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八〇后”文学横空出世迄今已有十余年，但人们似乎依然无法在某种清晰的美学框架内落实其创作意义。这其中，研究方法的板结与滞后肯定是原因之一。本文试图征用文学批评、文学史、世界文学这三重研究视野，来拓展我们理解“八〇后”文学的空间。

　　【关 键 词】“八〇后”写作/文学批评/文学史/世界文学

　　【作者简介】金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出版学术专著《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历史中诞生：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推选“二〇一二年度青年批评家”，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〇七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二〇一二年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

　　与其他代际符号一样，“八〇后”这个概念在学理上并不具备太充分的正当性。它最早的出场，和商业炒作、文学批评命名的无力、对于“断裂”的渴求等密切相关，而现在也许更能看清楚当时这场华丽的出场仪式其内部的混乱、暧昧与尴尬。尽管最初在这面旗帜下集结的年轻写作者暴得大名，尽管在市场上一度风生水起，但“八〇后”这一代迄今依然没有在清晰而有效的美学经验上，落实其文学贡献。这其中，研究者同样难辞其咎。本文的写作，结合着笔者近年来对同龄人写作的关注、追踪与思考，既是陈述，也是检讨；我要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征用三重研究视野，来拓展我们理解“八〇后”写作的空间。

　　一、文学批评的视野

　　曾看过一篇报道，据说被认为最真切地表达出“八〇后”生活状态和经验的作品是《奋斗》、《蜗居》，赢得万人空巷的效果(电视剧在今天的成功毋庸置疑)。其实这些作品的作者、编剧、演员都不是“八〇后”，有网友总结过这样一个等式：“五〇后导演+六〇后编剧+七〇后演员=八〇后生活”。我当然不是说“八〇后”的经验只能由“八〇后”来表达(文学经验原是可以在不同代际间渗透)，而是奇怪为什么有如此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被命名、被代言的群体?这实在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八〇后”写作如泡沫般膨胀，但同时这样的写作是否将自我一代人的经验有效表达出来了?何以没有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其他方面我不敢置喙，从自身来讲，文学专业读者和年轻的研究者在很长时间里并不太在意同龄人的文学。

　　有一次参加新书推介会，会上颜歌、周嘉宁问我，为什么你们同龄人的批评家不写写我们呢?我们“八〇后”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批评家?我想这一追问点到了问题关键：批评和创作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关联在一起，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离不开批评家和同代作家的共同成长、通力合作。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于杰出作家和批评家的比肩而立。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同样需要同时代人的嘤鸣激荡之声，相互应答、分享、承担和创造。一九八〇年代的文学环境之所以让人缅怀，原因之一是同代人的集结，创作和评论构筑起一个健康、温暖的共同体，其间有一针见血的相互批评，也在困境中肝胆相照。据作家李杭育回忆，一九八四年，当其“葛川江小说”陆续发表时，没有一个权威评论家对此发言，“当年文坛核心圈的权威评论家，也就是阎纲、陈丹晨、刘锡诚、曾镇南这些人，在当年都是很有话语权乃至话语霸权的，许多青年作家都称他们为老师，很希望得到他们的评论和赏识，我那时也不例外”。在焦虑中，他等到了程德培的来信，“还在我获奖之前，上海的一位年轻评论家程德培已经写出一篇洋洋万言的评论我的文章”。在那个年代，新锐作家和评论家惺惺相惜，招呼着共同上路的故事肯定不绝如缕地发生着，于是，“到了一九八五年前后，众多评论界新锐趁着阎纲们失语的两年扎下了营盘，站稳了脚跟。从那时起，一个刚冒出来的作家有没有被阎纲评论不重要了，《文艺报》追捧谁或者打压谁不重要了，甚至中国作协的评奖也渐渐地不重要了。权威被搁置，核心圈被分化，意识形态语境被冻结……”①再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看到李敬泽、李洱、邱华栋等几位前辈在一九九〇年代推出的一本对话录，②对话围绕的主题就是他们这代人的文学。我发现，当年他们努力辨析的几个关键词，比如“个人化写作”、比如“日常生活”，从今天来看，不但已经成为描述那代人美学经验的标识，而且进入了文学史成为“文学史概念”。也就是说，这拨“六〇后”作家的经典化，其实离不开同代批评家群体的有效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