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声

内容提要 吴梅村的“三行”名篇一向被认为是反映清初苛政，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三行”诗的深层内容是反映作者的亡国悲哀，表达作者怀念故明、抨击清人统治的思想情感，同情民瘼是在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体现了梅村此时的遗民立场。 

　　吴梅村的《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是长期以来为人看重的作品，是早已享誉诗史的名篇。但历来对三诗主题的阐发，只着眼于反映清初苛政、同情民瘼的层次上，把这些作品与他最为擅长的“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1］（P1283）的创作区别开来，视为“梅村体”中的特殊一类。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述这几首诗说：“吴伟业还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名篇，如《芦洲行》、《直溪吏》写当时官府追逋的酷虐，《捉船行》、《马草行》写虎狼吏役勒索的无厌。”［2］（P17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马草行》、《捉船行》直接反映了清兵四出勒索、民不堪命的实况。”［3］（P1014）再引一部文学史，即韦凤娟、陶文鹏、石昌渝主编的《新编中国文学通史》评《捉船行》一诗说：“《捉船行》不是写历史而是写现实，揭露清初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困苦，是伟业七言歌行的又一内容。”［4］（P405）这些理解不能说错，但离梅村写作这些诗的主题思想尚有距离，三诗中应有的主题意蕴并未阐发出来，因此需要作出新的解说。

　　梅村三诗，都不只是简单地揭露政治弊端，反映百姓疾苦，而是紧紧联系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现实，表达故国覆亡的深悲巨痛，表达异族入侵给江南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在对清初政治的批判中，时时流露对明王朝的怀想，在表面上是反映阶级矛盾的诗句中蕴含着民族仇恨，在不敢明言的社会环境中表达了作者对清人统治的强烈不满，其中《捉船行》一诗还表达了梅村对南明鲁王政权抗清斗争的关注。梅村在诗中表现的这种抨击清朝政治、缅怀胜朝故国的遗民心态不应受到漠视。否则，这三首诗主要的内容等于没有抓住。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首诗写作的时间。三诗在《梅村家藏稿》、靳荣藩《吴诗集览》、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等几个重要的吴诗版本中都集中排列在一起，表明三诗乃一时之作。程穆衡将此诗编在顺治八年辛卯(公元1651年)，冯其庸、叶君远所著《吴伟业年谱》增加了一些新证据，将三诗系于顺治九年壬辰(1652)，看来此三诗系年并无太大的分歧，冯、叶谱所说可为定谳。顺治九年，梅村在家隐居，还没被清廷征召，保持着明代遗民的身份，而此时江南的抗清斗争尚未平息，郑成功、张煌言等还在东南沿海一带从水路不断地攻击清兵，明鲁王的舟山政权在先一年遭到了清人的重创，也于次年投奔到郑成功那里。东南沿海的战争牵制了清人的不少兵力。西南的永历王朝也是全国抗清的中心，正受到人们特别是江南士人的关注。对清人入主中原、荼毒东南的仇恨还没有消歇，反清复明的斗争信心也没有减弱。梅村就是在这个时候，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亲身体会到清人政治统治的黑暗与暴虐，写下了这三首诗。

