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王冉冉

明清小说的研究从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包括目录型研究、注释型研究、辨伪型研究、汇集辑佚研究等）、评点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学术研究并非是机械的进化过程，新方法的使用未必总是具有优势，旧方法的使用直到今天仍然可能具有不衰的生命力，关键是看研究者能否正确使用，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中所言：汽车摩托本是交通利器，但对醉汉而言则是杀人的工具。本文主要是对目前明清小说研究方法的具体使用做一番回顾与反思，力图对某些研究误区做一些纠正。

首先，从研究格局上来看，有着重白话小说而轻文言小说的偏差。以白话小说为主的研究格局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清代后期尤其是戊戌政变之后思潮颇多，可是，诸多思潮殊途同归在一个点上——鲜明的“民本”倾向。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绝康梁并以谢天下”，写下了著名的《劝学篇》，从而平安度过了戊戌政变的风云。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与维新派划清界限时有这么一个关键性语句：“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表明他已看到维新派的“民本”倾向。康梁维新的政治纲领是“保国”、“保种”、“保教”，是救亡图存，这是张之洞也不会反对的。可是，在实现这样政治纲领的具体着眼点上，张之洞看重的是“君”，维新派却非常看重“民”。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众所周知，其实他对颇富民本思想的孟子亦甚为看重，曾著《孟子微》，认为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今英、德、奥、意、葡、比、荷、日本皆行之”，又说：“尧之师锡众曰，盘庚之命众至庭，皆是民权共政之体，孔子创立，而孟子述之。”梁启超一生言论屡变，可是在“民本”倾向这一点上却始终未渝。康梁之外，严复译《天演论》、《原富》等西书，著《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与西方政治经济学倡社会政治改革，具体手段还是落实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个方面，同样具有很明显的“民本”倾向。以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为代表的“国粹派”在晚清也影响甚巨，近来有学者已注意到这个事实[1]，本文不再展开论述。需要指出的是看起来似乎颇为守旧的“国粹派”也具有鲜明的“民本”倾向，他们以学术著作揭露专制制度“愚民”的罪恶，消解儒学与孔子的神圣光环、指斥孔子“不敢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讥世卿乃抑臣权而伸君权，非抑君权而伸民权也”（刘师培《右政原始论》），指出儒学常常被专制制度所利用，从而抨击君权、鼓吹民权。正因为此，章太炎的《訄书》之《明农》、《定版籍》篇能够同孙中山一起注意到农民问题，刘师培能在《中国民约精义》中发出“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的宏论。总之，倡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们能够振臂一呼，云集响应，迅速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民国，诸多思潮都共同拥有“民本”倾向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

