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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顾宝林，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庐陵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文学博士，从事词学及地方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明人和宋词，即明人对宋代词作的跨时空追和与赓续，是明代对宋词的传播与接受的一种表现形态。明人和宋词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宋代词家亦广，包括宋代大家、名家。和宋词的主要模式有三种，而其产生的缘由则是出于宋词的名篇效应、明人社交的需要及个人情志表达的需要。论述明人和宋词可以一窥宋词在明代的流传接受轨迹及明人词学发展的印记。

　　关键词：明词/宋词/和韵词/接受

　　明代对宋词学的传播和接受主要是以文本的传播为主要途径，即以词集刊刻、词谱着录、词诗话选评、词集序跋批评、书目记载、含词曲的戏曲剧本以及明人对宋词的追和与赓续见诸于词集文献者等。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最后一种接受形态——明人对宋词的追和与赓续，以瞥宋词在明代的流传轨迹一隅及明人词学发展的雪泥鸿爪。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和词”，包括追和与模拟之作。

　　一、明人追和赓续宋词的基本信息

　　明人对前代词作的选择接受，就追和词而言，前期（洪武-天顺）主要以元词为模拟赓和对象，据统计，约有25首[1]。而据笔者统计，整个明代赓和宋人词作至少有864首，涉及南北宋词人81人（4人名姓阙考）的424首（个别待甄别）词作，其中被模拟追和最多的当属长期以来宋代文学研究对象中人气最旺的一个——苏轼[2]。据统，仅明代中后期有关和苏词《大江东去（水调歌头）》一阕就有132首之多，居同时代词人被明人追和之冠。

　　按传统词人分属断代划法，在77位姓名已知者的被和对象中，北宋以林逋为开端，以秦湛为断限，共计词人34位，明人和作483首，涉及被和词调211个及词作250首；南宋词人以叶梦得为始，以胡浩然为终，共计词人43位，追和词作381首，关涉被和词调139个，被和词作172首。其中被模拟追和词作数占前十位的词人及首数分别是：苏轼167、辛弃疾86、崔与之76、欧阳修54、周邦彦52、黄庭坚41、秦观41、朱淑真29、柳永28、李清照24。这十人中，属于北宋词人六位：苏轼、欧阳修、周邦彦、黄庭坚、秦观、柳永；南宋词人四位：辛弃疾、朱淑真、李清照、崔与之。以上信息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明代和宋词，以北宋词人词作为主要效法对象

　　明代对宋词的追和赓续中，以北宋词人词作为主要效法对象。南宋词人（43家）虽然比北宋词人（34家）多出近十人，但被和作的词作数（381首）却比北宋（483首）少了约百首，这多少反映明人在词学观念上重北宋轻南宋的复古尊体理论。面对前代的词学成就，明人多推许唐五代词，如徐渭云：“晚唐五代，填词最高，宋人不及。”[3]徐渭的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缘于明人认为唐五代是词体“元音”之始，而北宋词又衔接唐五代，故南北宋之间又重北宋词，正如明末陈子龙评云：“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倩盼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起，天机偶发，元音尚存，繁促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而南宋词不过“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偕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4]南宋词作水平如此，自然是难入某些明人法眼而取资仿效的。

　　第二、追和的主要对象以大家名家为多

　　明人对宋词的追和选择中，基本上囊括了整个两宋词坛大家，反映出宋词大家词作繁衍的生命力，亦见出明人对待、接受前代词学遗产的淘选眼光。词作具有独特风格和特色并对词坛具有一定的影响的词家中，除却前述十位词人和南宋张炎被追和词较少外（个中原因另文阐述），其余所谓的名家或特色之家被和词作都在五首以上。例如陆游（22首）、王安石（19首）、朱敦儒（14首）、康与之（12首）、文天祥（11首）、刘过（9首）、张先（8首）、范仲淹（8首）、晏几道（7首）、晏殊（6）首、章质夫（6首）、姜夔（6首）。十二位词人中，倾注心血较多且在文学上多以词为显的主要有朱、刘、张、二晏、姜夔及陆诗词兼擅，算为名家。其余诸人范、王政治家，以诗文名，偶染指小词，王以《桂枝香》、《千秋岁引》二篇胜出，范有《渔家傲》、《苏幕遮》特长；章质夫存词2首，以一阕《水龙吟》名；康存词较多（43首，有专门词集《顺庵乐府》）但词名不彰；文以英雄名节闻世，仅一篇《满江红》即可奠定词史地位，因此此五人列为特色之家较为公允。

