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翟建波
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随着小说的繁荣，中国小说理论也发展至鼎盛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关于小说社会功用的论述着力尤多。小说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被充分推崇和肯定，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劝善惩恶 广见闻 娱目快心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日益扩大，他们对通俗小说有着广泛而迫切的要求，小说创作队伍也日渐扩大。书商为牟利起见也大量刻印通俗小说，一些理论家和思想家也开始注意小说的社会作用，并竭力推崇小说，赞扬它的文学价值。一时小说的需求、创作、刊刻和批评融为一体，呈现了一种空前繁荣的局面。李贽、叶昼、冯梦龙等小说理论界的先驱开创在前，继而由金圣叹把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到高峰，后有李渔、张竹坡、脂砚斋等继承他们的成果并有所发展。总之，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到明清，和小说创作一样，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呈现着自觉、繁荣和成熟的景象。中国小说理论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其对小说的社会功用的论述作一些浅析。
一、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小说的教育作用
明初《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认为小说创作有“劝善惩恶，哀穷悼屈”的教育作用，这对于斥小说为“邪说异端”，“惑乱人心”而主张严禁的正统观点来说，无疑是一种另类主张。自小说诞生以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就一直在争辩不休，久无定论。到了明清，肯定小说的社会功用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
唐传奇作者李公佐在《谢小娥传》中说：
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美之。[1]（P54）
他在这儿开宗明义地说明他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劝戒和“旌美”。即警戒人“逆道乱常之心”，旌美“贞夫孝妇之节”。后来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大体上也是以此两项为小说的基本功能的。
唐人李肇在为自己所撰的《唐国史补》所写的序言中，则为笔记小说确立了写作标准：
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助谈笑。[2]（P56）
这条从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标准”，影响了后来千余年的笔记小说的创作。“示劝戒”，即教化作用，是小说必不可少的功用之一。
罗烨的《醉翁谈录》是宋末元初的小说理论专著，取得的成就足以使它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也谈到了小说的社会功用：
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以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3]（P91）
所记叙的“贤者”可以为后人之“师”，即贤者之言行可以成为后人师法的榜样，将“愚者”的言行排叙，可使后人警戒不重蹈其愚踪。
到了明清，小说理论中关于教育功用的看法更多更全面了。明朝蒋大器托名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
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1]（P109）
这里充分强调了小说的教育意义，读书看到古人忠孝处，便想到自己的不是，见到古人恶处，便当识其不可，所谓“见善思齐，见不善思避”。小说的教育作用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体现。难能可贵的是，庸愚子不仅强调人读书要思考，“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同上），而且强调要“身体力行”，即要思古人之善行，起而效仿施行，这才真正算得上读书。
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文中说：
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好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1]（P115）
他指出，历史小说可以使人“通事”，“悟义”，“兴感”，不须精研深思，即可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知道什么该支持，什么该谴责，学习“忠孝节义”，排除“好贪谀佞”。这样小说对于“风教”之裨益，真可谓“广且大焉”。小说的教育、启发作用，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认为小说的劝惩作用能成风化之美：
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1]（P270）
