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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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1899年林译《茶花女》存在着大量的删节和改写，法国故事的中国化改造经由这种翻译过程而实现。林纾在翻译时以中国传统范畴重新构筑了法国爱情小说《茶花女》。原作《茶花女》的核心词汇是爱情，林译《茶花女》的核心词汇却是忠贞。1907年，钟心青创作的《新茶花》再次重新改写法国小说《茶花女》。表面上看，《新茶花》对《茶花女》亦步亦趋，实际上有些不同。《茶花女》中的爱情在《新茶花》指向改良社会和爱国主义。个人主义的爱情在晚清中国被改写和肢解的命运早已注定。

　　关键词：《茶花女》/《新茶花》/晚清/译作

一

　　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初版时间是1899年，关于翻译时间，阿英、杨荫深和钱钟书各有说法［1］(p.18)，综合来看，大体不出1897—1898年之间。梁启超于1898年底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翻译《佳人奇遇》。由此可见，林纾翻译《茶花女》并没有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林纾翻译《茶花女》实属偶然。1897年夏，林纾丧偶，心情低落的他接受朋友王寿昌的建议，翻译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聊以寄情。《巴黎茶花女遗事》面世后，风行海内，这完全出乎林纾意料之外。1901年，林纾在《〈译林〉叙》中，谈及自己为“开民智”而欲译拿破伦和俾斯麦之作，与梁启超提倡政治小说意见相合，但难免有事后追述味道。即使在这篇文章中，他仍然表明《茶花女》的翻译是意外，“余老矣，不图十余年莫况之志，今竟得之于此”［2］(pp.42－43)，可见，林纾翻译《茶花女》是偶然所为，是中西文化的不期而遇。

　　当时的林纾可算开明人士，与同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林纾目睹神州陆沉，要求变法维新。《〈译林〉叙》云：“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勤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不习水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2］(pp．42－43)。在林纾看来，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排斥西学，他翻译外国小说即是为了引进西学。在1905年版《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中，林纾对执政者排斥西学进行批评：“若秉政者斥西学，西学又乌能昌!”并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西学可以学矣!”［2］(p.155－156)

　　林纾所说的“西学”比较有限。从根本上说，林纾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畏庐文集•序》第一句话即是：“畏庐忠孝之人也。”在《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中，有大量孝子、贞女、烈妇的传，可见其传统思想有多浓厚。在思想文化上，林纾学嗜宋学，文尊古文。1921年，70岁的他写下《答徐敏书》，自叙思想历程谓：“仆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已而八年读《汉书》，八年读《史记》，……至于韩柳欧三氏之文，楮叶汗渍近四十年矣。此外则《诗》《礼》二经，及程朱二氏之学，笃嗜饫梁肉，他书一无可嗜。”［3］(p.30)

　　论者往往引用1906年林纾在《橡树仙影•序》中的一段话，说明林纾对宋儒的讽刺态度：“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宁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则两庑冷肉荡漾于其前也。”［4］却没有注意到林纾在《答徐敏书》一文所说的对程朱理学“笃嗜饫梁肉”的话。事实上，林纾对“美女颜色”以宋儒为榜样，克己尽礼。林纾自传《冷红生传》不足千字，却写了多则力拒艳情的故事。一是年少时代，“尝力拒奔女，严关自捍，嗣相见，奔者恒恨之”;二是悼亡之后，有“艳名震一时”的名妓，“必欲从余”，林纾“不与相见，同辈恒以为忍”［3］(p.25－26)。言语之中，林纾对自己的高尚道德颇为得意。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恰恰写的是巴黎名妓的爱情故事，作为翻译，林纾如何看待其中的“礼”与“情”的关系，很让人好奇。

