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世上最难逾越的是“说话”。语言的障碍比攀登还难。赶集，经常遇上对方操着一根生硬的舌头在比画着，别扭的同时，感觉对方很遥远。听大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曾有一个说客家话的人和一个说闽南话的人赶集半路相遇，一个想买对方的小猪，一个说五五二十五，另一个也说五五二十五，结果两人越说越激动，如同吵架，却根本不知对方说了什么，好像嗓门儿低就吃了亏似的，他们互相朝对方吼山似的脸红脖子粗嚷了半天，其实他俩说的是同一个价。

　　小时候，我生活在闽南话与客家话交汇地带。我们那小村庄说的是客家话，相邻几个大村庄说的都是闽南话。那时人的交流很少，一年到头家里难得见几个生人，也就逢年过节串个亲戚，人的活动范围很少超出村庄。遇上说闽南话的客人，我总觉得他们不是“同类”。要命的是，上学时，老师竟然用普通话与闽南话对译课本，让我根本找不着北。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每天看着老师两片嘴皮翻飞，而我，却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啥，每天都像一个小呆瓜坐在课堂上不知所云。成绩就不用说了，总是个位数。直到四年级，我和几位说闽南话的同学玩在一起，让我听懂了他们说的话，进而让我听懂了老师的课，渐渐明白了课本上的内容。

　　方言的障碍让我深受其害。然而，南方似乎是方言的沃土，翻过一座山，或渡过一条河，你就会落入陌生方言的包围中。当你发现整个村庄操着浓浓的异腔，仿佛到了“番邦”，语言像山一样横亘着，一时难以逾越。细心的人会发现，不止是方言，在南方，鸡犬相闻，遥呼相望的两个村庄，不但语言不通，连习俗也大相径庭。我们村过七夕，翻过一座山的姨妈家却不过；同样，他们过七月十五，我们村却不过。这是多么有意思的差别，然而，正是差别，才显得丰富多彩。

　　语言和习俗都是文化的活化石，细细探究，仿佛看到一条历史的河流缓缓流动。华夏5000年的文明史，有一个人口南迁历史现象特别凸显。这种南迁现象还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客家迁徒。西晋以来，由于兵燹、灾年或人口膨胀，先后发生了5次大面积客家人南迁，这些原本定居在中原的汉民，被迫举家举族外迁，背井离乡寻找一个可供生息的土地，以躲过灾年。迁徒的大军从不同地方走来，向不同的地方走去。但大方向还是有的，就是要向着大山走去，向着战车再也不能驰骋，战马再也不能驰奔的地方走去。像磁针引路似的，他们都一路向南走来。这些迁徒的平原先民们急匆匆地往前赶路，肩上扁担压弯了腰板，一抬头，突然看见已陷入绵绵群山包围之中，烟雾迷离中，看不清来路，也看不见前方路在何方，拂手拭一把额头汗水，却被山风灌个满怀，一拍脑门儿，这草木丰沛的群山不正是最好的屏障吗！从此停下疲惫的脚步，夯土为楼，焚茅开荒，开始新一番生息繁衍。要不然，千山万壑中，为何都有中原先民后裔。南方村落中，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姓氏聚居，绝不会是众多姓氏混杂。姓氏就是氏族的血脉徽章，它让人一目了然看清基因纽带的脉络，每一个村落的姓氏都亮明你的前生与来路。

　　人口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碰撞。这些迁徒的族群就像一颗颗文化的种子，把起源的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一步步向南传播，直到天涯海角。每到一处，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耕读传家的思想，都能落地生根，并在与当地土著的不断碰撞融合中，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或说文化现象。所谓十里不同俗，细究之，他们又似曾相识，个中原因，就是地域演变的结果。南方多山隔阻的原因，让这种地域风格更加鲜明。也正是高山大河的隔阻，让一个地方的语言和习俗从此放慢或停下前进的脚步。一种方言或一宗民俗往往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文化孑遗。从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看到，每一个村落都是一座文化的堡垒。

　　只是，方言与习俗都是有年轮的，语言和习俗都是活化石，历史总在路上等我们，我们每天都在和古人相遇，只是自己不知道。历史不只是在博物馆，更在我们嘴上，在每个人身上。我们身上流淌着古人的全部文化基因，它在我们当今的语言中，在各地的习俗中，我们自身就是一座文化基因的博物馆，却从未发现。我们操着古老的乡音，在与今人对话，还将与后人对话，方言和习俗是最清晰的历史链条，横贯古今，它需要我们拿出全部的热情去传承和发扬。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