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夏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俞平伯先生晚年的话曾令学界哗然，虽然解释颇多，但似乎仍停留在表面的对错之争，而没有挖掘出俞先生学术观点转变的深层原因。本文通过对俞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的思考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的考察，发现在俞先生不断犹豫、反复和发展的思考过程中，他对后四十回问题的思索一直是和《红楼梦》的文艺性研究紧密联系的。他觉得对后四十回的重评是早晚的事，因为《红楼梦》的研究要向着文艺学、美学的方向发展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红楼梦》/俞平伯/ 后四十回/文艺学/美学

　　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旧体诗人、散文家，著名的诗词和昆曲研究家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热爱和研究可以说是竭其终生之力以从，他是新红学的创建者和领军人物，很多识见和看法在当时是开创性的。

　　从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版前后开始，俞先生就全身心投入到新红学方法的尝试和对《红楼梦》的全面思考中，直到以和顾颉刚的通信为基础的《红楼梦辨》的出现，他的红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对红学的思考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4年大批判之后，俞先生的研究出现“潜水”，30年间，他除了编辑和整理一些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外，不多发表什么更深一层的言论。但从1986年的讲话开始到1990年的“红学遗言”，给很多人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俞先生真的是在自己否定自己吗？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否定”？它的发生基础又在哪里？“高鹗续书说”在俞先生的看法中到底还能不能成立？

一 早年的否定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俞先生早年对所谓“续书”的看法的本质，从而更好地把握他的认识发展的脉络。

　　(一) “高鹗没有创作《红楼梦》的可能”

　　俞先生在《后四十回底批评》文中说：

　　我们第一要知道，高鹗只是为雪芹补苴完功，使此书“颠末毕具”，他并没有做《红楼梦》底兴趣；且也没有真正创作《红楼梦》底可能。

　　他认为高鹗不是在“续”，而是在“描摹”，所以谈不上是一种真正的“创作”，他说：

　　若把兰墅底亲见亲闻都夹杂写了进去，岂不成了一部‘四不象’的《红楼梦》！……因他不是曹雪芹

　　因为高鹗是在“描摹”，所以不可能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去。

　　俞先生又在《高鹗续书底依据》中说：

　　高鹗续书是否有合于作者底原意，是一件事；续书底好歹又是一件事，决不能混为一谈。

　　也就是说像不像是一回事，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俞先生在这里的意思是，他承认“高续”很像，但他批判的不是这个，而是“高续”的不好，原因就是高鹗不是曹雪芹，两人性格不同。所以俞先生说“合于原意”和“好歹”不是一回事。

　　这个逻辑其实在当时就很难讲得通，既然说高鹗不是在写自己的亲见亲闻，而又承认他是在“描摹”，且还有“貌合”之处，那么他就是在写曹雪芹的亲见亲闻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去写远在自己之前的时代的人的“亲见亲闻”，却又能有如俞先生列举出的那么多“描摹”得很像的文字和情节？就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和混乱，令俞先生从《红楼梦辨》之后就隐约开始产生“越研究越糊涂”的感觉。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的处理办法是：

　　《红楼梦》如再版，便该把四十回和前八十回分开。后四十回可以做个附录，题明为高鹗所作。

　　这种建议实在已经是非常极端了。而当代有个别学者提出的将后四十回扔进垃圾箱之类的更加激进的愿望，也是和前者的看法一脉相承的，结果致使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结局完全脱离后四十回文本，按照脂批的指引，产生了另外的一些情节。如果按俞先生早期的看法，这些情节也只不过是在“描摹”，而不可能“好”，因为除了曹雪芹，谁都不可能是曹雪芹。

　　(二) “貌合而神离”

　　俞先生1922年的《红楼梦辨》是在和顾颉刚先生的通信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很多观点也是在与老友的辩论中才得到逐渐完整的阐释。比如，“高鹗续书的依据”一文中曾引顾颉刚的话：

　　……（高鹗）他的原文恰如雪芹的原意。所以凡是末四十回的事情，在前八十回都能找到他的线索，……

　　对此，俞先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意，说：

　　他（顾颉刚）的话虽然有些过誉，但大体上，也是很确的。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仔细，不敢胡来。即使有疏忽的地方，我们也应当原谅他。况且他能为《红楼梦》保存悲剧的空气，这尤使我们感谢。

