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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与文化坚守 ——从越华文学作品看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身份认同
2014年02月18日 10:18 来源:《华文文学》2013年2期 作者:林明贤 字号

内容摘要: 越战时期的越南华人虽然备受身份归属的煎熬,却始终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自觉自愿地以华文文学创作来坚守民族文化的堡垒。出于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极度不满,越华作家借着召唤民族文化来纾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关键词:身份认同;民族意识;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越战时期的越南华人虽然备受身份归属的煎熬,却始终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自觉自愿地以华文文学创作来坚守民族文化的堡垒。出于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极度不满,越华作家借着召唤民族文化来纾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关 键 词】身份认同/民族意识/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林明贤,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讲师。

 

  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特定社会的认同,它包含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阶级认同等等。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既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息息相关,又与东南亚各国及区域的政治文化生态存在密切联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多数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独立,维护国家的统一,并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当地的外侨(以华侨华人居多)实行归化政策,颁布了相关的法令,要求他们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在此政治背景下,在东南亚华人中“曾居支配地位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被迫让位于当地新的国家认同”①。放弃祖籍国的国家认同,接受当地国家的认同,这种转变对当时许多华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而对于置身越战的越南华人来说,这种痛苦更加具体和尖锐。由于文学能“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时刻,留存下细微、深邃的心灵感触,使我们得以在冷冰冰的历史素材之外,还能从带着暖意的字里行间,感触到文化认同对于一个人,一个生活在家园以外的人,意味着什么”②,因此笔者试图从越战时期的越华文学作品入手,对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身份认同进行解读与分析。

  一、越南华人的生存困境

  1954年7月,法国与越南签订了《日内瓦协议》。根据协议,越南被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越是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则由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统治(1955年,吴廷琰发动政变推翻保大皇,建立越南共和国)。越南北方虽与中国接壤,但华侨华人多数居住在南越,尤以西贡堤岸最为集中。1956年,南越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外侨在越南从事11种行业的经营活动(所禁止的行业几乎都是华侨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为了生存,越南南方大多数华侨加入越南共和国国籍,成为南越公民。1961年,越战爆发。南越吴廷琰政府为了对抗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要求华人青年服兵役,引起华人极大不满和恐慌。

  为了逃避兵役,不少越南华裔青年或“顶不愉快的买一张国籍/或开年龄的玩笑”③。有一些人甚至被迫藏身于黑暗的阁楼里,数年不见天日,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西牧《关着的夜》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只为不愿目睹死亡横躺在异乡的历史/他要逃避太阳在落难的年代里/他用面包来贿赂嚣叫的白昼……/当所有的黑敲响着午夜的梦回/风骤起他似睡非睡的偃卧着/听由远而近/蹂躏了一个个晚上的那鞋声……”④因为不想成为战争无谓的牺牲品,无数役龄华裔青年不得不自我幽禁、自我封闭。他们长年累月沐浴不到明媚的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即便是在午夜梦回之时,他们也无法安然入睡,因为查户巡警的鞋声,总令他们毛骨悚然,夜不成寐。越南华人内心的压抑和痛苦是我们这些不曾经历过战争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随着越战的不断升级,走投无路的越南华人“处于两种政治力量作生死决斗的隙缝之中,动辄得咎,小则坐牢或破财赎身,大则白送生命”。⑤越南华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愈来愈大。黎启铿《我是一尾漏网的鱼》反映了越南华人在战争背景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渔人在河中撒下了天罗地网/到处是危机重重/渔网团团地把我包围/而我是一尾漏网的鱼/靠着敏捷的身手,机警的智慧/逃出了渔人的魔掌/但渔人并不肯就此干休/他的心地是那样丑恶/他的手段是那么阴险/为了自己的权益/强迫我们替他牺牲/我许多可怜的同伴们/已被围捕做了网中之鱼/遭受了可悲的命运/我是一尾漏网的鱼/我的心在惊慌,我的心在彷徨,明知这条河流是危险的地方,但为了觅食,我不能不穿梭来往/我是一尾可怜的鱼啊/明天的命运不知怎样”。⑥这首诗的寓意非常明显,“渔人”暗指南越政府,“我”则暗指暂时逃脱了兵役的越南华人。虽然“我”成功漏网,但丑恶阴险的南越政府并不会善罢甘休,不会轻易放过“我”这只漏网之鱼的。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我”根本无法掌控自己未来的命运。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生存困境由此可见一斑。