　　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林纾的思想并不保守。在1897年出版的《闽中新乐府》中，林纾已经提出“兴女学”的思想。在1906年的《红礁画桨录•序》中，他呼吁：“呜呼!婚姻自由，仁政也。苟从之，女子终身无菀枯之吧矣”，不过，林纾也强调，必须“律之以礼”，“爱而弗乱”［1］(p.182－183)，传统思想的制约仍然很强。这使林纾一方面能够接受《茶花女》的法国爱情故事，另一方面又会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进行对这个故事进行接受和改造。《茶花女》的被改写即在此种情形下出现。

　　在林译《茶花女》中，存在着大量的删节和改写，法国故事的中国化改造，经由这种翻译的过程而实现。通过译文对比分析，可见此种翻译的文化置换。

　　在《茶花女》第十章，马克对亚猛谈到她过去的情人，亚猛愤而欲去。马克对他说：

　　英译： I＇d never met you before today and I don＇t have to justify my actions to you．［5］( p．109)

　　汉译：我今天才遇见你，没必要对你辩护我的行为。

　　林译：君今日方邂逅我，我何能于未识君前为君守贞?［6］(p.26)

　　林纾的翻译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将“辩护我的行为”译为“为君守贞”，却将马克的行为具体化了，说明林纾对于马克行为的理解来自于中国传统对于女性德性的要求。

　　接下来，有一段亚猛和马克亲热场面的描写：

　　英译：

　　Imperceptibly，I had drawn closer to Margue-rite，I had put my arms around her waist and couldfeel her supple body pressing lightly against myclasped hands．

　　‘If you only knew how much I love you! ’I whispered．

　　‘Do you really mean it?’

　　‘I swear it． ’

　　‘Well，if you promise to do everything I say without arguing， without finding fault or asking

　　questions，I will love you，perhaps．［5］( p.110 －111)

　　汉译：

　　不知不觉地，我挨近了马克，搂住了她的腰肢，感觉她柔软的腰肢紧贴在我的手臂上。

　　“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真得吗?”

　　“我发誓。”

　　“好吧，如果你答应什么都听我的，不埋怨，不挑刺，不盘问，我可能会爱你。”

　　出人意料的是，林译把亚猛搂拥抱马克的一段完全删除。通篇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少见，男女亲热的场面大致上都被译者删除。看来，林纾不太能接受这些“非礼”行为。“你知道我多么爱你”一句，被林纾译为“我之心为君死矣。”此句译文稍稍有些脱离原意，不过参考其他地方的译文，我们会发现，问题并不在于林纾此处的翻译是否准确，而在于他回避“爱”的字眼。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小说的第十七章。这是小说情节的转折所在，其时马克正式与公爵断绝关系，一心一意爱亚猛，文中颇多亚猛和马克的爱情表白。凡碰到“我爱你”之类的句子，林纾都左支右绌，用各种译法对付过去。感情热烈的时候，亚猛对马克说：“我们相亲相爱，其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马克回答：“噢，我爱你，我的亚猛。”她用双臂搂住亚猛的脖子轻声说：“我爱你，我从不相信我能够如此地爱上一个人。”如此密集的热烈表达爱情的句子及动作，大概太让林纾为难，于是他干脆将它们全部删除。

　　对于西洋人热烈的爱情，林纾不太能接受，那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看林纾怎样翻译上述亚猛与马克对话的最后一句：“好吧，如果你答应什么都听我的，无怨言，不挑刺，不盘问，我可能会爱你。”林纾的译文是“君异日见我，勿问他事，则我可以长侍君矣。”将“我爱你”译为“长侍君”，强调的不是心理上的爱情，而是行为上的忠贞。

　　在第十八章末尾，配唐建议马克一方面接受公爵的资助，另一方面与亚猛偷情，亚猛当即拒绝。他说：

　　英译：

　　Not only did love and self － respect make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act along these lines，but I wasfurther convinced that，having got to the stage shehad now reached，Marguerite would rather die thanaccept such an arrangement．［5］( p.205)

　　汉译：不但我的爱和自尊让我不可能这样做，进一步想，现在的马克宁死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