　　第三、选择视域较为宽宏

　　明人对宋词的赓续模拟具有广泛的选择对象和较为开阔的选词视域。三百多位宋词作者中，既有本身产量多、流传广、和作亦多的偶像级人物如苏轼、辛弃疾，更多的是词坛时名不显、作量亦少的人物，但是他们本人或留有名节或作品具有某一方面的风格特色或因情感内涵而引起了后世明人的注意和留心，从而在明人和宋词史上划过一道痕迹，以供后世的研究者瞩目探讨。如南宋人崔与之，本身为政治家和偱吏，《宋史》有传，虽留诗文若干，但词学无甚建树，《全宋词》仅收词两首：《水调歌头·题剑阁》和《贺新郎·寿转运使赵公汝燧》，仅就存词量而言，恐怕连“词人”称谓都谈不上，[5]况且无论对当时词坛还是当今词学研究，几无影响，是明人追和宋代词人前十位中词学贡献最小的一个，然而他的一首《水调歌头》却被明人步韵追和词作达76首，这的确是一种值得思考的现象，当然也反映明人在选择模拟追和对象时，并非唯词坛大家所是，其他非词学影响因素的参与，使得选择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二、明人追和宋词认定的基本范式

　　对异代词作的追和模拟当然属于唱和词的活动范畴。宋人既有过对唐五代词作的追和历史，金元词人也有过对前代词作的步韵追和，但是真正大规模的赓续追和前代词作，明人或许是首发其端的。当然这主要是明人所具备的传播接受的历史条件是与此前所具不同的，包括本身词作者规模大小、词籍文献的流传、存在时间的长短、词学风尚的相异等因素。张若兰曾对明代中后期（1465-1620）的明词人追和唐五代金元词作了大致的列表，笔者据此统计，唐五代金元时期共计约有追和词128首之多，以此推测整个明代赓和唐五代金元的词作估摸200首左右，其数应该远比和宋词规模小许多，而全明追和前代词约莫1110首，与张氏所谓“明代追和词将近千首”[6]大致吻合。在现有的近九百首明代追和宋词作中，明人是从哪些方面来赓和宋代词作的呢？换言之，我们怎样认定属于追和词作呢？笔者经过仔细审视、考察明人和宋之作，发现其赓续的基本规则与范式既有承前的模式，也有具明人自身特点的入眼法式。

　　第一、明示步韵同调型

　　所谓“明示步韵同调型”指明人在模拟追仿宋代词作时，采取的词调和词韵与原作高度一致，而表现在词集文本中，通常以依韵、和韵、步韵、次韵、用韵等构词方式，并明确标识所步韵对象且在词题或词序中加以出具。如明末词人王夫之和北宋词人林逋的《点绛唇·和林和靖詠草韵》（旧日江山）即属此类。据统计，词题明确标示属于“和×××韵”或“和韵”的有71首，如顾磐的《画堂春·和少游韵·春思》（游丝百尺引风长）；“次×××韵”、“次×××”，或径直用“次韵”类的有217首，如彭孙贻《忆帝京·次山谷韵》（一点相思如梅豆）、徐世俊《归田乐·本意，次黄山谷韵》（不管花肥瘦）等；“用×××韵”或“用韵”的达86首，如张綖《蓦山溪·用黄山谷韵》（一丘一壑）、陈霆《蝶恋花·用秦淮海韵言怀》（钟鼓楼头昏又晓）等。另有“依韵”、“步韵”类约30首。后人认定这一类追和词作简便，只需根据其所标明的步韵对象即可——这些对象或呼其字、显其名、标其号，相较而言极易判定和归属。