　　随后，列举出20个例证，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一致，表面看去，似乎他并不反对顾颉刚的看法，而实际上，这只是作文的一种策略。他反对的态度在后文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而辟专章论述和逐一举例，只不过是为了更有力地反驳老友的观点，他说：

　　我们要知道，有依据的，未必定是好；反之，没有依据也未必定是不好。高鹗续书是否有合于作者底原意，是一件事；续书好歹又是一件事，决不能混为一谈。所以虽承认了高氏底审慎，处处有所依据，但我们依然可以批评这书底没有价值。

　　他认为高续看上去是有依据的，可以肯定是“貌似”，但却“神不似”，原因就是高鹗的性格和曹雪芹的相去甚远。虽然续得像，但貌合神离，也没有任何价值。

　　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貌合神离”是俞先生早年看法的核心。

　　接下来，他在“后四十回底批评”一文中又说：

　　所以上篇所叙高氏依据什么补什么，至多只可以称赞他下笔时如何审慎，对于作者如何尊重，却并不能因此颂扬四十回有文学底声价。……归纳起来说一句话就是：凡高作较有精采之处，是用原作中相仿佛的事情做蓝本的；反之，凡没有蓝本可临摹的，都没有精采。

　　这就是更明显的先有结论，再根据结论找根据的话，成见就来自于对胡适“高鹗续书说”的认定。

　　但是他开列出的20条证据，如，宝玉出家、宝玉中举、贾氏抄家、黛玉早死、宝钗与宝玉成婚、元春早卒、探春远嫁、惜春为尼、妙玉被污、凤姐之死等等，个个都在说明续书的精彩，他也已承认那些地方的神似，甚至说

　　高氏补书……往往有许多地方，虽并无所依据，而在行文方面却不得不如此写，否则便连串不下。所以我们读高氏续作，虽然在有些地方是出于他的杜撰，只要合于文情，也就不可轻易菲薄他。

　　这就说明后四十回不仅有根有据，就连某些没有前八十回内容作依据依据，被认为是“杜撰”的地方也很“合文情”，是不容菲薄和批评的。其实在这种基础上，结论已本不该是完全否定的了，而他最终还是不承认续作的价值，依然坚持对后四十回的否定。

　　俞先生早年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价值的彻底否定是学界，乃至他自己公认的事实。

二 逐渐认识和反复的过程

　　俞先生晚年从理智和良心两方面解剖自己早年的研究，探索新的研红路子和红学真谛。他几十年来的不断思考没有受到大家的重视，却是那最后的一句话引起学界的轩然大波。他在晚年这样说：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1]

　　这段病榻上的话虽不排除是在他精神并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所说，但也应该视为意识清醒的语言，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视为“病中的呓语”，也不是“走火入魔的极端”，更不是畏惧或一时兴起的结果，而基本上是长时间思考所得，他的认识较之早年更深化了，《红楼梦辨》中初露萌芽的思想在晚年开始清晰起来，使隐含在早年的否定中的合理内核得到了发展。

　　(一) 对胡适的否定

　　俞先生这句话一出，即被埋没在一片惊疑声中。然而，大家所关注的多是他对自己的否定，于是就有人担心他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受到了批判而重演“蛇与井绳”的故事，说下有违自己内心的话。

　　假如我们重读1954年对他的批判文章和对他的指摘的话，肯定不难看出，当时批判的重点是他用了所谓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而且“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 去研究《红楼梦》，忽略了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云云，“《作者的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篇文章，在1954年以后招致的批判最为猛烈”[2]。

　　可是就在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为俞先生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俞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工作提出三条意见，其中之一就是强调

　　《红楼梦》本身属文艺范畴，毕竟是小说。今后似应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

　　再一次明确而毫不避讳地指出红学研究要向文学性、文艺性方向发展。对于曾遭全国性批判的观点尚不避嫌，不加掩饰，对一个小小的后40回看法难道就要怀揣避祸之心而虚与委蛇吗？而恰是这一“从文、哲两方面”探讨《红楼梦》的观点，才真正顺应了红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成为用文学、美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早期预言和思想指导。

　　正是因为当初他在《红楼梦辨》所列举的20条“续书”与原作“貌合”、符合作者原意的证据和一些非常明显的对后四十回认可的语言如“（后四十回）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3]等等，说明了当时在《红楼梦辨》的否定中就带有肯定的合理内核。俞先生早年虽然反对续书，虽然认为续书是貌合神离的，而他的理性让他在深入研究之后，到晚年对自己曾经的武断和先入为主开始有了意识。

