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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治辰:从新文学的起点返观新世纪文学
2017年03月20日 17:00 来源:文艺报 作者:丛治辰 字号

内容摘要:所以关于“百年新文学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这一主题,或许最好的结论是:对新世纪文学而言,最好的情况就是不断走出百年新文学的视野。

关键词: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文学;新世纪文学;新文学

作者简介:

  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丛治辰的《上海作为一种方法——论〈繁花〉》,论述了长篇小说《繁花》构筑“纸上的上海”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分析了它作为一种方法,蕴含着如何理解记忆和历史的多重可能性,其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作家论”。论文见解独到,论述合理,才识俱佳。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百年新文学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这个主题的两个关键词都让我感到难以把握:“新文学”经过百年发展,纷纭复杂,其内部充满此消彼长的相互作用与争夺,以此为“视野”,究竟是怎样的视野?而“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尽管已经被讨论很久,但似乎除了时间定位的意义,始终难以从内在特征加以概括和梳理,因此我们所说的新世纪文学又是怎样的文学?当然在此时谈论这一话题有着特别的意义,那些如今已成巨人的文人学者们,就在恰好100年前将中国文学带入现代,逐渐形成新文学的灿烂图景;而由于某种关于时间阶段的莫名轮回信念,我们难免期待100年后的今天,文学与文化都会有一次再出发。所以在这一主题下,我宁可暂且不去考虑新文学百年来的复杂性,而回到100年前的原点,思考那时候巨人们的探索,对于今天会有怎样的启发。

  大略而言,我以为在上个百年之初,那时的知识分子至少在三个层面深入地思考了“新”与“旧”的时代命题:其一是基于家国情怀的思考,20世纪初叶的中国,所有文学与文化的命题,无不在民族国家的大命题之内;其二是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考,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作用与位置;其三是关于文学的思考,那当然涉及书面语言的更替、文体的变化与创生,以及文学之于外在世界的意义等等。

  就第一个层面,新世纪文学至少面临着两重困难。第一重困难是,我们经历过文学与政治过度亲密的时代,那时候文学活力的衰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向事情的另外一端努力,不再愿意触碰宏大主题。更何况,一个日益碎片化的“小时代”很快就来临了,宏大之物似乎愈发被琐碎之阵淹没,变得难以把握。因此随着越来越年轻的写作者成为创作主力,新文学之初那种立足于文学之外的伟大理想,在文学当中越来越萎缩。当然,20世纪80年代去政治化的文学立法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创作者,这一方面使他们可以放心地回避崇高,沉湎琐碎,退回个体;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他们沾沾自喜于所谓文本内部的历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还能看到那么多“伪先锋派”的原因。但是在经历过那样一轮极端的形式创新之后,纯粹的形式层面还有多大的潜力与空间?而那曾经将文学从禁锢下解放出来的呼吁,换了一个时代是否同样也会构成压抑它的力量?今天文学的自说自话,其社会效应的整体退败,是否应该回到这个层面加以反思?第二重困难是,其实当然很多作家,仍在关切着宏大的命题,但是这种关切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是能动的,还是惯性的?是富于创造力的,还是机械重复的?新文学之初的那些知识分子们,是带着真实的社会问题投入到对宏大命题的思考,他们真的探索症结所在,他们不断地创造世界观和解决方案,而今天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陈旧观念的一再重复: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巨变,社会结构如何重构,对于历史的态度都仍立足于简单的立场与逻辑。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写作者的勤奋问题:所谓勤奋不仅意味着不断写作,关键在于是否写出了有效的作品;作家的勤奋不应该是在敲打键盘的体力劳动层面,而更应是在精神层面,在思考能力的层面和世界观的层面。不能不断思考真问题,而重复老调子,我以为算不上创作。这实际上已经涉及第二个层面,即新世纪的作家们,如何体认自己的身份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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