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学史上，“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影响很大且关联密切的两个诗学命题。如果说“诗言志”是一个《诗》学阐释命题，那么“诗缘情”更多是一个诗歌创作命题，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志”与“情”、“言”与“缘”上，同时也表现在“《诗》”与“诗”之间。本文通过对这三个方面差异的分析，呈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演变过程及丰富的内涵变迁。

　　“《诗》”与“诗”

　　“诗言志”是《诗经》时代的《诗》学阐释命题，《尚书·舜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个“诗”，指与乐相配合而歌的典礼乐歌的歌辞。最早的“诗言志”，是在仪式颂赞与讽谏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就形成了礼乐相须为用的文化传统。早期的仪式乐歌以表德与颂赞为主，至西周中期以后，王道衰微，针对执政者的德行缺失，朝臣们会献上具有规谏之义的“诗”进行劝谏。这就是作为周天子听政方式之一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周宣王中兴时代，这些具有讽谏之意的“诗”被纳入仪式，在与“歌”合流的过程中，“诗”成为仪式乐歌的总名，于是符合乐教思想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被正式提出。周平王东迁之后，重修礼乐，辑录两周之际朝臣所献之“诗”，与西周时期的仪式雅歌编为一集，名之曰《诗》。一方面，《诗》成为春秋时代外交场合频频被称引的对象，即“赋《诗》言志”（“《诗》以言志”）；另一方面，时人对“观人以言”的重视，也让“赋《诗》言志”在传递心志的同时，兼具表德与观德的意义，即“《诗》以道志”（“教《诗》明志”）。

　　在经历了《诗经》时代由专指讽谏怨刺之辞到兼指颂赞之“歌”与讽刺之“诗”的意义扩展过程之后，随着《诗》文本的结集，作为文本专名的“《诗》”，逐渐成为春秋战国时代“诗”字最通行的义项。但“诗”义的扩展仍在继续。战国后期开始出现与《诗》无关的“诗”，如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荀子·赋篇》中的“佹诗”等，此后便是汉代的“歌诗”。“歌诗”既重视“歌”的形式，又强调“诗”的内容。“歌诗”的出现，使“诗”突破了《诗》的束缚，具有更为普泛的意义。“诗”义的扩展，又为“诗言志”突破《诗》学阐释观念，向更广义的诗歌阐释命题转变提供了条件。

　　“志”与“情”

　　“诗言志”是《诗经》时代的产物，是对《诗》之功用的阐释。就《诗经》作品而言，喜怒哀乐之情是推动“诗”之所以成“诗”的原初动力。这就是《毛诗序》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这里，“情”与“志”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孔颖达在作《毛诗正义序》时，直接把“志”换成了“情”：“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就《诗》而言，“志”就是“情”，“情”就是“志”，如孔颖达疏《左传》“六志”时所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

　　春秋末年，“志”与“情”开始分化。一方面，在“诗言志”所建立的阐释系统中，“诗”与“志”的关系被不断强化（马银琴《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及理论嬗变》）。《礼记·孔子闲居》有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礼记·乐记》又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孟子·万章上》则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与此同时，在实际使用中，“志”蕴含“志向”“志气”等含义，如《论语》中的“吾十五而志于学”，《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等。另一方面，与礼乐诗文相关联的“情志”，被更多地用“情”字来表达，“情”与“志”逐渐分化。如郭店简在《性自命出》中，以“情”为中心来讨论与《诗》《书》、礼、乐相关联的问题，如“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上博简在《孔子诗论》中的“《燕燕》之情，以其独也”，更是直接以“情”来说诗。