　　林译：匪特余觥觥男子不屑蒙耻为此，即马克之心，刀斧临头，亦断不遽贬其节。［6］(p.53)林纾用“贬其节”式的翻译，把现代爱情置换成中国古代的贞女守节。再加之以“刀斧临头”，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节妇烈女。

　　第二十五章，马克最后接受了亚猛父亲的劝说，决定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亚猛的前途及其妹妹的婚姻。她对亚猛的父亲说：

　　英译：

　　Well，Monsieur Duval，kiss me once as youwould kiss your daughter，and I will swear to youthat your touch，the only truly chaste embrace I everreceived，will make me stand strong against mylove． I swear that within a week，your son will beback with you，unhappy for a time perhaps，butcured for good．［5］( p.281)

　　汉译：好，Monsieur Duval 先生，请再吻我一次，就你吻你的女儿一样。我向你及你的吻发誓，我所得到了这个最纯洁的拥抱，会给我战胜爱情的力量。我发誓，在一个星期内，你的儿子会回到你的身边，短时间内他可能会感到不幸，不过以后永远就得救了。

　　林译：

　　然则请翁亲吾额，当为翁更生一女。吾受翁此亲额之礼，可以鼓舞其为善之心，即以贞洁自炫于人，更立誓不累公子也［6］(p.76)。

　　林译的后几句，完全改变了原意。“战胜爱情的力量”变成了“为善之心”，道德化的“善”代替了“爱情”，而“为善之心”的内容是“贞洁”，无中生有杜撰出来的“贞洁”，清楚表露出林纾对于马克的理解，对于小说主题的理解。

　　如上所述，林纾在翻译中以中国传统范畴重新构筑了法国爱情小说《茶花女》。原作《茶花女》的核心词汇是爱情，林译《茶花女》的核心词汇却是忠贞。原作也说到忠贞，不过是单纯的爱情的忠贞。林译的忠贞，却指向“礼法”、“伦纪”、“节义”、“隐德”等范畴，具有强烈的社会道德含义。

　　林纾对于所译小说的主题理解，在他为译作所写“序言”中常有所说明。林纾对于前期翻译小说大多写有序言，偏偏《茶花女》没有此类序言，文前只有一简短说明。

　　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6］(p.1)。

　　这段文字交待了他翻译《茶花女》的缘起，大都是谈此部小说以及原作者小仲马在法国的知名地位，并未谈及自己对于小说主题的理解。不过，1901年林纾为《露漱格兰小传》写序，有很多文字涉及《茶花女》，从中可以了解他翻译《茶花女》时的想法。此序曰：

　　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盖马克之事亚猛，卽龙、比之事桀与纣，桀、纣杀龙、比而龙、比不悔，则亚猛之杀马克，马克又安得悔?吾故曰：天下必若龙、比者始足以竞马克［4］。

　　至此，我们才明白林纾翻译《茶花女》时的个人想法。所谓“余译马克，极状马克之忠”。由于认为“马克之忠”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忠君”之“忠”相似，因此，把龙逄、比干与马克相比。龙逄是夏朝的忠臣，因为进谏夏桀被杀;比干是商朝的忠臣，因为进谏被纣王剖心。马克对爱情的忠贞，已经被林纾上升为对君主之忠。就林纾而言，是对于彼时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忠诚。

　　这种联想，并非出自推测。1900年，林纾在《〈译林〉叙》中也简单提起过自己翻译《茶花女》的状况。

　　时余方客杭州，与二君别，此议遂辍，其经余渲染成书者，只《茶花女遗事》二卷而已。乌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2］(p.42－43)

　　是年八月，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及光绪一行仓皇出京。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恰在此时。他“衔羞蒙耻，呼天抢地”，悲痛于皇室之遭遇。把马克对爱情之忠贞进行提升，寄托着他对光绪皇帝的愚忠。