　　第二、隐性和韵同调型

　　还有一类追和词，其词题中或词序中大多数既无“依韵”等的字眼，即使有亦无标举的追和对象，有的虽具答谢（赠送）对象，但这个对象并非所步原韵之词之作者，需仔细查阅字句，方发现在同调前提下，其所依之韵与某宋人相一致，笔者将此类步韵追和词归之为“隐性和韵同调型”词。判定这一类词作相较前一类多费心思，须依据词韵，将同调的异代词作加以对比才能作出赓续的对象和追和属性。在明人和宋词中，这一类的词作约有176首，其中尤以和苏词和和崔与之词为多。在夏言的15首和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词中，没有一首能在词题词序中找到原和词作者线索，相反有14首和词具有题赠答送对象但均与崔与之名姓无关。如《水调歌头·答张甬川少宰》、《水调歌头·题许司徒松皋书室》等。但是当我们比对二者所依之韵时，才发现其一致性，可见夏言之作因袭了崔与之之韵，亦仅假道崔韵来表达另一种情怀而已。

　　第三、风格体式的模拟取范

　　明代和宋词中，除却上述认定基本范式，不少作品不用“依韵、和韵、步韵、次韵、用韵”等构词标识方式，而是采取“拟××”、“效××体”，或“用××体”的方式追和宋词。确切而论，这是明人词体意识凸显的一种表现，也是对宋代词体的认同。据统，有用“效××体”的13首，“拟”或“拟××体”的12首，“用××体”的15首，数量虽小，但其存在的意义是其余诸种范式无法替代的。笔者以为追和词“体”观念的使用出现，是明人自觉接受和因袭宋金元词人称引唐宋词“体”观念的表现，[7]也说明明人对前代词的认识超越了仅“韵”的概念使用范畴，其含义更广、全面、丰富，因为“体”是对某一词人词作既有词体格式、情感内涵或风格的综合审视和观照，而“韵”仅是对某词人词“体”的一部分看法。“效××体”主要是在构词方式、风格或内涵上取法原词意味而不一定在用韵上与原词一致，其重在内在性的模仿追拟，而“依韵”等则偏向于对原词的声韵袭用而在情感风格上不一定与原词保持一致，是故重外在性的追和赓续，譬如沈谦《醉花阴·用李易安体。春雨》（婷尽潺潺帘外雨）和原词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二阕相较，二者虽然都是前后两段各五句三仄韵，但具体的韵字韵声并非一致。李词押去声“宥”韵，其韵字为“昼、兽、透、后、袖、瘦”，而沈词则是押上声“麌”韵，其韵字为“雨、许、处、曙、数、付”。沈词之所以标识为“用易安体”显然不是取资清照其韵，而是在风格内涵上模拟李清照，事实上沈词也确是把春雨春愁写得哀婉多姿，肠断愁眠，与李词颇有相似处。另外，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效体之作，如彭孙贻的《菩萨蛮·春愁，效东坡回文》（絮飞花尽春余雨），其词完全模拟苏轼的同调《菩萨蛮》七首回文体写景之作。回文体词原本是一些文人仿照回文诗的手法用来玩弄小词的一种文字游戏，因其体式的特殊性也能成为一些文人赏玩的写作对象，以展一己之才情高下。追和回文之作主要在同词牌和组词手法相似，有的描写主题也类似，至于取韵则不尽相同。彭孙贻的效作即如是：同一词调，咏叹主题类似（春愁秋感），但用字和取韵则异。赓续回文体词作也是明代追和前代词的新式样，宋金元期间罕见，似乎反映明人逞才把玩诗余词作的一面。

　　三、明人追和宋词的基本缘由和动机

　　明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模拟赓和前代之词呢？这些词作诞生的背景如何？存在着怎样的追和动机？探求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明代的词作词风和词作观念，以及对前代词作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情趣。以下重点以追和宋词为例，研讨明人和宋词的基本动机和缘由。

　　正如前言，追和词就其活动范围和基本属性而言，其实质属于唱和词的跨时空表现，而唱和词在明代基本处于由低谷向高峰转向的特殊时期，其不仅异代的追和在清前达到最大规模，而同时代的模拟追和也渐次繁多。有人统计，“明初至正德末约200年间,《全明词》约有316首和词。而嘉靖年间,唱和词数量、唱和词人、唱和活动都迅速增加。”[8]尤为典型的唱和词人如高官达人夏言，《全明词》及《补》收其词362首,其中和词至少141首,陈铎存词147首，和宋词则122首，比例甚高；而宋代苏轼一人之词被明人跨时空地追和多达167首[9]，可见数量之多、唱和之繁。明代作为词学史上所谓的“衰歇期”，为什么追和宋词却如此之多？其内在缘由和动机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名篇的光环效应