小说有使人悲叹喜愕的美感作用，能感化人，使善良的人知道勉励，使有缺点的人惭愧害怕，以便翻然改悔，同趋于善，“共成风化之美”。与此相近的看法还有天花才子：
编中点染世态人情，如澄水鉴形，丝毫无遁。不平者见之色怒，自愧者见之汗颜，岂独解颐起舞已哉？至于曼倩笑傲，东坡怒骂，则亦寓劝世深哀，知者自不草草略过。（《快心编凡例》）[1]（P327）
他特别指出读者应体味作者“劝世深哀”，不能草草略过，以至于忽略了作者所寓之深意。闲斋老人，则认为小说的教育作用在于维持风俗人心：
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儒林外史序》）[1]（P467）
小说有“善善恶恶”的警戒教育作用，读者读后有所观感戒惧，不敢放肆，从而风俗人心得以维持不坏。
自怡轩主人认为小说对于人心风俗也有补益：
即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娱目醒心编序》）[1]（P524）
小说即可娱读者之目，即可以醒读者之心。因果报应之理，即善恶必报之理，隐寓于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内，人们读书渐化，进入圣贤之境界而浑然不觉。人心风俗正是在这不知不觉中得以维持，这也是小说的的熏陶教化功效，寓教育意义于渐染之中，使人读后产生见贤思齐，见不贤反省的想法，是小说有助于维持世道人心的功用之一。惺园退士在《儒林外史序》中如是说：
余惟是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先师不云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读者如此意求之《儒林外史》，庶几稗官小说亦如经籍之益人，而足以兴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尔。[1]（P633）
小说和“经籍”一样对人有益，使人观后有所兴感，于世道人心非无帮助。将小说与儒家经典等量齐观，在前面还有说小说胜过儒家经典的议论，这种看法十分大胆，对小说的肯定也是振聋发聩的。
清人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引旧注以考小说之“古义”，并进而论及它的“正人心，厚风俗”的社会功用：
班《志》称“小说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立稗官使称说之”。此古义也。……岂非以其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正人心，厚风俗，合于古者稗官之义哉！[1]（P559）
或曰“忠孝”为封建礼教范畴，此言值得商榷。忠孝实乃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心思想，我们没理由将其完全推给“封建礼教”，有时它正是中国文化精华之浓缩，不可全盘否定。
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也谈到了“忠孝节义”，是小说教化作用的关键：
《聊斋》……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1]（P539）
小说有“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的教化作用，其中讲到的“忠孝节义”能感人落泪，能发人深省，总之有益于世道人心。
夫如是而逊国之忠臣义士，孝子烈媛，悉得一一知其姓氏，如日月在天，为世所仰，山河在地，为人所共由，此固扶植纲常，维持名教之深心，《外史》之功也。[1]（P407）
小说之所以有功于纲常名教，就在于它所描写的“忠臣义士，孝子烈媛”的榜样作用，他们就象日月在天上为世人所敬仰，他们的行踪为世人所追随，纲常自然维系，名教自然广大。当然这里的纲常名教有点封建主义的意味，从儒家名教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这一点来看，其中包涵着人文教育的合理部分。
小说有与“神”“圣”相同的功力：
夫福善祸淫，神之司也；劝善惩恶，圣人之教也。《红楼梦》虽小说，而善恶报施，劝惩垂诫，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1]（P564）
王希廉在《红楼梦批序》中将小说的功用与神圣并举，也是惊世骇俗的舆论。“福善祸淫”，本来为神之职掌，“劝善惩恶”，本来为圣人之教化，今小说兼有此双重作用，真可谓“与神圣同功”。那些特许小说于“世道人心有补”的见解在此已显得微不足道，小说之功用已被高拔至空前的地位。
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也指出小说有超越经史的教化作用：
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裨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1]（P436）
小说尝被说成“史之余”，称其为“正史之补”可“与正史参行”，有“广史”之作用。这种舆论，时见于古人著述中，但将其同经相比，并且说它的功效超过了经史，有经史不能达到的教育作用，则不多见。小说之所以有此功用，就在于它的通俗性、传奇性，能家喻户晓，功善惩恶，报应昭然，能使人“触目惊心”，向善戒恶，于社会风俗、人的品行的教育作用，大有裨益，其影响之大之广，非经史所能比拟。
睡乡祭酒则在《连城璧序》中干脆认为在世风日下的世界里，能够教育感化大众的，非小说家、小说莫属：
迷而不知悟，江河日下而不可返。此等世界，惩不能得之于夏楚，劝亦不能得之于道铎，每在文人笔端。能使好善之心苏苏而动，恶恶之念，油油而生，乃知天下能言之流，有裨世道不浅。……使观者于心焰熛腾之时，忽如冷水浃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恶恶念起。予因拍案大呼：“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经史之学，仅可以悟儒流，何如此作为大众慈航也。”裴光庭有言日：“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其斯之谓欤？[2]（P426）