　　人们大概没有注意到，林纾一直是清朝忠谏之士。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船政大臣何如璋的福建水师兵败马江。林纾与好友冲入钦差行列，在钦差大臣左宗棠马前递状，控告何如璋贻误战机。1898年5月，“百日维新”前一个多月，林纾和高凤岐等人共赴御史台，联名上书，请皇帝下罪己诏，以图自强。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为了表现自己的孤忠，他每年都去拜谒光绪的崇陵。以布衣身份混同于前清遗老之间，格外引人注目。1913年，林纾在《谒陵图记》中记述当时情景：“呜呼!沧海孤臣犯雪来叩先皇陵殿，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宫门二卫士，为之愕然动容。”［3］(p.59)原来，能够和“马克之忠”相媲美的，除了古代的龙逄、比干，还有现代的林纾。无怪乎林纾在翻译《茶花女》的时候，“掷笔哭者三数”，他哭的不只是马克!

　　19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引进西学，经历了从科学技术到法政制度的过程，中国文化的道德伦理层面一直未受到多少触动。《茶花女》的到来，是中西文化在情感心理层面的第一次碰撞，其结果是《茶花女》的中国式改写。

　　林纾如此解读《茶花女》，并非因为他太落后，而是时代使然。林纾的时代，让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茶花女》。在我们看来落后的林纾，在同时代人看来，颇显激进。典型的例子是林纾对《迦茵小传》的翻译。

　　1901至1902年，上海《励学编译》1至12期刊载“蟠溪子”和“天笑生”翻译的小说《迦因小传》。《迦因小传》作者系英国人哈葛德(H．RiderHaggard)，译者“蟠溪子”和“天笑生”为杨紫鳞和包天笑的笔名。两位译者声称在书摊上只找到了小说的“下部”，缺少“上部”，向国外邮购未得，因此，只译出了“下部”。该书于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林纾是哈葛德的爱好者，他在译哈葛德《埃司兰情侠传》和《金塔剖尸记》的时候，在《哈氏丛书》中发现全本《迦茵小传》，便补译了上部，并将“迦因”改为“迦茵”，以示区别，于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迦茵小传》中的女主人迦茵与亨利相爱，受到亨利母亲的阻拦，为了亨利的前程，迦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女性自我奉献的故事，有些类似于《茶花女》，也很受读者的欢迎。不过，林纾的“补足”不但没有获得好评，反而惹了大祸。林纾译出来的“上部”，暴露了迦茵未婚先孕及有私生子的事实，而原来的译本是特意隐讳这一细节的。未婚先孕及私生子有违中国传统道德，这让喜爱迦茵的读者及评论家很难接受。林纾的新译本，在社会上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松岑认为林纾补出上部，实在不妥：“《迦因》小说吾友包公毅译，迦因人格向为吾所深爱，谓此半而汝文字胜于足本。今汝林译，即此下半卷，内知尚有怀孕一节。西人临文不讳，然为中国社会计，正宜从包君节去为是。此次万千感情，正读此书而起。”［7］寅半生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林纾：“呜呼!迦因何幸而得蟠溪子为之讳其短而显其长，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神往于迦因也;遮因何不幸而复得林畏庐为之暴其行而贡其丑，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轻薄夫迦因也”，“今蟠溪子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删而不书。而林氏之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8］《迦茵小传》的经历，说明林纾的时代对于西方爱情小说接受的限度。

二

　　《茶花女》虽然传诵一时，当时却并没有带动言情小说的中兴。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指出，当时“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所刊载的作品，几无不与社会有关。直到吴趼人创‘写情小说’，此类作品复抬头，为后来鸳鸯蝴蝶派小说开了先路”［9］(p.7)。原因很简单，晚清小说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它能承担政治功能。“政治小说”的倡导，“小说界革命”的展开，无不缘于此。