　　异代的文学作品要引起后人的注意，甚至由视觉的浏览赏析到心动手痒放手模拟，这个过程的生发完成必须由原作本身和接受者两方面的因缘相合方可进行。一些宋词之所以受明人青睐而一和再和乐此不疲，是因为宋词本身在此前的历史的传播过程中已具有较高的口碑和流传度。换言之，在明人接受认可之前就具有明星的色彩而被人激赏的历史，这些作品当然就是所谓的名篇或经典——经典的文本往往具有光环效应，即能够依凭自身艺术或情感的特出而增添光彩，扩大流传范围和传播场合，从而吸引更多的词客或赏者注意。在《花》、《草》几与牢笼天下、宋词别集文本并不多见的明代，经典的作品尤能吸引选家、刊刻家、评家和词家的目光，从而又进一步加速了文本的流布和传播，促进了经典化的过程和扩大了名篇的传播效应。

　　明代掀起的众人追和苏词的文学形象，其所留下的一百多篇追和词，便主要是在经典的作品光环映照吸引驱动下，连续制造的一系列的步韵赓和结果。据王兆鹏先生查考，苏轼的名篇《念奴娇》（大江东去）早在宋金元时期就前后相合步韵者达31首，而《卜算子》16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有5首。以追和词为一侧面考察《念奴娇》之流传与接受度，在唐宋词中唯有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能与之媲美。[1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宋金元的名篇追和史为苏词增添了无数瑰丽的光环，为明人的步韵选择预设了道路和方向，使他们有一种渴盼一见的期待心理。在这种前代追和名篇的光环效应下，经典之作就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能量积聚，终于当苏词名篇传到明人面前时，譬如当今传说已久的明星光临现场，期待已久的苏词众粉丝便蜂拥而至，为了欣赏模拟追和一个人的词作，50余人的队伍都曾先后聚集在辉光之下，于是一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空前绝后的异代追和现象由此宣告生发，近二百首和词便是这场狂热的和词运动的绝佳结果，其中单独《念奴娇》一首即和词132首——不得不令人惊叹名篇的传播能量。而作为南宋以来词坛骁将的辛稼轩，其词作诞生以后，不少词章即被加以步韵追和。据程继红统计，稼轩词宋金元时期“拟、和其作品的词人有赵括（1首)、陈亮（3首)、姜夔（3首)、丘崈(1首)、张鎡(2首)、韩淲（1首)、刘学箕（3首)、吴潜（1首)、刘辰翁（1首)、周密(1首)、王奕（2首)、蒋捷（1首)、刘将孙（1首)、刘敏中（1首）、张埜(1首)、许有壬（1首)共16人”，[11]和词24首，而入明以来，据笔者统计，和辛词者达29人，和词86首，关涉辛词41首之多，其中辛词原作《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祝英台近·晚春》、《贺新郎·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贺新郎·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贺新郎·用韵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等都是宋金元明重点追步对象，尤其是《贺新郎》（把酒长亭说）一阕堪称稼轩词中经典，彭孙贻和金堡共追和该词7首，为稼轩词的名篇经典化增添了筹码。而另一个宋人崔与之的《念奴娇·题剑阁》词，虽无苏辛词般的具有丰厚的追和历史，但此词在当时也引起了时人的推许：“卷卷爱君忧国，遑恤身计，此意类《出师表》。”，[12]也算是名篇。刘克庄有《水调歌头·游浦涧追和鞠坡翁》词一阕，金元之际该词隐而不彰，至明终于暴发出光芒，露出佳构本色，一词独获76首追和词，也是明人和宋词上的一朵奇葩。梁启超《饮冰室评词》曾感曰：“麦长（麦孟华）云：鞠坡虽不以词名，然此词豪迈，何减稼轩”；吴世昌先生也评云“此词直逼稼轩。”[13]因此深受和者欢迎。崔与之仅存词两首，而独一篇《水调歌头》即使其据词坛一席之地，供人品评至今，也算是名篇的光环辉照效应。此外，王安石的《桂枝香》、范仲淹的《渔家傲》、章质夫的《水龙吟》等也给后世词人提供了追和模拟的典范对象。

