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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当代生活的苦恼与问题 ——论赫尔岑及其文学精神与文学批评
2019年02月11日 09:22 来源:《扬子江评论》 作者:李建军 字号
关键词:赫尔岑;文学;俄罗斯;现实主义

内容摘要:事实上,那些优秀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都是病理学意义上的文学,总是致力于发现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正像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的思想发展》中所说的那样:“揭开社会的病理,这是现代文学的主要性质。赫尔岑的文学气质,由两个层面构成:在处理自己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叙事内容的时候,他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温柔的女性气质,但在面对外部世界尤其是政治冲突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刚猛的男性气质——撞击性很强的修辞和语调,仿佛浩荡的流水,仿佛爆燃的烈火。107)[俄]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98页、28页、40页、88-89页、47-48页、19页、21页、20页、39页、124页、127页、1页、58页、4页、36页、9页、78页、33页、34页、33页、52.

关键词:赫尔岑;文学;俄罗斯;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俄罗斯生活像叫人纳闷的斯芬克司。它在沙皇虎视眈眈的监视下,在军用大衣的覆盖下蒙头大睡,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样站在它面前,同样发出了疑问:“今后怎么办?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现状的沉闷和荒谬已一目了然,再也无法忍受,但出路在哪里呢?”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第三十章

  在俄罗斯精神中有一种特征,能够把俄国与其他斯拉夫民族区别开来,这就是能够时不时进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过去,能够以深刻、真诚、铁面无私的嘲讽眼光来观察它,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没有那种顽固不化的恶棍的自私,也没有为了获得别人的谅解因而归咎自己的伪善态度。

  ——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

  赫尔岑(1812-1870)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高尔基所说的“极端人物”,出身宗教家庭,却极端反基督;出身贵族家庭,却极端反沙皇。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既是理论上的利己主义者,又是实践上的利他主义者。这样的矛盾和分裂,若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给人极其别扭的印象,但赫尔岑的热情、坦率和真诚,他的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敢的反抗精神,化解了人们的消极反应,甚至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尊敬。

  如果用一个意象来形容赫尔岑,恐怕没有比“警钟”更合适的了。他的充满思想力量的文字,就像洪亮的钟声,越过千万里的空间阻隔,回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回响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他要用尖锐的声音唤醒沉睡的俄罗斯。1857年,他创办了《警钟》。它被大量运进俄国,“所有人都阅读这份刊物,甚至包括那些当权者。他对滥用权力和渎职行为的披露往往能促使官方立即采取行动,撤换最不得人心的肇事者。在1857-1861年间,《警钟》是俄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①。他打破了俄国沉闷的政治空气,激发了革命者的热情,曾“在俄罗斯革命史上起过不平凡的作用”②,用列宁的话说,因为这份杂志,“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③。他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总的目标,那就是将人从悲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价值和尊严。

  赫尔岑是一个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者。他用实证主义和科学思维宣传社会主义。高尔基说:“赫尔岑之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差不多四十年间不断指出并且评价了形形色色的俄国生活现象。”④其实,赫尔岑之所以至今还令人感兴趣,并非因为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他的伦理精神始终是伟大的——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认真体会自己时代的苦恼,关注现实生活中那些重大的问题;即使面对最高的宗教权威和强大的世俗权力,他也毫不畏惧,总是表现出决绝的反对态度。虽然他的有些认知和思想业已过时,甚至压根就是错误的,而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最终也都落了空,但是,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他的坚定的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他的从人格和政治上解放人的追求,以及他表现自己精神和思想的迅雷烈风般的文字,却仍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一、身份与境遇:压力下的反抗