　　阿英关于吴趼人创立“写情小说”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梁启超早在1902年已提出“写情小说”的概念。在《新民丛报》第14期上介绍《新小说》的宗旨和栏目的时候，拟刊登“写情小说”，“人类有公性情二：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情之为物，固天地间一要素矣。本的窃附《国风》之义，不废《关雎》之乱，但意必蕴藉，言必雅驯”［10］，梁启超在倡导新小说的时候，并未放弃言情小说的维度，只不过他对于中国古代言情小说持批判态度，而新的言情小说又一时难以产生。因此，“言情小说”有栏无题，标明“题未定”。

　　直到1903年9月《新小说》第七期，才出现第一篇“写情小说”《唐生》，作者署名平等阁。男主人公唐生是生长于美国旧金山的华裔青年，女主人公漪娘是美国本地白人，两人青梅竹马，互相爱慕。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破京师，越来越多的美国报纸嘲笑中国，华人在美国境遇恶化。唐生愤怒美国人的做法，同时又不愿累及漪娘，决定和漪娘分手。漪娘热爱中国，不接受分手，她说：“妾已是支那人，则不应尚谓之为美国人。今郎因不喜于美国之故，而亦若有不满于妾者，不亦冤乎!”漪娘以“支那人”自居，并以“妾”自称，但没有打动唐生。漪娘绝望而归，开煤气自杀。死前留下两封信，第一封信写给她的父亲，信中谴责美国人“轻慢”中国，认为自己死于美国人的手下;第二封信写给唐生，恨自己不能生于支那，与唐生“侍巾栉，偕永好”。唐生后将漪娘遗物捐于旧金山华人小学，“以竟女崇拜支那之遗志也”［11］(p.117－122)。看得出来，尽管作者在文后强调这是一个来自于旧金山华人报刊的真实故事，事实上这是一部象征性很强的小说。中国在庚子之变中遭受了美国的羞辱，唐生却在中美爱情中挣回了颜面，让美国人对中国俯首称臣。小说很短，却有长长的文后自评，其中，作者以“檀香山纽丝纶土人”种族为美国人所灭为根据，赞扬唐生拒婚为“保国存种之大义”。《唐生》与其说是一部爱情小说，不如说是一部爱国小说，是一个十足的民族国家寓言。

　　晚清写情小说与此前狭邪小说的区别在于，将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内容引入小说，将个人私情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如此一来，个人私情被社会化了。吴趼人在1906年版的《恨海》开头有一段著名的有关于“情”的议论，可以代表写情小说作家对“情”的理解。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生，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12］(p.24)

　　这段议论的要旨，在于将“情”从私人之情中解脱出来，延至君王、国家、父母、朋友等等，而儿女之情反倒只是“痴”与“魔”。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所暗示的爱情之忠贞与臣子之忠贞的象征关系，在这里被坐实了。

　　1907年，一部中国《茶花女》面世，即钟心青的《新茶花》。《新茶花》直接模仿《茶花女》演绎爱情故事。可以认为，在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8年之后，《新茶花》再一次以创作的形式重新改写了法国小说《茶花女》。

　　《新茶花》对于《茶花女》的模仿非但不加掩饰，还有意处处与《茶花女》进行类比，因而两部小说具有可以直接比较的互文性。小说开始，“我”在“茶花第二楼”得到《新茶花》书稿，“我好侥悻，走到此处，却得了这本稿子。如今待我携回去，托申江小说社刻印出来，给大家看，只怕也不输冷红生的《茶花女》哩!”“冷红生”是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笔名，《新茶花》明确提出这部译作，有意与其竞赛。而至《新茶花》结尾的时候，小说借助于两个人物议论武林林与马克的高下，并得出结论，认为东方茶花胜过西方茶花，因为“马克虽好，我还嫌他决绝亚猛一层，并不是十分不得了的事情。或者还可婉曲周旋，何必遽尔绝情呢?至于林林，却是除此一着，实在无可解免。据我看来，还是武林林为优。”