　　第二、宴集结社应酬交游的需要

　　儒家诗学认为诗具有“兴、观、群、怨”之功能。其中“群”即含有群集结社、交游往来唱和之意义。作为燕乐和诗歌的结合体，词从它的产生以后也能达到“兴、观、群、怨”之目的，从早期的“佐酒佑殇”之需，至北宋“以无谓之词而应歌”，迨至南宋金元，随着词乐逐渐散佚，文人们的以诗词“宴集应社”的现象日益增多，市场也日益扩大，而至明，宴游雅会、以文应社活动的色彩加剧， 以词作为交游的媒介和手段的现象也较多，有的成为某些人赖以实用的交际工具，不仅以此可以切磋词艺，交流文学心得，甚至成了取悦大官、巴结上司、结交同好的特殊手段。

　　明代的文人结社宴饮活动相当丰富，文社数量甚多，郭绍虞先生曾统计有176家，[14]而何宗美进一步考证，认为明代文人结社其总数至少达三百余家,[15]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文人结社日趋高涨，声势浩繁，甚至影响明代后期的政治走向（如复社）。当然在词学总体面貌衰微之下，明代文人的结社活动多出于诗文交际应酬的需要，文学的复古运动很大程度上源于诗社的兴起和发展。作为文体之一的词学，虽没有专门的词社诞生，然文人社友的文学宴集活动也会牵涉到词学研讨和创作，特别是明末期，云间词派在陈子龙等人的带动下，“积极开展词学活动，举行了多次社集活动，如崇祯七、八年间的云间三子唱和活动、顺治四年的云间六子唱和活动，这些唱和活动主要以词为主，并且都有成果留存，前面的云间三子唱和，结集为《倡和诗余》，后面的云间六子唱和活动，结集为《香词唱和》。”[16]不过从唱和词的角度看，这些词学活动主要是同时代的应和，如成化、弘治年间的江西人刘节有词《沁园春》二阕，其首阕序曰：“九月五日东山宴集。鹤庵太守尊席，诗友何子昞，门人李生呈林、刘生龙、彭生爵、王生辅、萧生濬、张生宰、曾生伯奇、筠人、陈氏应雷咸在列。予也具酌，乃赋。”，[17]短短数语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早期文人宴游唱和的一个则面，而跨时空的和宋词是这种总体交游唱和活动里的一个特殊片段。

　　相较而言，追和宋人词作，以之作为结交同好、互相往来的媒介现象更多。夏言（1482-1548），嘉靖前期首辅大臣，存词三百六十余首，其间与同僚门人等往来应酬词甚多，不少是追和宋词，中有一首《水调歌头·中秋夜和东坡韵》，其词云：“今夜中秋月，独坐对高天。修问古今圆缺，心赏自年年。更上小楼南望，千里故园何处，风露九霄寒。把尽长安酒，不似在林间。 傍花吟，随鹤舞，伴鸥眠。但得身闲无事，何用月常圆。少日功名富贵，老去江湖丘壑，出处道须全。丹心将皓魄，秋水共涓涓。”[18]此词即使不标明“和东坡韵”也是一望即知追和苏轼的，模拟步韵痕迹明显，从情感层面看本词并无特色之处，无非台阁文人一己闲愁情怀之表露，无法产生原作那样的广泛共鸣。但同时的张邦奇有词赓和，词题云：“《水调歌头·桂洲阁老以中秋月夜和东坡<水调歌头>见示，次韵》”。[19]张邦奇（1484-1544），字常甫，号甬川，浙江鄞县人，弘治十八年（1506）进士。《全明词》及《补》收词39首。张、夏二人交往唱酬词颇多，其中以追和宋人苏轼和崔与之词作为交际媒介最为显著。夏言有26首和苏韵《大江东去》唱和赠答张邦奇、陆俨、李浦汀、张阳峰、谢御史、末翁阁老、陆俨二子等十数人。[20]张邦奇则除了《水调歌头》步苏韵与夏言往来外，还有四首《大江东去·和桂翁扈驾渡黄河之作》，另有步崔与之韵唱和夏言词十一首：《水调歌头·答桂洲大宗伯》、《水调歌头·答桂洲》、《水调歌头·答桂洲少宝》、《水调歌头·纳凉》（暑消金凤阙）、《水调歌头·答桂洲少保话旧》、《水调歌头·再答话旧之作》、《水调歌头·答纳凉之作》、《水调歌头·纳凉》（柴门终日掩）、《水调歌头·答桂洲论诗》、《水调歌头·和桂洲大宗伯望日摄文殿烧香之作》、《水调歌头·雨霁，答桂洲》。而夏言则有和崔与之《水调歌头》韵赠答张邦奇的六首：《水调歌头·答甬川写情》、《水调歌头·柬甬川少宰感旧》、《水调歌头·答甬川少宰纳凉之什》、《水调歌头·雨霁柬张甬川》、《水调歌头·答张甬川少宰》、《水调歌头·答甬川少宰言边事》。张夏二人追和宋人同一首词往来酬唱却达十七首之多，这种场景在异代追和词中不多见，其中有些追和词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日常情谊往来而上升到有关国政民生，相当于议政之书，反映了明词题材范围的扩大、詠写主题的增加。张夏二人同为朝中高官，日常诗书往来也颇多，步韵宋词往来交游唱和只不过是明代文人官僚以文交际应酬社会的一个缩影。