　　但是，否定自己并不是关键，上文我们就说过，俞先生早年的否定的基础就是对后四十回的成见，而成见产生的根源就是对胡适的“高鹗续书说”的绝对认定。可以说整个一部《红楼梦辨》都是建立在胡适“高续说”基础上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对后四十回的批判就根本不存在。所以，俞先生自己的观点还在其次，关键就在于他对胡适这一重要结论的看法。

　　很明显，他首先否定的就是胡适。否定胡适的说法，就等于否定了自己早年观点的基础，根基都动摇了，还谈什么别的？如果俞先生说那番话是另有不可言说的原因，那么他大可只提自己的功过是非，完全没有必要拉扯上胡适。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观点的来源，看到了自己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展开的思考，而要澄清真相，就必须挖出根源。所以我们说，俞先生晚年的否定是根本性的，对《红楼梦》研究来说，其意义是划时代的。

　　(二) 否定之后的犹豫和反复

　　否定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俞先生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推，虽然还有犹豫，还有反复，但总的来说还是不断发展的。

　　早年，俞先生在《红楼梦辨》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续书的不可能”，他说：

　　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我宁可刊行一部《红楼梦辨》，决不敢草一页的《续红楼梦》。

　　为此，他详尽地论述过书不可续的原因。这是他早年彻底否定高鹗续书的价值的关键处之一。

　　但俞先生很快就在另一篇写于1925年2月7日的《〈红楼梦〉的修正》一文中就胡适的考证曾发表过意见，希望不要忽视《红楼梦》作为小说的艺术特征，不要以“呆的方法”去考证等。那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后40回作者是高鹗”的基础是不十分可靠的。在对胡适观点的怀疑与对自己看法的反观中，不断加深认识。

　　接着，1948年他在《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编者书》中说:

　　《红楼梦辨》一书,近来很有人要找,我想任其找不着也好,因这书可存的只有一部分,如考证八十回的回目非原有,后三十回的推测,其他多失之拘泥,讹谬传流,大非好事。[4]

　　1950年俞先生作《红楼梦研究序》又对《红楼梦辨》的绝版表示：

　　我方且暗暗地欣幸着呢,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三版下去,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5]

　　1953年他在《论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一文中说:

　　自一九二三年《红楼梦辨》出版以后,我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考据法,因而我对这旧版自己十分不满。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6]

　　俞先生对后四十回作者的看法的高潮发生在1964年，他对“高鹗续书说”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并清楚地提出：

　　这里不妨进一步说，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的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合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了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都不大合理。以前我们会发现即在后四十回，程高对甲乙两本的了解也好像很差，在自己的著作里会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很古怪的。[7]

　　但是，1986年俞先生应邀到香港，其间接受采访时，他又表示“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仍然坚持了他早年的看法：

　　我看是高鹗续作。后四十回文字上是很流畅的，也看不出很大的漏洞，但关键是人物的观点和内在思想明显看得出来是和前八十回不一样……

　　而到了晚年，他的外孙韦奈说：

　　（俞先生说）“要重新评价后40回！”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40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40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就多次提及。[8]

　　病榻之上，他仍然惦记着这件事，

　　自6月中旬开始，……他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40回。”……他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文章由四个人写，你（韦奈）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后送香港发表。……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9]

　　晚年的俞先生没有拘守过去的否定，而是将早年的合理内核发展、深化了，并有某种程度的超越，他对韦奈说[10]：

　　你细读前80回，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而且曹雪芹没有把这部作品完成，原因可能很多，但你说是否有可能是他根本写不下去了呢？……前80回铺得太大，后面要收住，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说高鹗很了不起，你知道有多少种续书的版本吗？惟有高鹗是成功的。不管怎么说，《红楼梦》现在是完整的，如果只有80回，《红楼梦》能否有现在的影响都很难说。

　　他能在晚年说出这番话绝非偶然，这正是对《红楼梦辨》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纯净的学人思索了一生的学术结论，特别发人深省，催人梦醒。”[11]

　　俞先生晚年开始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大方向都是好的，也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前八十回也有不少问题。这种对前八十回的看法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前驱言论，在人们已经习惯对前八十回大唱颂歌的时期，俞先生就能开始从全新的角度看待前八十回，实在是一种创举。而再细推认为这样是不可理解的遗憾的说法，也都是出自个别急功近利，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抱有极其激进观点者之口，正所谓“夏蝉不可语于冰”，对《红楼梦》没有理解到俞先生理解的地步，又如何真正去理解俞先生呢？他们对后四十回的不公说法也就不足为凭了。