　　三诗对这一主题的表达，应以《芦洲行》最为明显。全诗稍长，但为分析方便，还是把全文引在这里：

　　江岸芦洲不知里，积浪吹沙长滩起。云是徐常旧赐庄，百战勋名照江水。禄给朝家礼数优，子孙万石未云酬。西山诏许开煤冶，南国恩从赐荻洲。江水东流自朝暮，芦花瑟瑟西风渡。金戈铁马过江来，朱门大第谁能顾。惜薪司按先朝册，勋产芦洲追子粒。已共田园没县官，仍收子弟征租入。我家海畔老田荒，亦长芦根岂赐庄。州县逢迎多妄报，排年赔累是重粮。丈量亲下称芦政，鞭笞需索轻人命。胥吏交关横派征，差官恐喝难供应。江南尺土有人耕，踏勘终无豪占情。徒起再科民力尽，却亏全课国租轻。诏书昨下知民病，解头使用今朝定。早破城中数百家，芦田白售无人问。休嗟百姓困诛求，憔悴今看旧五侯。只好负薪煨马矢，敢谁伐荻上渔舟。君不见旧洲已没新洲出，黄芦收尽江潮白。万束千车运入城，草场马厩如山积。樵苏犹到钟山去，军中日日烧陵树。需要注意的是，这首诗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全诗的主旨是写明朝功臣之后在易代之际的遭遇，如“徐常旧赐庄”，“南国恩从赐荻洲”，来表现故国覆亡之际，往日功臣后裔失去了故国的依靠，家境沦落的情形，所谓“金戈铁马过江来，朱门大第谁能顾”。应该说，关注易代之际王侯之家的命运，是梅村诗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后东皋草堂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诗中都曾表现过。在写尽王侯之家的易代沦落之后，作家联系到了自己的遭遇，“我家海畔老田荒，亦长芦根岂赐庄。州县逢迎多妄报，排年赔累是重粮”。作者表白自己虽非明朝勋贵，海边荒田也不是“赐庄”，但也遇到了芦政的迫害，不堪忍受连年“重粮”逼索的租税之苦。尽管梅村表白自己不是明朝贵族，但联系梅村在明代朝中为官的显赫经历，在先朝享受不纳租税的特权，与那些明朝勋贵的后裔也不相上下，但如今也为芦课所苦，其对芦课弊端的切肤之痛就可想而知了。这首诗就是以先朝勋贵之家(包括梅村这样的官宦之家)的易代遭际为普通百姓的苦难作了有力的对比和铺垫，正如诗中所言“休嗟百姓困诛求，憔悴今看旧五侯”。这与《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一诗中写到的“贵戚深闺陌上尘，我辈飘零何足数”如出一辙。这首诗的第二个特点是通篇采用明清两朝对比的写法，先写明朝的恩遇在清朝变为灾难，“惜薪司按先朝册，勋产芦洲追子粒。已共田园没县官，仍收子弟征租入”。此一重对比。另外，在先朝是很神圣的钟山皇陵如今也被亵渎，梅村言之极为痛心，“万束千车运入城，草场马厩如山积。樵苏犹到钟山去，军中日日烧陵树”。这是又一重极为沉痛的对比。钟山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在明朝是禁苑，如果不是改朝换代，这种为了烧柴去砍伐明孝陵树木的事简直是不能想像的。而且梅村诗中明点“军中”，揭露这是驻守江南的清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读到这里，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梅村的一首表达故国之感的七律《秣陵口号》，这首诗的主题向无争议，后半首的写法与这几句几乎一模一样，也是写先朝神圣之物被清人亵渎的愤恚。诗云：“易饼市傍王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无端射取原头鹿，收得长生苑内牌。”人们可以用明朝南京宫殿的琉璃瓦和明孝陵的木柴去“易饼”、“换鱼”，在清人猎来的鹿身上，还挂着明孝陵“长生苑”的牌号，这是多么鲜明而强烈的改朝换代之感啊!《秣陵口号》一诗的主题一向为人认可，而《芦洲行》这首诗中以同样的笔法、表达同样感情的诗句为何就从未受到人们的注意呢?这首诗从“禄给朝家礼数优”开头，又以如此愤怒而直露的笔墨来结尾，在前后强烈的思想对比中，芦洲的苦难反倒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梅村这首诗的主题决不仅仅是为了暴露芦课的弊政，而是借芦课表达世事翻覆、故国沦丧的悲哀，他同情的不只是一般的百姓苦难，而是特殊历史时期一个朝代、一个民族的苦难。我以为如此来看，方得正解。