　　第三、借和宋词，言自我情怀的需要

　　“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是古代文人惯用的抒情言志方式。明人和宋词中也有不少词章出于此等需要，而被拿来当成淘写一己之情怀的工具。与前面交际应酬之目的不同的是，这类和宋词的产生不是为了社会交往而是出于自我心绪的表露，用之以自我把玩。诗可以怨，词亦然。晚明王夫之有步苏韵《哨遍·广归去来辞》[21]词作一阕算是例证。苏东坡曾有《哨遍》（为米折腰）一阕，其词序云：“公旧序云：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辞，稍加檃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交代了制作《哨遍》之词的背景——檃栝陶渊明《归去来辞》之意并就其声律、及其自娱其乐之状。王夫之亦为之《哨遍》，不仅步韵苏轼，其意也是效法东坡，发抒祈望归隐之情，正如其词序云：“苏子瞻檃栝《归去来辞》，陶公之余藩也。吾自有大归大去而大来者，为期未知远近，然知迟迟之不如解淅久矣，因借其韵，以自抒己怀。”

　　借韵宋人，表自我情怀，这是大部分明人和宋词的基本出发点，利用这种方式一则可以学习先人作词之法，提高词艺，另则尤为重要的是，可以依凭和宋之作或纯粹单表一己之怀或与古人达隔代同调之共鸣。

　　明中期词人曲家陈铎，字大声，号秋碧，生卒不详，主要活动于正德年间，存词147首，据查其中追和宋代词人42人，基本涵盖南北宋大家名流不同风格流派的作者，和韵词作122首，大多源于《草堂诗余》所载对象，堪称明人追和宋词中数量最多的一位，也是自主性追和前代词作的明代词人，其词在当时刊布流行较广。陈霆有云：“江东陈铎大声，尝和《草堂诗余》，几及其半，辄复刊布江湖间。”[22]从和词动机或缘由分析，陈大声显然是有意识地学习效仿宋人词作，在书写自我情意的同时亦提高词艺，以致某些词作“论者谓其有宋人风致。使杂之草堂集中，未必可辨也。”[23]不少词章貌似借先人词韵实质表自我胸臆。