三 犹豫和反复的原因

　　既然俞先生从《红楼梦辨》之后对后四十回的态度就开始不断地发生越来越清晰地转变，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有反复？除了个别地方发表的言论和对自己的亲人所讲的话外，却没有更加进一步明确的阐释呢？其原因有四：

　　第一，俞先生对胡适还是信任的。在俞先生心目中胡适以当时学坛盟主的身份和地位为大多数学者所景仰，他学贯中西，具有现代思维，极少有人能动摇他的学术基础。

　　第二，香港的访问中，他又表示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这其实是一种策略，他还是要对自己有所维护。

　　第三，1959年杨本，即《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被发现，从此开始了比较漫长的对它的研究。这个研究阶段经历了一个波峰，即认为它可能是高鹗的工作底本，而最终又落到一个低谷，认为它是个杂凑本等等，到现在仍没有一个定论。而俞先生1964年对胡适“高续说”表示出很大怀疑的态度即是在杨本研究热的背景下产生的。加之，从1925年《修正》一文之后，他就表示对自己早年《红楼梦辨》的不满，接下去1948年、1950年、1953年等的不断自我否定，和对胡适研究方法的否定，使他在对待后四十回的问题上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对“高续说”的否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第四，俞先生只把高续当现成结论，没有具体再加论证是否高续，还因为他手头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考证这一问题。晚年他所能表达的只是他系统想法中的一部分，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这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考虑得还不够充分和完整，同时也没有机会系统表达。

　　俞先生著名的《红楼梦辨》是与友人顾颉刚的通信和交谈的产物，但大批判以后，他的处境却是“交游寥落似晨星”，“门巷萧萧落叶深”。红卫兵抄家，他所有的藏书，包括《红楼梦》的全部资料和笔记都无一幸免。他自己后来很遗憾地说：

　　老实讲，我还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红楼梦一百问》，还有过去所谈的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但手头没有资料了，还搞什么！[12]

　　文革后，有些书虽得以归还，但仅寥寥而已，重要的几乎都找不到了，这是令他晚年的很多思考最终未能落实成文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从前的资料和笔记还保存着，从他的话中已经看出，他对自己早年的一些看法又有了新的认识，也希望能写出来加以纠正，继续研究。

　　其实，俞先生晚年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看法的那段文字之所以会被误读，正是因为他没有将其完整地论证出来，才使得这一本应对红学研究产生重要转折性影响的观点成为了一些人的话柄，而失去了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虽然如此，从他的个别言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深入思考。因而对早期那种认识有了重的评断，扬弃了不合理的因素，发展了合理的内核，而他的学术良知又让他不肯隐瞒这一事实，所以才有了晚年的说法，并屡次表示要给予后四十回一个公正评价的想法。

　　用韦奈的话说：“在他的晚年，研究方法已从局部迈向宏观。”[13]俞先生晚年的学术视野随着人文视野的扩大提高而空前提高，不再受所谓“红学”小圈子的局限和屏蔽，他看到的是更广阔的红学发展前景。

　　所以后来有人认为“俞平伯后来并不再坚持高鹗一定是后四十回的作者。”[14]，也有人认为俞先生的话“乃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愤激之言,针对的正是从7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中、后期,在周先生极端‘崇曹贬高’观点的误导下,红学界对待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后40回和程高本120回上那种予以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并希望重新认识、评价后40回。”[15]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 “三段论”的反推和《红楼梦》的文艺性研究

　　（一） “三段论”的反推

　　俞先生早年的一个最坚定的看法就是“凡书都不可续”，只要是续书，都是不好的。哪怕是他已经认为是写得很像的，“仿佛原作”的文字，也都因为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作者，而认为是“貌合神离”的东西，不承认那些所谓续写文字的好处。但他这个观点是以一个基础论点为依托：即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

　　我们先用“演绎推理”中“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方法来概括一下俞先生早年的观点：

　　大前提：凡书都不可续，只要是续书，都是不好的。

　　小前提：《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

　　结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不好。

　　而俞先生后来的看法是：要重评后四十回。认为自己过去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说：

　　在程高未刊行《红楼梦》以前约两三年，已有全书“秦关百二”的传说，即已有了一百二十回本。……我前在八十回校本序言上说：这后四十回，不很像程伟元高鹗做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大概可以证明，后四十回并不是高鹗一手做的，这自然还需对全书进行努力的研究，和对其他各本作仔细的比较才行。[16]

