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我前往山西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一个作家采风团。这次去的是一个古村落，据说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在看完回来的颠簸的旅行车上，一个年轻的编辑——她是“90后”——跟我说，每当我看到你们讴歌乡村文明，煞有介事地宣泄自己的乡愁的时候，我就特别郁闷：你们干嘛不回农村，干嘛天天窝在城市里跟我们争夺资源和空间呢？

　　我大为惊异，她的话语几乎让我刚刚在古村落酝酿起来的温情瞬间变冷了。后来我仔细想想，她的这种观点，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也曾经强烈地表达过。那段时间我身体一直不太好，她在我们家帮忙。一年后，她执意与老家定了亲的男友分了手，一定要我在城里帮她寻觅一个男朋友。后来她真的找了个打工青年，两个人共同打拼，在城里买了个二手房。她说，就是在城市里要饭，也不能再回农村了，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过那样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我觉得，如果没有既在农村又在城里生活过的切身体验，是很难说清楚的。在许多人眼里，城市简直成了万恶之源。因为有了城市，才有了传染病、贫穷、犯罪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罪愆。也因为有了城市，造成了乡村文明的衰落和故乡的凋零。这种看似简单直接的结论，影响了很多人，也成为很多作家最容易复发的心病。像哲学家一样，作家们对“乡愁”异常敏感，尤其是中国作家。毕竟我们享受工业文明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很难充分建立起对城市的信任。然而，当我们哀叹“钢筋水泥的丛林”时，我们几乎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可能从庞大得包罗万有的城市肌体上，摘下我们孱弱的身体吗？

　　其实，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我的写作也充满了城乡之间的挣扎。除了获奖的《明慧的圣诞》，前两年我还为《光明日报》副刊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北去的河》。小说的主旨就是反映城市和乡村尖锐的对立：春生和秋生是一对情同手足的堂兄弟，堂兄春生在老家当农民，堂弟秋生在北京某部委当司长。秋生为了帮助哥哥，就把春生的女儿雪雁弄到北京来，想着“跟他们三五年，给她在北京安排个工作，再找个婆家”，等堂兄堂嫂“他们老了也去北京”。这样的安排可谓既顺理成章又情深意长。“刚到北京的时候，雪雁是真欢喜。每次打电话回去，都要跟她娘叨叨半天，在电话里领着她娘把个北京城踢腾个遍。”谁知好景不长，雪雁“过不了多久，就开始闹情绪了，先是给娘诉苦，天太干，浑身像蛇蜕皮似的，一层一层往下掉皮。后来又说嗓子堵得难受，整天脖子像被人掐着喘不过气来。再后来，就直说了，想家，死活不在北京待了”。春生原以为秋生把他喊到北京来，是让他做做女儿的工作，不让她回去。谁知秋生的意思一是来让他看看女儿的生活环境，二是为了告诉他，“别说孩子，我都常常想啥都不干了，回咱们家种地去。在家里头过日子，快是个快，慢是个慢，心总有个落地的时候。哪像这里，天天急得跟赶黄昏集一样！”

　　于是，春生回到了故乡，突然发现家乡是如此美好，感悟到“家并不是光指房子、床铺和锅灶，它是地土，是树木，是水，是气味儿”。

　　这篇作品发表之后，得到了很多作家、编辑和读者的热烈反馈。还有人说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篇小说，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心里最想说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