　　元末明初词人邵亨贞（1309-1401），字复儒，号贞溪，上海华亭人，存词156首，其间和宋词则有10首。邵氏绝大部分词描写伤春感秋,抒怀忆旧，咏物赠答。在抒写对旧日优游生活的怀念和对朋友的情谊时，感情较为真实诚挚。如其追拟刘过《唐（糖）多令·拟龙洲，钱塘晓渡》词云：“晨色动征衣。疏钟隔翠微。小蓬莱、烟树高低。潮来潮去吴越恨，江上月，故依依。人老昔游非。愁多春梦希。旧相思、重见无期。苏小门前杨柳树，应折断，最高枝。”[24]既有时间的交错，也有空间的位移，更有情感错综其间，发抒自我的相思情愁。题曰“拟龙洲”，本词与刘过《唐多令》词不过是同调而两者韵脚并非相同，只在写法上多有类似，都是写景言情，且多怀旧。但是，相较而言，邵氏之作通脱之中带有元初小令词的清刚之气，而刘词从景物之建构、叙事之插入，感叹之深化均颇显拙重之风。明末李天植的《唐多令》（新绿满沧州）一阕步刘过原韵，赵尊岳论云：“哀思婉约，词意浑成。异代之悲，行间宇里，一一隐现”。[25]也是老瓶子装新酒，借的是人调，抒的是己情。此外如陈铎的《氐州第一·和周美成》（满野萧条）、吕希周《传言玉女·感旧作，次周美成韵》（四十年来）、《阮郎归·舟中忆家，用陈康伯韵》（春江兰鷁桨如飞）、莫秉清《凤凰台上忆吹箫·离别，用李易安韵》（爽气横空）等诸和宋之作，基本上都是借宋人词韵或词法单表自我之情志。

　　追和前人，尤其是与那些身遭世变的古人作共鸣也是某些明代词人和韵宋词的初衷。家国遭难，英雄无路，江山易主，朝廷换代，此种遭遇往往令文人最感怆最痛苦，因此“国势日危，风景不殊”则更容易唤醒文人共同的伤感的历史记忆和心理遗存，这种特殊年代的阵痛是古代文学作品中较为多见的咏叹主题，因此前后异代之际的文人可以借此共同沟通交流，由此催发诸多或伤悼败英雄，或感叹家国兴亡之作，甚至引发多人赓和步韵的现象。如明人赓和岳飞的《满江红》词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王昭仪之什有31首，大部分即是这种因素刺激影响创作而成的。许乐善（隆庆五年进士）《满江红·悯时二首，闻辽事有感，追和岳忠武韵》、顾潜（弘治九年进士）《满江红·岳武穆王韵吊岳》、刘天民（1486-1541）《满江红·汤阴谒武穆王庙》、张煌言（1620-1664）《满江红·步岳忠武王韵》（屈指兴亡）、潘廷章《满江红·感怀，用岳武穆韵》（匣剑长鸣）、卓人月（1606-1636）《满江红·拜鄂王祠，追和原韵》（臣罪当诛）、彭孙贻（崇祯年间生人）《满江红·次文山王昭仪韵》二首、钱肃乐（1606-1648）《沁园春·过东瓯文信国祠，即和信国题睢阳庙韵》（屠义为糜）等等。这些人都活动于明中后期，正是明王朝从政治经济到思想大转捩的动荡时期，内部风云突起，外部边患渐增，生性敏感的文人有触于这些变化而忧心忡忡，他们需要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于是非常年代的非常人物变成了他们借以慰藉发抒的对象，如概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岳飞、悲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甚至宋末“高歌一曲满江红”的宫廷女子王昭仪等，都是他们情感的知音、摹写的对象。他们或和词凭吊追思，或以词遣发兴亡之感，词作大多辞胜情貌，基调沉郁雄浑，穿错交汇，追怀共鸣，给明词史注入一股慷概悲歌之风，是明词史上出现的一类较为特殊现象。

　　总之，明人对宋代词作的跨时空追和与赓续，是明代对宋词传播与接受的一种表现形态。明人和宋词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宋代词家亦广，包括宋代大家名家。和宋词的主要模式有三种，而其产生的缘由则是出于宋词的名篇效应、明人社交的需要及个人情志表达的需要。论述明人和宋词可以一窥宋词在明代的流传接受轨迹及明人词学发展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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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王兆鹏、刘尊明两人曾假设存词10首以上者为认定“词人”的基本条件，余者为“词作者”。参其《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

　　[6]张若兰：《明代中后期词坛研究》，前引书，页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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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饶宗颐、张璋：《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 第674页。

　　[19]《全明词补》，前引书， 第261页。

　　[20]《明代中后期词坛研究》附表二，前引书： 第292页。

　　[21]《全明词》，前引书， 第2483页。

　　[22]《渚山堂词话》卷二，见《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365页。

　　[23]《渚山堂词话》卷二，同上，页364。

　　[24]《全明词》，前引书， 第40页。

　　[25]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转引尤振中，尤以丁编著：《明词记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05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