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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玉富
内容提要 研究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系统地认识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以及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规律和审美范式。本论文通过把明清之际的小说创作心态分为七大类加以研究作品和心态之间的联系，从作家的心态的形成原因、表现到最后形成自己的作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找出了一些相同的类型。
关键词 明清小说 创作心态 心理机制
作家的创作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创作某一部作品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虽然比较纷繁复杂，但必然有其中一种心理状态起着主要的作用，是比较恒定的。这种心理状态是作家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等多种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作家客观生存环境、人生遭遇与个人心理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文学史的研究不仅是对作品的研究，更是对作家及其心灵史的研究。从作家的创作心态入手更能准确把握其作品的主旨，而且通过对其心灵史的研究我们能了解古代文人在面对苦难所采取的抉择和抗拒苦难的艰辛。这篇文章中把明清之际的我国小说创作心态分为七大类别，以期能够勾勒归纳这些看似杂乱繁多的现象背后的共同类型。
一 有志难酬 发愤若书
“发愤著书”既是中国传统文学文艺创作的实际，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寄托的家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韩愈《送孟东野序》认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名”[2]。“不平则鸣”是一个宇宙的普遍现象，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不管人还是物只要遇到“不平”就要“鸣”。这些都是强调“发愤著书”情绪下的作家心态对文艺创作的巨大推动意义。我国封建士人都受儒家传统的思想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了他们人生的准则，“修齐治平”是他们首要的人生目标。但明清真正有理想有才华的文人大都不能通过科考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自己又不能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置之不顾，所以许多小说的创作心态都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忧愤而作。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水浒》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使，大坚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
二 扬善惩恶 好奇传奇
这种类型的小说集中的领域比较广，自唐人有意为小说的传统开始，许多作家就把“奇”作为小说艺术所追求的一大审美特征，并且主动融合了传统志怪中的超人力因素，鬼神怪异，佛教的轮回和因果报应，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这里笔者主要以清代的白话公案小说作为代表来谈谈其时小说的创作心态。清代的白话公案小说创作者充分运用了小说传奇的特点，在作品中讲述离奇的故事，其中著名的作品很多：《施公案》《刘公案》《彭公案》《李公安》《龙图公案》等。从这些书名中，我们不难发现公案小说在题材上的内在规定性：所叙故事绝非平常之事，而是发展到案件纠纷地步，涉及到作家与审判等情节。这样的题材必然经过离奇的情节过程，最后必然要体现的主题是扬善惩恶，中心是通过传奇神话清官的形象。清朝中后期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的，扶危济困的神灵向往和憧憬，成为作者和民众的重要的心态。公案小说按照老百姓的价值观念，以离奇惊险的情节，将读者引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受众通过阅读，暂时忘记了生活中的苦恼，获得消遣，这种世界决不是现实生存空间所能提供的。这时期的小说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的双重负荷，白话公案小说中的娱目和教化正是这种负荷下的体现，这两种功能的实现集中通过彰显清官的途径实现的。清官本人的事迹充满了传奇性和神秘性，几乎所有公案小说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异人奇象的描写，这样就给了读者一种奇而又奇的感觉，使得小说好奇传奇之风长盛不衰。惩恶扬善是这种小说赢得广大民众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张继起在《彭公案》的序所言，“不惟脍炙人口，尤能鼓舞人心。此书虽出野史，然能挽世道善风俗，岂得以荒唐目之？”[4]公案小说强调道德上的胜利，在宗教领域，人们将因果报应的实现寄希望于神佛；在世俗领域，人们寄希望于代表正义力量的清官，通过清官的清智仁来实现惩恶扬善这样一个愿望，同时也满足了听众好奇传奇的心理。
三 挽救世风 暴露丑行
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传统的两大阶级之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商人，城市的不断发展壮大，娱乐业正蓬勃兴起。这些新型的商人群体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在追求财色上许多人近乎迷狂，将传统的伦理道德弃而不顾。中国传统超稳定的结构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受到了一些思想先行者和进步文人的挑战。这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已经破土，而且欲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抢占政治舞台；另一方面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又以其巨大的惯性向前爬行。在这种矛盾之下，我国的社会风气极度败坏，淫荡成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而新学却为人广泛接受。纵观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有两类型人是作者讽刺的目标，一类是新型的商人阶级对财色纵欲迷狂；一类是传统文人对功名富贵纵情追求。在他们各自的追求过程中，暴露出了非常惊人的丑恶嘴脸。这里有两部作品可以典型的反映这两类人：《金瓶梅》和《儒林外史》，新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取向没有建立，现实的社会现象又是令人困惑迷茫愤激，许多有识之士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主动用小说去抨击社会的丑恶，暴露丑行，希望唤醒世人，挽救世风，这两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心态下产生的。《金瓶梅》世界的主角不再是武勇智术过人的历史英雄；不再是豪放不羁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也不再是神话世界立志成佛的高僧及其徒弟。在《金瓶梅》的市井社会中，叱咤风云的不是武松，也不是死在抗金前线的英雄周守备，而是浑身痞子气的新型暴发户西门庆。但是作者对这类人的批判态度是复杂的，既对这类人给了由衷的关注，又没有一定的标准来评判规范。所以只能对他们的丑行给以剧烈的批判，西门庆是这类人中最腐败最堕落的一种，他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世界里，肆无忌惮、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作者面对这样一个人，给予了赤裸裸的暴露，以色空和因果报应构建整个故事，终于让其纵欲而亡。《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文学中的杰出代表，作者吴敬梓把自己对科举考试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或直接或间接的写了出来，他深刻的认识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放弃仕进，最终选择了贫困潦倒。作者在这篇作品中映射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通过塑造一批热衷于八股科考的儒士的痴迷形象，对他们进行了穷形逼真的讽刺。