  身份与境遇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意识。考察赫尔岑的境遇,可从两个层面着眼:一是家庭生活层面的个人身份和生活境遇,一是公共生活层面的公民身份和政治境遇。前者主要是指他的私生子身份,后者是指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境况。不被尊重的私生子身份,会使人产生屈辱感和反抗情绪,而类似1825年12月那样的暴力事件,则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公民的社会意识,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国家认同感。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私生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贵族老爷与家里的女仆生孩子,是件并不稀奇的事情,甚至是件颇为常见的事情,所以,像保罗·约翰逊那样,过于严苛地进行道德指责,大可不必⑤。1859年7月,托尔斯泰跟女仆阿克西尼娅,生了个名叫季莫费·巴济金的私生子。屠格涅夫也跟女仆阿芙多季雅,生了个名叫别拉盖雅的私生女。《复活》中的玛丝洛娃与聂赫留多夫的私生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风流成性的老卡拉马佐夫,也有个私生子,名叫斯麦尔佳科夫,是他奸污疯女丽莎生出来的。俄国诗歌“黄金世纪”的“首位先锋”茹科夫斯基,是一个名叫布宁的乡村贵族和一位被俘的土耳其姑娘的私生子⑥。被视为莱蒙托夫之“先声”的诗人波列扎耶夫,是地主斯特鲁伊斯基的私生子,“这使他成为一个无相称社会地位的人”⑦。赫尔岑最好的朋友奥加辽夫是私生子,而他的妻子娜塔莎也是非婚生子女⑧。赫尔岑则是年届中岁的父亲跟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德国少女的私生子。他于1812年4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

  正像在世界别处一样,在俄罗斯,私生子也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身份。托尔斯泰的私生子,终其一生,不过是父亲家的马厩夫和护林人。尽管屠格涅夫很爱自己的私生女,却无法让她在俄国体面地生活,只得将她送到巴黎,交由女友波琳·维亚尔多来抚养。赫尔岑的父系属于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家族,“虽没有爵位,但却是古老而显贵的门第”⑨。赫尔岑的父亲,也爱自己的私生子,但无力对抗严苛的贵族宗法制度,无法让儿子跟父亲姓,便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姓——赫尔岑,“意思是说,他是心的产儿,愿以此表示自己对新生儿子的爱”⑩。

  被歧视的特殊身份,会给私生子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和对家庭与社会的信任感,内心充满耻辱感和自卑感,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和反社会情绪。在《谁之罪?》中,赫尔岑叙写了私生女柳波尼加知道自己身世之后的痛苦:“先是脸色灰白,随后因为害羞过度,脸上发烧了。”(11)著名诗人费特的父亲是贵族,母亲是一位德国女性,由于他们的境外婚姻在俄国无效,费特“一直被官方视为私生子,直到成人后仍为外国侨民。第一次离家上学时,他才发现这一事实,这对于他是一种残酷的体验,之后他终生均在不懈努力,以获取俄国贵族的权利和父亲的姓氏”(12)。尽管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私生子这一让赫尔岑“处境有些尴尬”(13)的特殊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影响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但是,他的极端敏感的自尊心,他对压迫的极端形态的反抗,他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多多少少,都与他这特殊的身份,与他早年的伤害性记忆,与父亲在家庭里的专制作风——“家里人都怕他,枢密官也不例外”(14),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1849年12月21日,在一篇写于苏黎世的文章中,赫尔岑这样说道:“我们遇到的,是怎样一个充满眼泪和绝望的时代呀!脑袋被搞晕了,胸口憋闷,了解所发生的事情都令人感到恐惧,而不了解则更加恐惧,还会有怎样狂暴的事情发生呀。狂怒导致仇恨和鄙视,屈辱压迫着胸口……多想飞奔,想离开,想喘口气,想无声无息地、不知不觉地消逝。”(15)这种极端形态的情绪宣泄,固然是直接受到“法国革命”失败等现实事件刺激的结果,但也与他早年的特殊身份和生活境遇不无关系——从这种浪漫主义性质的夸张渲染和抒情表达中,我们不仅看见了一种性格类型与文学风格,也约略测知早年的特殊身份和伤害性记忆对他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以赛亚·伯林也注意到了特殊身份对赫尔岑性格的影响:“非婚生子的事实,对赫尔岑性格大概有相当影响,他原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16)“反叛性”的形成,原因复杂,绝非一时一事影响之结果。