　　战国末年提出“发愤以抒情”的屈原，把“情”与“志”的分化往前推进了一步。其作品中的“情”字，王逸或释为“志愿为情”，或释为“情，志也”，表现出了对“情”“志”相通观念的传承。但是，其中所使用的“志”字都包含着超越常“情”的“志向”“志愿”之义。汉兴之后，“情”与“志”的分化越发明晰，庄忌在《哀时命》一文中所发出的“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的感叹，不但明确呈现出了“志意”与“感情”的二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情”与“诗”直接关联的开始（《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及理论嬗变》）。与此同时，经学阐释中也出现了《诗》与“情”的直接关联，如“《诗》之为学，性情而已”（《诗纬·泛历枢》），“《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刘歆《七略》残文）。可以说，文人创作中对“情”的重视，经学阐释中“诗言志”让位于“诗以言情”，都为“诗”“情”关系取代“诗”“志”关系奠定了基础。

　　“言”与“缘”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出自《汉书·艺文志》，这是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对汉代乐府歌谣抒发哀乐之情的基本方式及其特征的概括。在汉乐府歌谣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率性自由地抒发生活中的哀乐之情时，作为“古诗之流”的辞赋创作，在继承屈原、荀卿作赋以讽的过程中，逐渐走上了一条“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而没其讽喻之义”（《汉书·艺文志》）的道路。东汉伊始，在光武中兴的背景下，班固重新肯定赋的意义与价值：“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两都赋序》）这个定位，把西汉以来因铺采摛文而脱离政教轨道的赋体创作，重新纳入由《诗》奠基的政教传统，从而消解了扬雄提出的“讽”与“劝”的矛盾，为赋体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诗赋同类，辞赋铺采摛文的特征不可避免会影响到诗的创作。从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诗》开始，文人诗的创作经过东汉中后期的发展阶段后，迎来了“五言腾跃”的建安时期。文学逐渐从经学附庸的地位摆脱出来，成为文人抒发情感、展示才华的重要方式。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创作风格，使他们的诗歌在表现个性的同时，也呈现出了辞采华丽的特征。这是曹丕“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观念得以提出的实践基础。

　　“诗赋欲丽”表达的是创作者的追求，反映的是创作者对创作行为的自觉。曹丕的论述虽不系统，却开启了理性探讨文学创作理论的先河。此后，陆机的《文赋》在面对“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创作难题时，站在创作者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创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在言及不同文体的创作要求时，他提出了著名的“诗缘情”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从“诗缘情而绮靡”中，我们能够看到汉代歌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启发，以及“诗赋欲丽”的影响。从“缘事”到“缘情”，从“欲丽”到“绮靡”，它们既是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创作心理机制的主动探求。这与“诗言志”基于阐释者的立场，对诗歌功能与用途进行阐释显然不同。

　　总而言之，“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个命题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诗”字内涵的演变所带来的“诗”与“《诗》”的不同，是西晋时代诗歌走上轻绮之路后产生的诗学命题“诗缘情”不同于“诗言志”的根本原因。其次，伴随着“诗”义的拓展，“情”与“志”也由相通而发生分化，“情”指向感物而动的情感，“志”则向“志愿”“志气”倾斜。以“情”与“志”的分化为前提，屈原倡导的“发愤以抒情”，让诗赋的意义超越“言志”的范畴，在庄忌“杼中情而属诗”的陈述中与“情”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因此，“情”取代“志”，成为“诗言”的对象，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再者，与前两个层面的变化相比，“言”与“缘”则呈现了阐释者与创作者之间的立场差异。这三个层面的差异是由《诗》到“诗”的意义扩展、“情”与“志”由合一走向分化的过程，更是从“言”到“缘”，创作者由隐身诗后到走到诗前，成为文学活动主体的过程。

　　“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就已经出现的“丽”化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宋之后，走上轻绮之路的诗歌创作，在成就永明体的音韵和谐之美后，在陈叔宝及其“狎客”绮丽浓艳的创作追求中蜕变为“亡国之音”。唐人在反思历史、总结文化时，充分意识到“诗缘情”的局限与“诗言志”的价值。孔颖达对二者进行了深度整合，“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毛诗正义序》），“畅怀舒愤”是对“诗缘情”说的肯定，“塞违从正”则是对“诗言志”说的继承。从此之后，“言志”与“缘情”相互补足、相辅而行，在“志”“情”并重、和而不同的融合发展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诗歌传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