　　与《芦洲行》相比，《捉船行》一诗这种意蕴似乎不是那么鲜明。但其实不然，关键是我们向来忽略了这首诗中梅村着意点题的“诗眼”，这就是诗的第一句：“官差捉船为载兵”，其中“载兵”一词决非泛泛。程穆衡笺注此诗，引用《州乘备采》的有关记载，提供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非常关键。程笺云：“自黄斌卿、沈廷扬辈奉鲁藩屯居舟山，出没海上，巡抚土国宝亦效舟山人造水车船，封民间船及竹木，又括耕牛，取皮为舟障，猾吏借以饱壑，民用不堪。逮辛卯舟山破，甲午张名振死，师散。辛丑撤姑苏驻防兵还京师，民始得宁。”［5］（P243）程笺向以“惟笺诗旨、不及诗辞”和“惟贵核今、无烦征古”［5］（P13）著称，如此诠释作诗主旨的笺语决非轻下，再联系前面所讲的顺治九年的抗清形势，也很吻合，这就给我们理解这首诗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梅村这首诗写清兵捉船的疯狂，船家大受惊扰，纷纷贿赂官吏，“大船买脱中船行”，“晓事篙师敛钱送”。为了完成郡县下达的任务，如狼似虎的官吏到处捉船，“村人露肘捉头来，背如土牛耐鞭苦”。连那些不能载兵的小船也被捉来应差充数。而且加派“门摊”，索要“常行费”等，敲诈勒索，民不堪命。最后梅村以惯用的对比手法，写到还有大量官船闲置着，却如此逼迫百姓，“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马头住”。这就是靳荣藩盛称的“通篇俱用加一倍写法也”［6］（P101）。但我们要明白梅村的用意，这些骚扰、暴政都是清人为了征船“载兵”引起的，是为了抵御鲁王的水兵而疯狂捉船，造成民间的灾难。梅村关注此事，也就有关注此时南明鲁王抗清斗争的意味在内。对清朝官兵的谴责，也就具有明代遗民特有的立场，不止是同情民瘼。需要说明的是，这首诗写法上稍有些特别之处，即除了开头一句的“载兵”点题，说明捉船用于抵抗鲁王水兵的军事目的以外，诗人并未沿着这一思路生发开去，转而大写捉船中的贿赂、鞭笞，虎狼吏役之勒索等，似乎淡化了这首诗关心鲁王抗清、批判清兵征讨的政治主题，需知这是诗人的有意避忌。依梅村小心谨慎的性格，他是不敢在诗中很直露地挞伐清兵的。所以我说全诗开头的“官差捉船为载兵”中“载兵”一词是“诗眼”，决不能草草看过。我们现有的文学史著作不明这首诗的政治主题，因而对这句诗也不能正确理解，如上引《新编中国文学通史》即说：“最后两句，与开头一句‘官差捉船为载兵’相呼应，点破所谓‘载兵’不过是一个借口，官府的目的在于收刮民财以肥私囊。”［4］（P405）我以为这? 的理解实在是未得要领。

　　《马草行》的写法与《芦洲行》有近似之处。我们也把全文引录在下面：

　　秣陵铁骑秋风早，厩将圉人索刍藁。当时碛北报烧荒，今日江南输马草。府贴传呼点行速，买草先差人打束。香刍堪秣饱骅骝，不数西凉夸苜蓿。京营将士导行钱，解户公摊数十千。长官除头吏干没，自将私价僦车船。苦差常例须应免，需索停留终不遣。百里曾行几日程，十家早破中人产。半路移文称不用，归来符取重装送。推车挽上秦淮桥，道遇将军紫骝控。辕门刍豆高如山，紫髯碧眼看奚官。黄金络颈马肥死，忍令百姓愁饥寒。回首滁阳开仆监，龙媒烙字麒麟院。天闲辔逸起黄沙，游牝三千满行殿。钟山南望猎痕烧，放牧秋原见射雕。宁＠①雕胡供伏枥，不堪园寝草萧萧。本诗与《芦洲行》的相似之处在于，全诗三大段，除了中间一段写为清兵供应马草、百姓不堪的苛政以外，开头与结尾两大部分都是运用明清两朝对照的手法，表达怀念故明，指斥清朝的思想情感。首句“秣陵铁骑”先写出了清兵对故国故都的践踏、蹂躏，然后进入清人追缴马草的叙述。“当时”“今日”两句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明时在大漠以北地区，为防范清人入侵，在秋天要纵火焚烧野草，使敌人的骑兵缺少粮草，丧失战斗力；而时移世换，今天却要在江南向清人缴纳马草了。这在梅村真是慨乎言之。这四句作为第一段，突出了这首诗主题的非同凡响。中间一大段是写清人追缴马草，江南百姓遭受异族的深重压迫。“百里曾行几日程，十家早破中人产。”梅村写尽了官吏的贪贿舞弊，使百姓苦不堪言，“京营将士导行钱，解户公摊数十千。长官除头吏干没，自将私价僦车船”。接下来还应注意，与《芦洲行》一样，梅村仍然在明清易代的大对比中，穿插进了官兵与百姓的又一重对比，突出了异族政权的不恤民命。这就是以下六句：“推车挽上秦淮桥，道遇将军紫骝控。辕门刍豆高如山，紫髯碧眼看奚官。黄金络颈马肥死，忍令百姓愁饥寒。”真让人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感。我们应该注意整个一大段的批判始终是在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就不是一般的抨击弊政，而是有强烈的民族义愤在里边。第三段使主题更加鲜明。作者先是以“回首”两字领起，进入了对明代盛时的回忆。当时滁河以北地区，有很多专为明朝皇家掌管马政的官员，骏马众多，纵辔驰骋，那是何等的雄壮!接着，作者运用强有力的顿挫笔法，陡然转折，写出了明朝江山已失、清人占领江南的惨象。“钟山南望猎痕烧，放牧秋原见射雕。宁＠①雕胡供伏枥，不堪园寝草萧萧。”钟山一带因有明孝陵在，过去严禁打猎采樵，现在却成为清人的猎场，到处是焚山驱兽留下的痕迹。大好的江南山河成为清人放牧、射雕的地方。梅村极为痛心地说，我们宁愿用人食用的美味精馔来供养清兵的战马，也不忍心看到作为明人心目中极为神圣的孝陵再被人砍伐了。这真是明遗民的痛心疾首之语，写得血泪交迸。如果我们再仅仅看到这首诗中的百姓疾苦，不重视梅村这些刻意的表达，真是浅视了梅村诗歌，也对不起梅村这种铭心刻骨的民族情感。