既然晚清时诸多思潮皆有着“民本”倾向，它们自然而然地把“民”视为实现其社会政治改革主张的主体，这一点与前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就在此前不久的洋务运动时代，人们视为实现社会政治改革主体的并不是“民”而是“君”（如张之洞等人），或者是士大夫阶层。如广学会1887年在上海成立，初名“同文书会”，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这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三家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他们的发起书中便有着这样的宣言：“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而在戊戌政变前后，由于各思潮不约而同地具有“民本”倾向，很看重对“民”的启蒙教化，他们在寻找启蒙教化的有效工具时也不约而同地把视线投向了小说（白话小说）。康有为云：“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引）梁启超云：“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译印政治小说序》）严复、夏曾佑云：“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陈天华云：“世界各国，哪一国没有几千个报馆？每年所出的小说，至少出有数百种，所以能够把民智开通了。”（《狮子吼》）……这些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改革主张，可是，由于都把并不具备“学问”的“民”作为实现其社会政治改革主张的主体，他们都特别看重小说（白话小说）的启蒙教化功能。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时期对于白话小说的观念基本上也沿袭了这种思路。可以说，胡适、郑振铎、钱静方、赵景深、谭正璧、孙楷第等人以白话小说为主的研究格局正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有着很强的社会政治功利性。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是对传统研究格局的因袭，一方面是对马列文论中“人民性”范畴的片面强调，以及对俄国民粹派重视民间文学之文学主张断章取义的借鉴，白话小说被视为小说正统，而文言小说则极少有人涉及。直到现在，虽然已逐渐强调对文言小说的研究，但文言小说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重白话小说而轻文言小说的研究格局很不合理。如前所述，对白话小说的重视只是由于历史的契机，并不具备其内在必然性。其实，许地山、郑振铎等老一辈学者在研究白话小说时已深切地感受到这样一种尴尬：作品数量众多，质量上乘者只是那么屈指可数的几部。研究白话小说要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平庸之作的梳理上，只能是为研究而研究，而不能从作品本身获取文学修养与人格熏陶。另外，小说翻译与创作中的“林纾现象”也耐人寻味：林纾在新文化运动时竭力反对白话文，可是，林纾实际上曾支持过白话写作。1924年，胡适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曾经说：“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维新党的林琴南”在1897年曾以活字印行过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在其家乡福州曾广为传播。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林纾也谈到过自己对白话写作的贡献：“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关键在于，林纾并不是反对以白话写作，而是认为某些文体不可用白话文。为了救亡图存当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此时不妨写白话文，官方文书、友人信函等也不必用古文：“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属声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可是，如果把小说视为一种文学，在译小说时要表现出小说的“神韵”，林纾认为白话文就不大能够曲情达意了。林纾并不抹杀《水浒传》、《红楼梦》的文学成就：“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志之笔，真得一‘肖’字诀。”可是，他认为，《水浒传》、《红楼梦》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学成就恰恰是因为它们与古文“笔法”有相通之处：“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于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叉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妨楼上知状将物下掷，叉指正所以备之也，此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第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于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刀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抵，即所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抵，无古文安有白话？”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抵，无古文安有白话”当然不对，可是，从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出，林纾分析《水浒传》、《红楼梦》的文学性时其实是以古文的审美趣味为依归的。在译域外小说时，这样的审美趣味仍然是林纾一以贯之的：“纾不能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一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撒克逊幼后英雄略·序》）“余译既，叹曰：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斐洲烟水愁城录·序》）“史、班叙妇人琐事，已绵细可味矣，顾无长篇可以寻绎……若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秽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令人喷饭。”（《块肉余生述二题·前编序》）“左氏之文，在重复能不自复，马氏之文，在鸿篇巨制中，往往潜用抽换埋伏之笔而人不自觉。迭更司亦然，虽细碎芜蔓，若不可收拾，忽而井井胪列，将全章作一大收束，醒人眼目。”（《冰雪因缘·序》）“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线处，用法颇同于《史记》。”（《洪罕女郎传·跋语》）“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最难着笔……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着笔为尤难。”（《孝女耐心传·序》）……林纾以古文大家的身份发出此等言论自然是在情理之中，而大力倡白话小说的“新小说家”们亦纷纷“参以文言”。例如，1902年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时“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1903年鲁迅译《月界旅行》亦是“初拟用俗语”，但是发现“纯用俗语，复嫌冗繁”，最终还是“参用文言”。归根结底，长期以诗、文为文学正宗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一下子能消除的，文言作品的韵味也是这一时期人们包括“新小说”倡导者所深谙的，一旦受到小说文学特性的制约，作者、译者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胎息史汉”、“古朴顽艳”[2]的审美趣味也就流露出来了。不仅译者、作者的情形如此，读者也有着更爱读文言作品而非白话作品的倾向：此时最受欢迎的译作是林纾所译《茶花女》；读者们对翻译文学欣赏的还是“雅驯”、“雅饬”的译笔[3]；高度评价域外小说的文学成就时，比拟的还是“至其文笔旖旎，颇得六朝习气，是亦大可观者”（顾燮光《小说经眼录》）；1908年徐念慈统计小说销量时也不无诧异地发现，“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4]。综上所述，文言小说的巨大魅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曾焕发异彩，以至于在西方小说大量输入之际仍然有着深远影响。这是客观历史事实，无视这样的历史事实、漠视文言小说缺少最起码的学术真诚。何况，文言小说沟通着主流文学样式与边缘文学样式，折射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对其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一言以蔽之，重白话而轻文言的小说研究格局应该改变。

其次，从研究着眼点来看，有着重材料考索而轻研究思路的偏差。对人文学科来说，材料是基础，是平台，再高深的理论思辨都必须以此为依据。然而，材料的整理、考证毕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材料终究要为一定的观念、学说服务。可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常常有着把手段当做目的的误区，把整理考证视为正宗，认为那是“真学问”，而对于切入角度、研究思路却相当忽视乃至蔑视。以《红楼梦》的研究为例，胡适曾批评索隐派是“猜笨谜”，另一位重要的考证派人物俞平伯对此已有所反思：“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既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红楼梦辨>的修正》）确实，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虽然他们的考察对象不同，在寻求《红楼梦》本文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对应关系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只不过索隐派以顺治帝与董小宛之情事、康熙朝名士事迹或纳兰家族事迹等比附《红楼梦》，考证派以曹雪芹及曹家事迹比附《红楼梦》而已。从研究思路来讲，索隐派认为《红楼梦》以隐语廋词的形式记述了一定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前者并非空穴来风，蔡元培先生在反驳胡适对索隐派的攻击时便曾指出，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有着以隐语廋词的方式记述真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传统。例如，金和为同治八年的群玉斋本《儒林外史》所写的跋非常明确地说吴敬梓“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后来平步青、天目山樵等人也正是在这一思路下考索了《儒林外史》的众多人物原型。蔡元培先生还尖锐地指出，胡适本人在作《儒林外史》考证文章时也遵循了这样的思路；后者也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样“科学”、“最近情理”，因为，文学作品中的“自叙传”并非作者自身事迹的机械、刻板记录，而是经过了艺术上的融化、加工乃至虚构，写出的已是无形的体验而非有迹的经历，不能简单地以作者之生平事迹与贾宝玉的事迹相比附。所以，新考证派虽说发掘了更加浩瀚的史料，对本文、脂批等也研究得非常细致，其研究充其量只是对作者的身世、背景作了一定考察罢了，这些考察游离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之外，发展成为所谓的“曹学”，甚至将这所谓的“曹学”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直追溯到曹雪芹的十七世祖——北宋开国元勋曹彬。这样的研究即使旁征博引、运用了数量惊人的材料，意义也是不大的。难道有这样一个祖宗对于《红楼梦》的写作有着什么作用、对读者理解《红楼梦》有什么启示吗？而且，《红楼梦》的作者还存在争议，一旦有材料可以表明《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是曹雪芹，新考证派所得出的大多数结论岂非“忽喇喇似大厦倾”了？