　　小说中的主人公熟悉《茶花女》，直接以马克、亚猛自居。小说第十三回借元戚之口介绍武林林的时候说：“还听得他在家里，最喜欢看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常说青楼中爱情最深的，要算是马克格尼尔姑娘，却并世又生了一个亚猛，两美相台，演出这一桩韵事，可惜东方偌大一个繁华世界，却没有这样两个人，岂不使花丛减色，所以他立志要学马克，那一本小说书，从头到尾，背都背得出，只是还没有知心的，也可当那亚猛的，也是一桩缺憾。”男主公项庆如听了以后拍手大笑道：“那东方亚猛除了我，还有谁人，我们就找他去。”二人的见面，也与《茶花女》一样，项庆如去戏院见武林林。恋爱的过程，也处处比照马克与亚猛。在刚刚相恋的时候，武林林说：“亚君，此地不过如马克在恩说街的时候罢了，至于匏止坪之乐境，我生平没有过，能得找一块清静地方，你我两人闲处其中，日日的看花饮酒，这种境界，我眠思梦想了许多时，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才可以如愿了?”庆如道：“你要享这种清福，却也不难，只消过了节，除去牌子，或是新闸，或是爱文牛路，或是仁寿里，租几间房子，住上几个月，岂不同匏止坪一样，我又没有什么事，可以一天到晚陪你的。只是要盼到天长地久，不要像马克末后便好了。”两人试图将马克和亚猛匏止坪之爱，复制于上海弄堂之中。在项庆如家道中落时，武林林像马克一样不嫌弃对方，而是当尽自己的首饰衣服替他还账，并像马克一样节衣缩食，维持两人的爱情。甚至连亚猛的眼泪滴在马克手上的细节，也在小说中被如法炮制。

　　两人的爱情，照例有破坏者，不过，破坏武林林与项庆如爱情的人，不是项庆如的父亲，而是垂涎武林林美色的京官王大人及其走狗上海的华大人。武林林与项庆如相好后，王大人和华大人因为垂涎武林林，以“匪党”之名诬陷项庆如，抓捕了项庆如。武林林为了营救项庆如，被迫嫁给华大人。武林林在做出自我牺牲的时候，仍以马克自诩：“林林当下又哭了一场，想起巴黎茶花女，因要保全亚猛名誉，仍为冯妇，我此刻为庆如的性命，也另嫁他人，情事十分相类，可见得我取这个楼名时，已经有了谶了，又想马克当诀绝亚猛时，已将自己当作已死，我此刻何尝将死的人，然则今天便是我的死期。”(第28回)王大人、华大人的角色，及其“匪党”的罪名，意味着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马克与亚猛爱情的破坏者是亚猛之父，他是爱儿子的，问题出在马克的妓女身份上，因为按照社会习俗，如果亚猛娶了马克，前途会受影响。项庆如与王大人的关系却完全不同。项庆如的身份是日本留学生，是晚清新派中人。王大人是六部尚书，华大人是上海道台，代表着专制官府。与亚猛和马克父亲的矛盾不同，项庆如与王大人的冲突，是情敌之争，也是政治之争。

　　这牵涉到《新茶花》与《茶花女》的最大不同，即《新茶花》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政治小说。《新茶花》有大量的时事描写，内容之多几乎要淹没爱情的线索。小说第一回写叙述者梦中得书稿《新茶花女》，欲与《茶花女》比肩。接下来，笔锋一转，进入时事部分。第二回开始，写苏州城里几个少年新党，聚在一处，议论新闻报上所刊载清廷官员联名保荐康有为、举人梁启超的事情。接下来，康有为在上海露面，在酒席上发表长篇大论，表达变法的思想。其后，发生戊戌政变，革命党人也出现。先是公一被劫，革命党向他讲“不破坏就不可以享治安”的道理。后来，湖州孙求齐投考湖北武备学堂，结交革命党人，抨击朝廷腐败，也批评立宪党人。男主人公项庆如第四回才出场，而小说的女主公武林林的名字直至第九回才出现，第十三回武林林才正式露面。自第十三回起，小说才开始较为集中地描写项庆如与武林林的爱情，不过其中仍然大量穿插着社会政治事件。比如，纪铁山在日本中国留学生中组织抗俄义勇军，吴樾暗杀五大臣的故事也被小说演义出来。

