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虚词在中国新诗中的大量使用,是中国诗歌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虚词大量入诗推动了诗体与语言的解放,也推动了新诗现代诗意的有效生成。

　　体现现代人格精神

　　古代汉语诗歌由于固定诗体的囿限,常少用或不用虚词,语义趋向于内在的意会和联想,常指向语言的多义、朦胧与模糊性。这虽形成了蕴藉朦胧的美感,但在某种程度上却牺牲了表意的明确性。而当诗歌需要更明晰地传达较多新鲜丰富的现代情思时,便需要思维、语言、形式等方面的革新。

　　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体现了现代诗人对“言文合一”的诗歌观念的追求。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新诗实践,就重视语义逻辑的完整与诗歌语言的明白清楚。诗美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与胡适讲究“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白话文语体方式有关。穆旦诗歌中关联词语的使用与穆旦首先追求思想表现的“明白无误”相关。穆旦诗歌虚词的使用,还构成了表意的深邃、精密、立体,体现了发展期新诗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复杂化及语言风格的现代化。这些都呈现出新诗表意的丰富与主体现代思想的一致性。

　　虚词入诗方式的不同及诗句的自由灵活、变化不端,能适应现代人情感与思想的表现,形成多维丰富的审美效应。虚词不仅本身承担着“我之生气”的功能,还为现代诗人所调控,形成散文化诗句中实词与虚词组合的弹性张力,能够体现主体的“动”的精神和能量。如《尝试集》虚词的使用严格遵照现代汉语语法,对于“诗体大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胡适勇于“尝试”、严谨冷静的学者性情相符,显示出平实自然的美学趣味。郭沫若的《女神》中大量感叹词的使用与诗人任性自由、纵横恣肆的性情相一致,彰显了现代性的人格精神,以“情绪的解放”带动了新诗雄浑豪放的审美新风尚。这些都促进了新诗美学趣味的形成。

　　拓展叙事与说理功能

　　现代汉语虚词的激增,能够以清晰的语义逻辑关系叙述复杂纷纭的事理现象,大大加强了新诗的叙事功能。现代诗歌融入大量虚词所形成的诗句散文化倾向,可以有效完成对叙述主体、叙事内容以及时空关系的把握。如“五四”时期“作诗如作文”的叙述表现,卞之琳诗歌中叙事性、戏剧性情境的融入,穆旦诗歌诗句倒装和跨行的表意策略,解放区诗歌的歌谣化、民族化倾向等,都体现出现代汉语诗歌多元的叙事功能。

　　大量虚词的入诗也拓展了新诗的说理功能。如冯至采用大量介词和关联词,以十四行体的形式规约抒情,减少了情绪的奔涌,体现出诗人情感的节制与叙述、思辨因素的彰显。诗人也寻求在客观世界中寻找心灵对应物,但这不同于古代诗歌的兴感思维,而是具有以理束情、情理结合的现代思维趋向。这种沉思内敛的美学趣味与虚词所嵌入的十四行体形式形成了相应的统一。

　　穆旦诗歌的关联词语使用也凸显出诗歌语义、情感、思维的严密性与逻辑性。诗人将情感隐藏在诗句腾挪跌宕的理路中,呈现出情感的奔突洄旋与诗歌形式的张力。关联词语的运用使诗人知性与感性、情感与理性相融合,形成了静穆沉郁的浑厚诗美。这与穆旦所追求的理性抒情主张相一致,显示出对幽深、丰富、复杂的诗歌层次的追求。穆旦诗歌中的虚词运用体现了新诗理性抒情的美学新趣味。大量虚词的巧妙运用,以散文化诗句的弹性张力进行调控,为叙事、哲理入诗提供了语言基础,拓展了新诗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