笔者当然不会否定材料整理、考证的重要性，可是，材料的整理、考证必须同合理、高明的研究思路结合起来，否则材料的使用将会非常浪费，可打这样一个比方：烧毁了一座房屋，却只煮熟了一个鸡蛋。而且，考证的结论正确与否往往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例如，考证派有不少学者都认为脂砚斋与畸笏叟为同一人，其征引之周详、论述之严密确实令人钦佩，然而靖本畸笏叟的一条批语被发现后[5]，上述论点不攻自破。其征引之周详、论述之严密便由令人钦佩变为令人惋惜了。既然考证的结论正确与否往往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新材料的发现又具有偶然性，我们何必在新材料的发现之前虚耗精力呢？我们还不如以新的角度、新的研究思路对旧材料作出新阐发。

例如，把小说视为“稗官野史”，将其功能解释为“补史”或“羽翼信史”，这样的小说观念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可是，在明末清初，这样的小说观念有着重大变迁。但由于缺少新的研究思路，这一重大变迁被研究者忽略了。

在中国，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一个相当尴尬的处境：不登大雅之堂，处于边缘地位。为了抬高它的身价，清以前尤其是明人已经作了很多努力，不过从总体来看，其最主要的做法还是把小说与“史”相攀附，似乎攀上了尊贵的“史”，“小说”的地位也就不那么低下了。正是因为采取了“史”本位，明代许多本已颇具进步小说观念的文人学士在观照小说价值时反而表现出矛盾与局限。如胡应麟本来已对小说的虚构性有着很好的认识，赞赏“幻设”、“好奇”之唐传奇的“文采”与“绰有情致”，可是他却又因《三国演义》中有的事件“凿空无据”、未见于信史之载录而认为它们“绝浅鄙可嗤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冯梦龙对于小说的贡献众所周知，可是他仍然没有把小说视为文学作品，而是因小说的通俗性（所谓“话须通俗方传远”）而把它视为“六经国史之辅”（《醒世恒言序》）、其价值不过是“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序》）。

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曾多次把小说与《史记》、《左传》相提并论，从字面来看似乎亦是通过攀附“史”来抬高小说的地位，许多研究者也正持此种看法，但是，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中的一段话可以启发我们新的思路：

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观。吾党斐然，尚须裁夺。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

在这段话中，金圣叹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自己不是从“论道”而是从“论文”的角度来评议圣人先贤的经典与《水浒传》的。而且，尽管屡屡把《水浒传》与《史记》、《左传》相提并论，《史记》、《左传》在他那里与其说是史书还不如说是一部好文章——“才子书”，他在观照小说价值时所采取的也已不是“史”本位而是“文”本位了——“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清初李渔已经看出了金圣叹“文”本位的小说评点立场：“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闲情偶寄·词曲部·词采第二·忌填塞》）

本着这样的思路，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李贽等人关注小说的文学性在明季颇遭非议，金圣叹“文”本位的小说观念在清初却有着众多的回应。可以说，经金圣叹奠基，由毛氏父子、张竹坡等人推波助澜，清初时这样一种小说观念已经确立：不仅仅优秀的史传如《史记》、《左传》等是“绝大文章”，优秀的小说同样也可以是“绝大文章”。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小说观念已经确立，才会有那么多的小说点评者沿袭“才子书”的称谓以抬高被点评小说的身价，而不再像传统做法那样企图以攀附史传的方式来抬高小说的地位。其实，按照传统攀附史传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提高小说的地位，因为这其中已包含这样一个前提：小说充其量不过是史传的附庸、羽翼而已，与史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清初的小说点评家即使把小说与史传相比附时也已具有这样一个前提：认为《史记》等史传首先是文章之典范，把小说与它们相比附其实是把小说也看做是好文章，其文法与《史记》等文章典范是相通的。可以看出，在小说学史上，这是对小说地位的一种真正提高。