在纷乱迷信的世界中，既不能靠惩罚（夏楚）来劝戒人，又不能由名教来指引（道铎）人，“经史之学”只可教育儒生，小说却可以觉悟大众，这和小说的通俗性、趣味性息息相关。儒教扳起脸来正而八经地教育，人们不得其门而入；小说家将“忠孝节义”寄寓于形象之中，反而能使人产生“好善之心”“恶恶之念”，自然“有裨世道不浅”。把小说对社会的教化作用看得远在经史之上，其见解也真可谓骇人听闻。
清代蔡元放为《东周列国志》之改写编辑者，他在《东周列国志读法》中说：
若《列国志》之善恶施报，皆一本于古经书，真所谓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者，又何嫌于骄奢淫逸丧心蔑理也哉！[1]（P424）
小说宣扬“善恶施报”，这一点取法于经书，可以劝善戒恶，达到这种教化目的，对于其中的“骄奢淫逸，丧心蔑理”描写，也可以不介意。意谓劝惩是小说的大节，大节一正，余不必问，即便有不足之处，也可谅解。
另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冯梦龙，本身也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更是推崇小说的教化功用：
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1]（P233）
小说之义云何，为“醒人”“醒天”“醒世”耳。使人们读了以后受感染、受教育，能象儒教所教导的那样，达到以下目的：“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1]（P230）
小说的通俗性质，使它能达到经史所不能达到的教育感化作用。
“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1]（P230）
小说更容易为下层百姓所接受，有辅助经史不足的作用。可见对小说在教育方面的功效，冯氏认识已很到家了。
小说为史传之余，采史传不记缺记的故事以传世。如鉴在侧，人之美丑毕现，若想不取辱后世，必当约束言行，向善忌恶。对此吴山谐野道人在《照世杯序》中有一番高论：
且小说者，史之余也。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刻其隐，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而侧目视曰：“海内尚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无贻身后辱！”[3]（P105）
众生不得入史传，但并非不能入小说。一旦被“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的小说家录写入书，倘若有不良言行，其不是自取其辱。试想人们的言行若有人记录的话，有谁敢不检点，敢不去恶向善，小说之警戒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此。
二、博闻多识，翼经补史——小说的认识价值
小说产生于里巷稗官，一开始就以搜奇记怪为多，洽闻博物是其本色。它常以史传面目出现，尝被目录学家列入史部，后以遵经载道整肃风俗为目标，有了“翼经”的功效。认识物事，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名教是小说认识价值的主要体现。
托名郭宽的《汉武帝冥记自序》云：
今藉旧史之所以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
小说为史籍所不载者，阅读它，自然可以获得旧籍所没有的知识，“聊以闻见”，使读书人能存异博见，使见识更加完备。
唐刘知己在《史通·杂述》中表达了个看法：
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1]（P37、39）
小说自古“与正史参行”，虽为小道，但就像明王采择刍荛之言，诗人不弃葑菲之体一样，学者可以从中闻事识物，别有所得。
北宋人曾糙《类说序》对小说的社会功用有概括性的说法：
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1]（P63）
曾糙关于小说四项社会作用的概括，影响中国小说理论界近千年，以后的小说理论家几乎都没有超出这个认识范围。这其中也明确地指出了小说的重要社会功用之一就是“广见闻”。
南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
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已可也。[1]（P69）
“资助谈柄”是读小说的收获之一，即可从小说中拾取见闻，来做聊天的根据。
元人杨维桢《说郛序》云：
阅之经月，能补予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导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况是集之用工深而资识者大乎！其可传于世无疑也。[1]（P87）
小说，尤其是笔记小说的“博”的特点，被杨维桢抓住并予以肯定，博闻资识是小说传世的原因之一。
小说长人识见，见识长，心胸开，心胸开，慧性自然就通。
借彼舌根，通人慧性；假彼手腕，开人心胸。[1]（P184）
幔亭过客云：
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1]（P278）
种柳主人云：
小记可以浚人之思，可以长人之识见，可以资人之学问。[1]（P553）
均指出了小说增长知识启迪智慧的作用。
小说认识价值不仅表现在广见闻，长学问上面，也表现在认识历史，认识现实方面。蒋大器（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
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1]（P109）