　　上世纪七十年代，学界兴起“崇曹贬高”说，尤其是周汝昌对后四十回的极端态度，俞先生早就曾表示不满，他作文说：

　　程高整理《红楼梦》，虽非原稿之真，却从此有了一个比较可读的本子，二百年来使本书不失其为伟大。功绩是很大的……[17]

　　他的儿子俞润民在回忆文章中说：

　　……他最后一年和我讲的：他说早年和一些人研究《红楼梦》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分开，虽然这是应该做的，但也是腰斩《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功绩也不应磨灭。他说很想再写些论后四十回的文章，可惜已无力完成。……但从文字看，由八十回至八十一回毫无续书痕迹，……所以他认为应该在写评论文章，一直至他第二次发病，神态已不如以前，仍念念不忘这些事……[18]

　　这些不仅说明他晚年的说法同有些人认为的健康和神智问题没有多大关系，最重要的是，说明他开始对“结论”有了变化，认为后四十回是好的，《红楼梦》所以能在二百年里保持了它的伟大，正是因为有了后四十回。

　　那么“结论”有了根本的变化，“小前提”，即《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否是续作就有问题了，这正是俞先生晚年的贡献所在，他并没有明确的表明后四十回作者就是曹雪芹，也不再认为是高鹗。而是留出空间了，希望能够继续努力的去研究。这种态度就是对自己早年看法造成的后果的一个修正，是客观的。

　　（二） 倡导《红楼梦》文艺性研究的实质

　　《红楼梦辨》中那些否定的结论中就已经包含了肯定的因素，已经存在价值认可的萌芽（即他举出的20个后四十回中与作者原意相符的例证），只不过俞先生当年没有承认和给予重视而已。但俞先生很快就在另一篇写于1925年2月7日的《〈红楼梦〉的修正》一文中就胡适的考证曾发表过意见，希望不要忽视《红楼梦》作为小说的艺术特征，不要以“呆的方法”去考证等。

　　而为后四十回正名，就是使他自己倡导的留意“（《红楼梦》小说的艺术特征”、“从文学、哲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得到深入贯彻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一体性，即重要价值地逐渐得到的普遍认可和赞赏，代表了《红楼梦》文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化研究的深化。二者是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

　　俞先生对《红楼梦》的思考经历了这样的阶段：

　　1.认定“高续说”之后，否定后四十回的阶段（1922）

　　2.认识到《红楼梦》的小说的艺术特征，潜在的否定“自叙传说”的阶段（1925始）

　　3.重申从文学、哲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1986）

　　4.重新评价后四十回（1990）

　　在俞先生的思考过程中，后四十回问题一直和《红楼梦》的文艺性研究是紧密联系的，用发展的眼光看，他觉得对后四十回的重评是早晚得是，因为《红楼梦》的研究要向着文艺学、美学的方向发展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必然，因此，他提出重评后四十回问题，绝非偶然。

　　几十年之中，俞先生曾多次说自己越想越“糊涂”，其实，应该说86年讲话前所谓的“糊涂”正是体现了俞先生思想的一个渐进过程，他对《红楼梦》的内涵和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不断提出疑问并同时寻找着合理的答案。“糊涂”并不是全盘的无知和误读，而是对个别问题的更深一层的思考和再认识。

　　如果我们能够从全局出发，纵观近些年来红学界的普遍心声，就会发现，《红楼梦》研究进入美学研究阶段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早已是大家的期待和多年的企盼。这里不妨将俞先生在1986年的重要讲话再重申一次：

　　《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未知然否。[19]

　　那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的基础是不十分可靠的，所以，他在晚年说“要重评后四十回”，正是对他当年立论基础的一个否定，这是他长期（从1922年《红楼梦辨》出版到1990年“遗言”）思索的结果。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王国维开始，大多数人都基本上肯定了后四十回的悲剧性，连俞先生在对后四十回批判得最为猛烈的《红楼梦辨》中都赞扬后四十回“保存了悲剧的空气”。可以说《红楼梦》的这个悲剧性，使得它具备了成为不朽的名著和经典的可能。英国文学批评之父约翰·德莱顿认为悲剧中的人物行为应该满足两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要“完整”，要有“自然而然的开始，一个中局和一个结尾”。《红楼梦》是小说，在它的完整性受到质疑的时候，还能谈什么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批评与分析？