其三，从研究的理论层面来看，多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而缺少对民族特色的深刻把握与阐发。晚清虽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小说观念似乎视界颇宽，人们动辄对中西小说进行比较评判，可是，此一时期真正具有“世界意识”的是种种思想与“文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科学理念、道德观念等），可以说，国人确实是以相当开放的心态接纳了它们，小说观念则主要还是受到传统的制约。首先，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的主流小说观念是一种功利性、工具论的小说观念，虽口口声声把小说标榜为“文学之最上乘”，实际上却是把小说作为宣传、启蒙的工具而无视文学之独立价值，仍是看重小说的“教化”功能，只是把教化的内容由封建伦理置换为新“文明”、新思想而己，从本质上并未超越传统小说观念。其次，虽然域外小说大量输入，西方的小说观念却并未能有效地输入中国，小说作者、译者、读者的审美趣味主要还是受到传统小说观念的制约，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也并未改变，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另外，一些有识之士如黄人、徐念慈、王国维等人虽然表现出颇为进步的小说观念，他们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小说界革命的喧嚣的口号声中。黄人、徐念慈、王国维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西方的小说观念，不过，这些小说观念的提出并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认为的，已经具备了具有西方特征的体系化、理论化的批评形式。就整体而言，在表达小说观念时，直到清末，批评形式主要还是印象式、直观式、片断式。徐念慈、王国维的小说观念在体系化、理论化方面相对而言较为成熟，他们能够使用一些较新的理论范畴而较少使用着直观式、印象式的概念，如徐氏使用了“具象理想”、“抽象理想”、“形象性”、“绝对观念”，王氏使用了“悲剧”、“喜剧”、“优美”、“壮美”等。可是，徐氏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与阐释颇多误解，王氏虽对西方美学有着深刻理解但毕竟还是把西方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移植到自己的论文中，还缺少理论上的创造性。从整体上来看，体系化、理论化较成熟的批评形式在近代还没能建立起来，所谓小说理论的“转型”其实并未能够实现。即使在现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水平虽然有着空前的提高，但我们不难发现，本土小说的研究在很多时候常常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只是为西方的某种理论提供了新的个案与例证而已。例如，如果以西方传统叙事理论观照明清小说，《水浒传》、《儒林外史》等都属不甚严谨的“缀段式”结构，而在清代评点家看来，它们又是结构精严之作。如金圣叹多次称赞《水浒传》“部有部法，章有章法”；闲斋老人曾认为《儒林外史》的“章法”可与《水浒传》、《金瓶梅》媲美；卧评有这样的批语：“文章罗络勾联，有五花八门之妙。”（第二回）“就其序事而观之，其中起伏照应，前后映带，便有无数作文之法在。”（第四回）“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第三十三回）齐评、天目山樵评亦对《儒林外史》“穿插”、“顿挫”、“峭接横隔”等结构技巧甚为称赏。

西方传统叙事理论观照小说结构主要是看“事”与“事”之间是否具备严密的逻辑结构。而中国小说评点观照小说结构根本不看重这样的关系。以金圣叹为例，对“事”的忽略与淡化是他评点《水浒传》的基本态度，为他所反复强调。如《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云：“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楔子的总评中说：“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呜呼，《史记》称五帝之文尚不雅驯，而为荐绅之所难言，奈何乎今忽取绿林豪猾之事，而为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第二十八回总评中又说：“如以事而已矣，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五十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耐庵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无读书之人，吾未如之何也。”……通过考察可以发现，金圣叹主要是把论体文的结构模式移植于小说评点之中，关注的是相反形式因素的组合是否和谐、首尾是否呼应、重复性字眼能否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等方面。如果按这样的结构模式观照，《水浒传》的结构自然就是精严的了。西方传统叙事学在探讨小说结构时较看重“事”与“事”之间的逻辑关系，金圣叹则主要以论体文之章法分析小说结构，对二者我们不必无谓地去争较高下。牛津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安·杰斐逊在他的新作《西方文学的新与旧》中说：“西方拥有较早的哲理小说、寓意小说、诗化小说，很早就有着淡化情节的倾向。可是，在结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以情节为根基的叙事结构学说仍有着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西方叙事结构观念并没有很好处理事件与思想、‘内’与‘外’的和谐有机统一。”这是西方人对自己叙事学传统的反思，而我们似乎还缺少对自己叙事学传统的反思，未能建立“中国叙事学”。

注释：

 [1] 如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10期，1907年。

 [3] 参看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二章第二节。

 [4] 同上注[1]。

 [5] 这条批语是：“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

王冉冉：河南驻马店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本栏编辑：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