说的就是认识历史。张竹坡评《金瓶梅》说它是“一篇世情语”，《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说的是认识现实。
三、游戏墨花，涵养性情——小说的娱乐作用
小说的娱乐作用，是与教育认识作用并列的第三大功能，明清小说理论界对此有着明确的肯定的认识。戏曲大家汤显祖在《点校虞初志序》中说：
然则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1]（P187）
针对那些咒骂小说为淫词邪说，坏人心术的议论，汤显祖为之辩解，认为其无害，既无害于经史，又无害于涵养性情。如果说汤显祖还只是从无害的角度允许小说的存在。那么，冯梦龙则直言小说游戏之笔可以感动读者，使他们获得美感享受，从而获得教益：
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1]（P225-226）
“说话人”即讲故事者，说书艺术表演者，当场表演，能令听众或喜或悲，或惊或叹。说书人借讲故事抒发情感，这种情感于无意间传染给听众。听众为其所描述的人物或情节所感动，引起效法、钦佩、敬爱、怜悯、憎恨诸感情，同时净化自己，使人格得以升华，由怯懦变得勇敢，由吝啬变得慷慨。小说寓教化于形象之中，借形象以感染人，教育人，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就是小说能达到比单诵圣经更感人更快更深刻的艺术效果的原因。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也阐明了这个观点：
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1]（P230）
“激扬劝诱，悲歌感慨”是由小说所塑造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紧张的故事情节感动听众读者所达到的强烈艺术效果。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是在人们欣赏小说的过程中自然达到的，当然这和艺术作品的娱乐作用密不可分。
人们阅读小说的目的，通常多是为了消遣、娱乐、休息。小说也正有娱目快心，适情养性的功用。关于这一点，无论其身份贵贱，均皆相同。《古今小说序》里讲宋高宗喜欢阅读话本小说，命人日进一帙，若哪天的小说令他快意，就以金钱赏赐进小说的人：
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1]（P225）
小说可以适情解闷消忧，是人们欣赏它的第一目的。西阳野史说：
无过于消遗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1]（P179）
烟水散人说：
俾观者娱目，闻者快心。[1]（P329）
张竹坡说：
偶为当世笔墨者闲中解颐。[4]（P27）
均是这个意思。金圣叹则说小说是作者为炫耀才能以自娱：
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个娱乐。[1]（P302）
虽说是作者自个娱乐，当然也不排除他人读后所感受的快乐。
清人陶家鹤则说出了人们为何读小说的原因：
余每于经史百家披阅之暇时，注意于说部，为其不费心力，可娱目适情耳。[1]（P485）
小说为人闲暇时的消遣物，至今仍是如此。人们之所以休息时看小说，是因为它通俗浅显，阅读不费心力，且有娱目适情功效。乘斋氏《英云梦传弁言》云：
子弟观所没之境，所传之事，可使人移情悦目否，为有为无不任观点之自会？[1]（P517）
人们欣赏小说是为了赏心悦目，以它是否能使人“移情悦目”即是否有审美价值为选择标准，其故事真假，即有无其事是会另行取舍的。
小说不仅能使人赏心悦目，并且能使人在这娱乐美感作用下，陶冶性情，使人品格气质得到净化。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如是说：
《聊斋》一书，……识其文章之妙，窥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议论之公，此变化气质，淘成心术第一书也。[1]（P539）
蠡勺居士在《昕夕闲谈小序》中如是说：
推原其意，本以取快人之耳目而已。……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虑心于恬适之境者也。[1]（P630）
小说能怡神悦魄，使人能暂弃其焦思繁虑而进入恬适之境。
明清小说理论家对小说的娱乐功用是认识得很清楚的，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用素以威严刚正不苟言笑的包公作比喻，来形容这种娱乐作用的影响力：
《镜花缘》一书……即饮程乡千里酒，而手此一编，定能驱遣睡魔；虽包孝肃笑比河清，读之必当喷饭。[1]（P559）
《梁书·刘杳传》云：“桂阳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黄河据说千年一清，河清之时，为太平盛世。读小说能使饮了程方千里酒的人驱遣睡魔，能使难得一笑的包公喷饭大笑，可见其感染力有多大。
小说的社会功用除了教育、认识、娱乐外，还有其它功用，限于篇幅，就讨论到这里了。
参考文献：
[1]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篇）[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 [清]李渔.觉世名言十二楼等两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3] [清]酌玄亭主人.照世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8.
翟建波：河南伊川人，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员。
转自《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0月第26卷第4期
本栏编辑：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