　　俞先生“《红楼梦》现在是完整的”，“要重评后四十回”的想法和他86年的讲话中要求用文学、哲学观点研究《红楼梦》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承认了后四十回的文学价值、《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就一定已经认识到了用文学、哲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要实现用文学、哲学观点研究《红楼梦》，就必然要重评后四十回，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完整的作品来看待。

　　俞先生的最后看法是高于有些当代研究的，他对早年观点的否定和认识的长足发展已经为证明后四十回非高鹗续提供了十分充足的依据，虽然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最后还有彷徨，但已经靠近了真理。当前，有越来越多的人的认识已经接近俞先生的看法，红学研究新境界的形成指日可待。前辈们一直以来辩证地思考方式和学术良知给了我们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丢掉包袱和束缚，沿着正确的路走下去。

五 夏志清的推论

　　在要对俞先生纵贯其一生的红学思想之起伏作一小结时，倒是让我想起了另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专家，夏志清先生。从他对俞先生思想变化所产生的推想来看，夏先生是位学术嗅觉极其敏锐的学者，发人之所未发，令人钦佩。

　　1959年《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即杨继振藏本被发现，学者们纷纷作文论述其价值。俞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上有《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一文，他在文中说：“这里不妨进一步说，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的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合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了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都不大合理。以前我们会发现即在后四十回，程高对甲乙两本的了解也好像很差，在自己的著作里会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很古怪的。”

　　夏先生看到俞先生的这段话后说：

　　俞平伯（他早期的著作《红楼梦辨》曾鼓动人们把高鹗看作是一个伪造者，具有很大的影响）曾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这个本子是否就一定是在程高指导下所准备的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可是，这个抄本的存在却证实了俞平伯的这一看法：高鹗并没有续作后四十回……这等于全部抛弃了他早期的主张。[20]

　　对此，夏先生敏感到俞先生这一态度变化的实质及其所揭示的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假如百二十回抄本的发现所带来的结果最终否定了高鹗续书的说法的话，那么这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四十多年来的红学研究就是由于这一未受到检验的假定而弊陋百出，成效甚微。[21]

　　但是，夏先生更加清醒地明白：

　　对于大陆的学者来说，否定高鹗续作仅仅意味着对后四十回的作者进行重新研究的开始。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长期以来，曹雪芹被作为一个反封建的革命作家，而受到中国大陆批评家的礼赞，然而这则神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说得通，即：他只写了前八十回，此时他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最终命运还没有任何把握能够确定和弄清。……既然现在高鹗不能再作为一只替罪羊，那么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仍是保住曹雪芹作为一个假定的文学名著的作者的美好声誉，而不能把它看作是一部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抵牾的作品。[22]

　　夏先生是位颇有造诣的海外华人学者，意识形态和学术背景与我们显然有异。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卓荦之见，深蕴启迪，虽非专精红学，但治红者不可不知。

　　读过这几段文字，我们不能不佩服夏先生的学术敏悟性和想象力。当时，说后四十回非高鹗续还仅仅是“如果”，事实上，当时对于胡适“高续说”的论点和论据还只是怀疑阶段，还缺乏深入有力的证据。而现在研究的进展已远远不是“如果”的问题了。即使暂时还不能说后四十回非高鹗续已成铁案，至少已没有多少悬念了。既然如此，夏先生的揭示难道不值得每一位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认真品味，深长思之吗？

　　参考文献：

　　[1] 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3页。

　　[2] 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6页。

　　[3] 俞平伯《红楼梦辨》，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198页。

　　[4]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366页。

　　[5]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371页。

　　[6]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602页。

　　[7] 俞平伯《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437-438页

　　[8]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第43页。

　　[9]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3页。

　　[10]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4页。

　　[11] 沈治钧《红楼七宗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453页。

　　[12]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7页。

　　[13]韦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团结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8页。

　　[14]梁归智《独上红楼·体会一位红学大师》，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02页。

　　[15]贾穗《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红楼梦学刊》1996年4期。

　　[16] 俞平伯《略谈新发现的红楼梦抄本》，《北京晚报》，1959年6月28日

　　[17]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第三十五《记吴藏残本（二）》，《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775页

　　[18] 俞润民《怀念父亲俞平伯》，《文汇报》，1991年4月9日

　　[19]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下，《旧时月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1135页

　　[20]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63页

　　[21]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64页

　　[22]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64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