  古弦的《死亡曲》是唱给越南华裔青年的一首挽歌:“很虚无这些日子/我们不敢再绘远景不敢再恋爱……/现在我们都没有明日的/关于明日的许多许多图案都自缢而死/孩子你相信吗/这里的太阳很黑的/在白昼我们都是目盲者/我们摸索/以后我们的尸体被抛弃在黑森林/以后我们割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止渴/很虚无这些日子/我们没有依靠我们是孤魂”。⑦战争的魔爪撕裂了年轻人的梦。在一个没有生命保障的异国他乡,诗人已不敢再憧憬未来,不敢再向往爱情,因为明日是不可企及的,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明日。在烽火弥漫的越南,太阳已不再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它已披上了死亡的黑衣。越南华裔青年是一群无依无靠的孩子,是一群“孤魂”。他们的命运是如此悲惨:“尸体被抛弃在黑森林”,“没有人给你植一株牵牛花/没有人献花圈没有人给你念悼念诗”。⑧

  二、越南华人的身份归属

  虽然许多华人迫于现实压力和生存需要不得不归化入籍,但对大多数越南华人来说,越南国籍只是合法身份的标签,在他们的内心,是排斥与南越的国家认同的。作为异族人,他们对越战有清醒的认识——越战是一场“兄弟阋墙”的战争,是冷战格局下两个敌对政治集团的较量。他们拒绝卷入这场没有民族感的战争。他们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异乡人”。

  李志成的《写在异乡》表达了身为异乡人的苦闷:“自脱胎于湄公河畔/遂有亚热带的褓姆育我成长/之后餐椰树风喝季节雨/渡十九年异乡人没有回响的岁月/于这不划分四季的区域……/总是陌生重叠陌生/摈弃于家乡外之外/存在于异乡内之内/我的名字再用不着目击/已忽略写于祠庙的族谱上/想血统相同的家族/农牧于定点中不定点的故乡/我这血统相同的私生子/且流浪于不定点中定点的湄公河畔……/自我考究当我赴冥府约会/我的墓志铭刻以方块字?/抑是蝌蚪文?许是无字/是无名碑是无名塚/无名是异乡人……”⑨中华民族是一个乡土意识、家园意识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安上重迁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无家可归一直被视为人生之大不幸。“家乡”、“家国”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和精神寄托的基础。越南华人远离故土家园,远离祖先的庇护,他们的名字为宗祠族谱所忽略,其死后的墓志铭不知是用中国的方块字还是用越南的蝌蚪文来写。最可悲的结局可能是无名碑、无名塚。越南华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充满了无奈与痛苦,因为无名无姓就是他们身份的真实写照。

  若将越南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置于时代背景中进行分析,便不难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迷惘与痛苦。越南华人将自己视为流落越南的异乡人,在情感上他们是认同中国的。但1949年以后,中国国民党退据台湾,中国两岸对峙的局面让许多海外华人陷入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中。而对生活在越战阴影下的越南华人来说,这种认同困扰更加强烈。大陆的共产党与苏联支持北越,而台湾的国民党则与美国联手扶持南越。越南华人被裹挟在这两大政治集团争斗的漩涡中,何去何从,实难抉择。大汤的《半吊子的》表达的正是越南华人对母国的认同困惑:“他们都在谈论着/我的母亲/是个离了婚的女人/……/老师请莫问我/我的母亲在天那一方/清明的泪滴冷了/这片濡湿的路子让人寂寞/绘不出一片秋海棠/何必道认同/何必道回归/母亲/你病愈的容颜以及我的灰眸子/国庆日以及国殇日/亦无臂上翅亦无颜色……”⑩诗中的“秋海棠”暗指秋海棠地图,即当年包含外蒙古在内的中华民国地图。海峡两岸对峙的格局使“秋海棠”不再完整。清明本是祭祖扫墓的时节,可是诗人却说不清自己的祖先在哪儿,自己该归属哪一方。“何必道认同”,“何必道回归”是当时众多海外华人悲怆而无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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