　　总之，《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三诗排列在一起，很可能是梅村有意写成的一组作品，思想内容上有连续性和共同之处，这就是在明清之际天翻地覆的时代变迁之中，人民背负着多么沉重的苦难，生存是多么艰难，这都是因为自己赖以托庇的汉族政权灭亡了，清人入主中原、侵入江南是这种苦难的真正根源，这种失去故国的所谓“亡天下”的痛苦，当时的每一个明代遗民都在感同身受着，梅村正是融和着自己的切身体验作了上述表达。这种思想内容，才是“三行”名篇的真正主题。

　　综上所述，“三行”名篇与梅村所写的大量的“梅村体”作品确是一脉相承，在选材与主题表达上并无二致，也是赵翼所评的“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也是表达低回不尽的亡国哀怨。但“三行”在全部“梅村体”中确有独到之处，这是指其艺术面貌。与那些辞采流丽华艳、用典众多的作品如《圆圆曲》、《萧史青门曲》、《永和宫词》等名篇相比，“三行”的风格比较朴实，多用口语，很少用典。这是梅村有意向杜甫学习的结果，前人早已指出这一点。靳荣藩评云：“《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可仿杜陵之‘三吏三别’矣。杜句中如‘有吏夜捉人’、‘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俗字里语，都入陶冶。而此诗(指《芦洲行》)如‘赔累’、‘需索’、‘解头使用’等字，《捉船行》‘买脱’、‘晓事’、‘常行’、‘另派’等字，《马草行》‘解户公摊’、‘苦差’、‘除头’等字，皆系诗中创见，盖梅村有意学杜故也。”这些见解都对，道出了“三行”诗的艺术风格与渊源。但接下来靳荣藩的解说就大成问题了：“然杜陵当天宝乱离之际，故语语逼真；梅村当本朝定鼎之初，则传闻异词。”并引《大清会典》所载康熙二十三年(注意，比梅村写诗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议准丈量芦政令，证明“所谓‘赔累’‘需索’者无有矣”，“所谓‘再科’‘民病’者无有矣”［6］（P101）。靳荣藩看不出梅村诗中的缅怀故明、抨击清朝苛政的主题且不说，连这些梅村亲见亲历、“语语逼真”的事情也不承认，认为是“传闻异词”，这真是大白天说梦话!这部写于乾隆年间的《吴诗集览》有时候很好笑，但想想当时文字狱的严酷，我们也只好原谅他了。

　　参考文献：

　　［1］赵翼．瓯北诗话．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韦凤娟、陶文鹏、石昌渝．新编中国文学通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5］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靳荣藩．吴诗集览．四部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转自《文史哲》200105

　　本栏编辑：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