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产生，既是历史淘洗的结果，更是现实建构的需要。自1978年迄今，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实践不仅可能而且日显迫切。新时期文学“经典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确认自身学科价值的学科努力，也是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各类读者确认新时期文学创作成就的文化举动。

　　在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学术界的努力固然重要，大众媒体对经典筛选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文艺创作流行碎片化、感官化和文艺阅读追求即时性、娱乐性的当下，我们无疑需要主流文化媒体主动参与到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这一文化工程中来，在知识分子的思考议题和民间大众的阅读趣味间架设沟通桥梁。也正是在主流媒体广泛参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背景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对当代著名作家进行的文学访谈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舒晋瑜的文学访谈迄今已集结出版三部，即《说吧，从头说起》（2014）、《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2017）和新作《深度对话茅奖作家》（2018）。以一人之力采访了众多当代著名作家，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了全局性扫描，这显示出舒晋瑜在记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经验、整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料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概览这三部书访谈的作家我们发现，尽管舒晋瑜长期跟踪徐则臣、慕容雪村等“70后”作家和颜歌、春树等“80后”作家的成长，密切关注网络文学的发展和微信时代民间文学的发生，但三部访谈录中的主角却基本都是新时期以来创作时间长久、创作成果丰富的知名小说作家。如在《说吧，从头说起》中，她访谈的陈忠实、贾平凹、莫言、苏童、铁凝、王安忆等16位作家，均是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诸多重要的文学潮流的弄潮儿，且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又如在《以笔为旗》中，她虽然也采访了魏巍、李瑛、峻青、彭荆风、冯德英、马识途等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创作的作家，但访谈的主体仍然是朱苏进、周大新、毕淑敏等在新时期文坛取得很大成就的中年军旅小说作家群体。而《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则将目光聚焦到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为何中年知名小说家备受青睐？这与这些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的地位和取得的成就有直接关系。学者程光炜曾说：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应该从近30年涌现的重要小说家开始。以此观之，舒晋瑜的文学访谈既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状况的反映，也是对学术界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呼应。

　　舒晋瑜的当代作家访谈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当代文学研究史料。一般来说，关于作家的故事数量和作家的经典化程度往往成正比，这在鲁迅、徐志摩等著名作家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但作家们虽然善于在作品中书写人生，却往往拒绝透露个人的生活经历和隐秘感受，这为文学研究制造了一定的障碍。而舒晋瑜的文学访谈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珍贵材料，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笔者曾借舒晋瑜的书名总结其访谈特征——“从头说起”。她往往从作家的处女作开始说起，然后逐渐引出其代表作，再联系其近作，进而完整呈现出作家创作的全过程。她还从作家的童年记忆和故乡情结入手，寻找作家创作的核心动机和依靠的写作资源。因此，她所提供的丰富材料，不仅可以让读者更完整地了解作者生活经历和创作个性，还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些不为人知或未被充分重视的细节材料。以《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为例，我们可以从中得知，金宇澄的《繁花》在修改过程中接受了网络读者的建议；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是“善于领会编辑意图”的修改结果；李国文转写散文，是出于“不再有浪漫气质”的自省；刘斯奋“见好就收”，遂转向绘画和书法领域；王安忆一直以未上大学为遗憾；王火谦虚自陈“我不是大师级的”，等等。这些丰富的创作细节、作家的个人心结和创作转型，如果不是由作家在访谈中亲自披露，读者就很难得知，所以显得极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