　　小说的爱情描写与政治时事描写联系在一起，人物对于爱情的看法也与新思想及爱国主义密切相关。项庆如之所以爱慕武林林，因为她不但“生得风流”，而且思想“高尚”。她对于时事的见解议论，连留学生们都惊叹。小说认为：“好色与爱情却还有些分别，好色是躯壳上的事，爱情是精神上的事，两相比较，自然是精神更重了。所以一个女子虽是姿色可观，思想却十分腐败，那种色就不足好了。”这种对于女性思想进步的要求，大概是《茶花女》中的亚猛所没有想到的，也是马克所不具备的。小说中项庆如是隐而不仕的，反倒是武林林劝项庆如上进。武林林与项庆如有一段有关于出仕与否的对话。

　　林林道：“有了学问，原为图谋公益起见，做了官，岂不更易做些事业?难道一定要发财么?”庆如道：“这句却通，但必须国家真真立宪，大家热心公益，那时方才可以做官，方才有些事业做出来。若政府仍是腐败，社会仍是恶浊，就叫做一木不能支大厦，任你英雄好汉，做了官，也就一筹莫展了。”林林笑道：“你这句话我要驳了，古人常说英雄造时世，时世虽不好，果是英雄，自然能把他翻过来。若个个不做官，如何能造时世呢?”

　　项庆如却以为社会过于污浊，不愿意同流合污，武林林却主张入世做官，英雄造时势。武林林心存高远，卓尔不群，不像一个妓女，而像新女性，这大概让《茶花女》中的马克也自愧弗如。

　　表面看，《新茶花》对《茶花女》亦步亦趋，实际上，两者的爱情观有较大距离。《茶花女》中，马克与亚猛追求的是纯粹的爱情，《新茶花》中，将个人私情与改良社会、爱国爱民联系起来。在第四章中，项庆如谈到《茶花女》的时候，提倡真正的爱情，不过旨归仍在于改良社会，“你看过新出的巴黎《茶花女》小说吗?……所以兄弟颇想提倡一种花丛教育，以人人有真爱情为目的，倒也是改良社会的一分子。”［13］(p.23)项庆如对《茶花女》中的爱情很有感触，不过他的爱情观，却有更高的目的，即改良社会。在不同的场合，项庆如还谈道，爱女色是爱国心的体现，只有爱美人，才能爱国家：“你想想一个美人在人群中自然是最可爱的东西，然而我四万万同胞的祖国自然更可爱了。爱美人既竟尽我的爱情，爱国家岂有不竟我的爱情么?”［13］(p.26)将爱“美人”与“爱我四万万同胞的祖国”联系起来，将“爱情”与“爱国”相提并论，看来来十分悖谬，不过这正是晚清时代政治小说乃至写情小说的逻辑。

　　个人主义的爱情在晚清中国的被改写和肢解，是早已被注定的。如果说，林纾将爱情的忠贞理解为“忠君”，那么《新茶花》则将爱情翻译为“爱国”。嬗变的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变化。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清王朝的崩溃，爱情的主题产生了嬗变。1912年影响巨大的衷情小说《玉梨魂》的结尾，被称为“东方仲马”的叙述者在描写完何梦霞与梨娘的爱情悲剧后，一定要让何梦霞死在武昌起义的战场上。此时，足以证明爱情价值的，已经不是忠君，恰恰相反成了推翻君主。不过，不变的是个人爱情的价值总需要道德名节或君王社稷大业来证明。《玉梨魂》的末尾有云：“夫殉情而死与殉国而死，其轻重之相去为何如?”《茶花女》在中国屡被改写，原因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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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