四 悲凉之界 遍被华林
西方古典戏剧理论中一直把悲剧作为正剧，真正有思想有艺术的作品必然与悲剧相联系，创作高质量有影响的悲剧成为许多作家追求的目的。而我国由于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文艺作品中追求是“发乎情止于礼”，“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审美效果。所以我国文学作品中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是很少的，但对于一切知识分子来说，优患意识和政治磨难是无法躲避的，几乎每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文士都逃避不了人生的苦难，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为他们创作悲剧作品提供了条件。我国古典小说终于在清代打破了传统道德的枷锁，创作出了一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超乎绝伦的悲剧作品——《红楼梦》。正如
五 自娱娱人 以文为戏
以文为戏，游戏笔墨是一种传统，自娱的创作心态是同文人特殊的社会文化心态相关的。这类富于才情的文人大多具有自放诗酒疏离政治的文化人格，他们放弃了自我的政治责任后，也同时淡化了文学的政教功能，冲破艺术的清规戒律，趋于“自娱娱人，以文为戏”游戏翰墨的创作态度。小说向来是不能与诗文相提并论的，魏晋以来小说作者往往不避讳小说游戏娱乐的创作旨趣。《西游记》中除了作者所寓含的心性修养的宗旨之外，我们必须对作者的戏谑游戏风格给予充分的重视。这种创作心态到了晚明演为一时时尚，许多文人通过这样的创作来舒张个性，展示情才，追求自我的快适而无需考虑其他的事情。最主要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当推李渔，他曾自谓其作小说戏曲是：“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笠翁诗集·偶兴·卷五》），表白得很坦诚也很确切。他写社会家庭间的纷争，总是以“欢喜心”让好人不必付出大的牺牲，最后得到好的报答，人生的酸苦情味都被冲淡化解了；写人生浮沉穷通，总是用“游戏笔”让困顿中的人物神差鬼使般的陡然时来运转，富贵起来。以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人生，看待小说创作，并从中衍生出了游戏式的创作追求，由此作者提出了迥异于传统教化的娱乐本位思想。自娱和娱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抱着快乐之心从事文学创作，反过来也从游戏式的创作中感受快乐，并且同时也给了读者赏心悦目的快乐。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基本倾向就是“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形成以消闲、趣味、自娱娱人为宗旨的审美风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传统小说中“自娱娱人，以文为戏”的创作心态影响。
六 乱世悲歌 鼎革沧桑
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兴亡，总是要在文学创作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影响不仅仅是文体的演变和文风的兴衰，而且还有作家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历史发展的过程及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而心理结构正是浓缩了的历史文明，文人的创作又是打开时代灵魂的钥匙。《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在对元代专制的统治下倍受煎熬情况下，为广大文人和人民再现了历史上的仁君贤相英雄的光辉事迹，这种心态是符合时代呼唤和民族心理的。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动乱时代，作者一生都不得志。而三国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唐末、五代、宋和元的动乱时代，民族矛盾，政治黑暗，人民现实处境内忧外患，十分困苦。所以作者将这部世代累积型作品重新加工而成。那是一个风气踊跃，英雄倍出的时代，那里有人民一直向往的仁君，贤相，英雄。作者从儒家传统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了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理想和愿望，表现了对于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和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建立清平世界的
七 文备众体 炫才炫学
中国小说史上，以小说炫学的现象源远流长。如唐传奇创作就带有明显的炫才倾向。据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抄》中记载“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清中期小说中炫学风气可谓发展到了极致，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小说这种文体本身的优越性，可以包罗万象，尽情抒写。（二）中国古典小说概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泛小说和文学小说的界限经常搅合在一起。（三）清代的朴学之风影响。（四）作家个人在小说创作中标新立异，另辟天地。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的文学创作都带有炫学的倾向，而小说中的炫学更是非常泛滥，而且成就也很高。才学小说作为一个小说流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注重展示作者的学问和才藻，而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这些要素有可能退居到次要地位，有时候甚至要牺牲人物和情节的完整性。清中叶是一个崇尚学问，注重考据的时代，许多人喜欢把学问写进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甚或借文学样式来表达学术见解。正如
明清之际的古典小说创作心态是复杂而丰富多样的，作家实际的人生遭遇经历以及自己的性格心理都不一样，每个作家创作心态的构成和表现都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元素多成分揉合，所以小说也呈现出了各自的特色。本文大体勾划出了以上几种不同的心态，只是从作家创作时最倾向最受影响的心态出发而划分的。除了这里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许多，如：为求得精神慰藉和心里补偿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警愚醒世，劝诫教化；时代所尚，风雅表现；政治毁谤，假意作书等。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其表现更是飘忽不定，一部作品同时有好几种心态存在。但是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时，必须伸进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中去，特别是游移不定的心态中去。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和人的性格学，一部文学史的发展就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细腻的“心史”，本论文的研究也是向这个方向所作的一种努力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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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书店，1980.530.
杜玉富：山西朔州人，兰州大学文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转自《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9月第22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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