  当然,赫尔岑不会让自己像卢梭和缪塞那样,成为在情感上极端自私自利、自艾自怜的人。他的内心充满昂扬的激情和行动的力量。他厌恶那种软弱无力的人,厌恶没有才能和热情的人,对自己时代的“现代人”,也非常失望:“现代人简直令我感到害怕。多么的无动于衷,多么的才智有限呀,多么的缺乏激情和愤怒,思维多么的软弱,身上蓬勃飞扬的激情多么易于冷却,身上的高贵情绪、充沛精力、对自己从事事业的信心,早早就精疲力竭,偃旗息鼓了!”(17)他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意识,有自觉的自我批判意识,也有成熟的自我超越能力。他积极地克服身份和环境对自己的消极影响。他说:“人的受制于环境,受制于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的意识和道德独立性,可以帮助自己极大地摆脱环境的束缚和限制:“道德的独立性与环境的关系呈反比:意识越深入,独立性就越强;意识越少,与环境的关系就越紧密,环境就越多地吞噬个性。”(18)他还在另一个地方谈到了个人对环境的超越:“要对环境做出应答而创造我们的行为,这一切却取决于我们自己。”(19)虽然在情感表达上,赫尔岑有时也难免会悲从中来,不经意间表现出潜存于内心深处的“伤害性记忆”,但他最终还是成功地将自己的人格和思想,提升到了高度成熟的境界。

  除了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考察他的“心理成长”,还可以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他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赫尔岑的政治热情几乎与生俱来,从少年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内心燃烧着高尚的牺牲精神和利他主义热情。在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底从事什么职业的时候,他就确定了为人类服务的理想。1827年的夏天,十五岁那年,他与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登上了莫斯科的麻雀山。夏日的草木,一片葱茏,山脚下的莫斯科河,则向着东南,静静地流去。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他们意与境会,情满于山,发誓要为人类的崇高事业服务:“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20)他要做墨罗斯和威廉·退尔那样的英雄。他关心的是“崇高的全人类利益”,要为“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21)。然而,俄罗斯的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他的道德精神注定要与现实发生冲突,尤其要与权力发生碰撞。他将成为俄罗斯国家的批判者和反抗者。

  1825年,无论对赫尔岑个人,还是对整个俄罗斯来讲,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俄罗斯进入了严重的停滞期和混乱状态:“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剩下的是一些惊慌失措、软弱无力、灰心丧气的人,他们头脑空虚,胆小怕事:现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废物窃据了要津,他们逐渐变成了趋炎附势的生意人,失去了对酒当歌、雍容华贵的豪迈诗意和任何独立自主的尊严感。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无雄才大略。他们的时代过去了。”(22)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崩溃了。生活失去了方向,善恶失去了界限,是非失去了标准。真理让位给利益,尊严让位给奴性,精英让位给市侩。

  一切都乱了。

  一切都在瓦解过程中。

  俄国的历史进入了漫长的“极夜”时期。

  那么,1825年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此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严重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1825年12月14日,发生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沙皇政府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了下去。政府的血腥暴力造成了普遍的恐怖。恐怖强化专制,专制导致堕落——既导致普通公民的堕落,也导致政府和官员的腐败和堕落。人们的基本自由被剥夺了。处处形格势禁,人人噤若寒蝉。几乎所有人都陷入压抑情绪和绝望状态:“我国人永远都是压抑的、心事重重的、不敢出头露面的。自由言论在我国永远都是被当作是肆无忌惮、特立独行,被当作是造反和谋叛,人消融在国家里,消融在村社中。”(23)血案发生之后,俄罗斯国家与人民的紧张关系,严重到了空前的程度。国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它以人民的恩主自居,态度傲慢地蔑视人民。于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这样一种异常的情形:“在我国,奴役制度和教育制度同时增长,国家发展了,巩固了,而个人却未受益;与之相反,国家越是强大,个人就越是弱小。欧式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庭制度,军事和世俗管理制度在我国却发展成一种畸形的、毫无出路的专制主义……政权当局的怙恶不悛由于受不到任何抵抗,所以常常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甚至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地步。”(24)关于1825年之后的俄国政治颓圮和社会矛盾,赫尔岑的洞察和判断,无疑是极为准确和深刻的,表现出一个思想家非凡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他的判断不仅具有个案意义上的正确性,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有效性——在所有发生过同样灾难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赫尔岑所描述的“个人/国家”关系的异化和颠倒。

