曰：‘流寓止可用于府、州、县志，通志不宜用。古人辙迹往来，何可胜数，如悉数核之，皆是挂一漏百。’此说似不尽然。通志有流寓，谓寓居最久者耳，非但辙迹往来而已，且必系传人。非是，不容滥入也，岂可以挂漏论。今志文献不遗流寓者，此也。”[16]这应该说是很通达的见解。直到今天修方志，收录人物的依据仍然是“凡籍属本地，或虽籍属外地而在本地工作过的……”[17]

　　毫无疑问，相对籍贯而言，流寓乃是人与地域一种更真实的关系。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就愈是文学史研究应予关注的问题，也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怎么能想象，我们读一部绍兴文学史有陆游、鲁迅而没有王羲之和兰亭集会；或者读一部扬州文学史，有张若虚而没有王士禛。那样的文学史将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一个地域的招牌下，发生在这个地域的文学却不在场!依我看来，地域文学史区别于文学通史的特性，不在于只论述出生于某个地域的作家，而在于说明文学在某个地域的发生和发展，说明历代文学活动与这个地域的关系，以此呈现文学史生态的多样性和区域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流寓文学对于地域文学史的意义，可能远比长年在外的本地作家的创作为重要，更不要说郑虔之于台州、柳宗元之于柳州、苏东坡之于儋州所具有的人文始祖的意义了。

　　参考文献：

　　[1] 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24页。

　　[2]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718页。

　　[3] 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358页。

　　[4] 关于王士禛与江南遗民集团的关系，详蒋寅《王渔洋与江南遗民诗人群》（《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

　　[5] 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

　　[6] 有关这两次唱和的详细情况，可参看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梅尔清《“绿杨城郭是扬州”──清初扬州红桥成名散论》，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

　　[8] 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册第1443页。

　　[9] 朱彝尊《书新安志后》，《曝书亭集》卷四十四，康熙刊本。

　　[10] 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11] 参看黄苇等著《方志学》，第663页。

　　[12]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0页。

　　[13] 章学诚《湖北通志凡例》，《章学诚遗书》卷二十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14] 章学诚《湖北通志凡例》，《章学诚遗书》卷二十四，第245页。

　　[15] 高澍然《抑快轩文集》，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册第245-246页。

　　[16] 甘鹏云《方志商》，《方志学两种》，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3页。

　　[17]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