  对赫尔岑来讲,“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可以视之为他的人格淬火仪式。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完成了政治人格的成长过程,成了沙皇及其制度的终生的反对者和反抗者,成了高尔基所说的“一种为欧洲所不能了解的人物”(25)。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在赫尔岑的记忆里“形成了一种圣像画上金色的底子”,也点燃了他内心的愤怒,“我发誓要为了他们(十二月党人——引者注)的毁灭报仇”(26)。极端的愤怒和绝望,引发了极端的对抗激情和否定冲动。一切都是对立的,无法调和的。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共存的可能。只有绝对的破坏和毁灭,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为了未来,完全可以牺牲过去甚至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处死它(指过去——引者注),迫害它,无论它穿什么衣服都能把它认出来,然后为了未来之故把它奉为牺牲品。而当我们为了人类的思维把理念和信念中的它加以剿杀时,它实际上是在欢庆胜利。”(27)极度的愤怒和不满,使他成了一个可怕的激进主义的复仇者。这样的激进主义思想,如果针对的是具体的对象,那还可具体分析,如果针对的是普遍的对象和问题,那么,就不仅缺乏起码的理性意识,而且,简直就是一种极端性质的虚无主义情绪。

  失望的情绪让赫尔岑陷入绝望状态。1825年起义的失败,让他对俄罗斯彻底失望,1848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则让他对欧洲失去信心和希望。绝望者的希望之光,通常要在毁灭的废墟上再次升起。再次燃烧起来的希望很容易使人成为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一旦发展到极端,往往会激发出毁灭性的破坏冲动。于是,在《雷雨之后》中,赫尔岑这样写道:“巴黎老了——少年时代的理想于它已不相宜,要想复活就必须来一场激烈的震荡,就必须来一个圣巴托罗缪之夜,就必须来一个9月的日子。”(28)他失去了等待的耐心——要么今天就来,要么永远别来;即便新的没来,旧的也先要毁灭;即使流血,也无所谓:“……从这样的血中会得出什么?谁知道呢。但不管怎样,这一切早就够了,在这种达到白热化了的疯狂、复仇、分歧和报复中,这个使新人感到压抑,妨碍其生活,妨碍其创造未来的世界正在死去,而这是件好事,因此,混沌和毁灭万岁!死亡万岁!未来万岁!”(29)这是在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革命家身上常见的激进情绪。它把反抗本身当成了目标,有一种不计后果的盲动主义倾向。它是缺乏耐心的反抗冲动。它为未来的灾难性的乌托邦实验打开了通道。它本来要把人们从沉睡中唤醒,但却将他们引入了充满歇斯底里的迷狂状态。

  在写于1848年10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赫尔岑这样说道:“……人类不会走一条狭窄而又肮脏的小道的——他需要一条康庄大道。为了清理这样一条大道,人类是什么都不会吝惜的。”(30)这显然是一种极端性质的政治浪漫主义。它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情绪化的,甚至带有原始宗教的情绪色彩——通过对灾难和毁灭的想象和叙述,来达到感召和说服的目的。

  赫尔岑的反抗,显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担当精神,但也表现着一个受伤害者的心理反应和情感态度。来自个人身份和社会境遇的屈辱和愤怒,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情感和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学写作和政论写作的调性和风格,赋予他的文字以极端主义的性质和浪漫主义的倾向。

作者简介

姓名:李建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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