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改写文学有着悠远的传统。但战后西方出现的莎剧改写盛事却不同于此前的改写实践：在“后”文化生态作用之下，当代改写成为了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再写，不仅改写的含义发生了位移，其创作策略、话语模式及主题驱动均受到当代文化思潮的浸染，从而与传统莎剧改写表现出迥然的差异，成为莎士比亚在当下时代的一种独特存在。

　　关 键 词：莎剧改写/“后”理论思潮/再写/存在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研究”(项目批号10BWW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红薇，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自莎剧出现四百多年以来，剧作家们以数不清的形式在舞台上重塑和改写莎剧。从1660到1777年，就有50多部的莎剧改写作品问世，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莎剧原文进行了删减、添加甚至全文的再写。①进入19世纪之后，莎士比亚备受推崇，被圣化为诗人、哲人和预言家。但即便是在此阶段，莎剧改写也并未停止，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就曾著有《王者史蒂芬：一部戏剧片段》(King Stephen：A Dramatic Fragment，1819)。对莎剧的各种改写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的戏剧舞台。现代戏剧大师萧伯纳(Bernard Shaw)就曾热衷于莎剧改写，著有《莎氏与萧夫》(Shakes versus Shav，1926)和《凯撒和克里奥佩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1950)等作品。

　　上个世纪60年代后，西方舞台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莎剧改写高峰。在欧洲大陆，不少著名剧作家成为当代莎剧改写的先锋者，如法国剧作家尤金·尤涅斯库(Eugene Ionesco)先后创作了《国王死去》(Exit the King，1962)和《麦克白特》(Macbett，1972)，德国剧作家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以莎剧《科利奥兰纳斯》为起源文本创作了《柯里奥兰》(Coriolan，1964)。此外，还有德国剧作家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的后现代莎剧改写作品《麦克白》(Macbeth，1974)和《哈姆雷特机器》(Hamletmachine，1977)等。

　　而在英国，1965年随着查尔斯·马洛维奇(Charles Marowitz)的《拼贴，哈姆雷特》(Collage Hamlet)在伦敦“残酷剧场”(Theatre of Cruelty)的上演，英国舞台上也掀起了旷日持久的改写热潮。1966年，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剧作《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敦已死》(Rosencrant and Guildernstein Are Dead)隆重问世：这部带有荒诞派特色的莎剧改写作品不仅成就了斯托帕德在当代英国戏剧中的地位，也代表着莎剧改写被主流戏剧所接受。此后，斯托帕德还创作了《多格的〈哈姆雷特〉，卡胡的〈麦克白〉》(Dogg's Hamlet，Cahoot's Macbeth，1979)等作品。与此同时，另一位剧作家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也凭借《李尔》(Lear，1971)和《大海》(The Sea，1973)成为与马洛维奇和斯托帕德齐名的莎剧改写大家。此外，还有主流剧作家大卫·爱德伽(David Edgar)以《罗米欧与朱丽叶》为素材创作的《死亡故事》(Death Story，1972)，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以莎剧《科利奥兰纳斯》为起源文本创作的《有个地方叫罗马》(A Place Calling Itself Rome，1973)，以及阿诺德·威斯克(Arnold Wesker)的《商人》(The Merchant，1976)、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的《第十三夜》(Thirteenth Night，1981)、伊莱恩·范思坦(Elaine Feinstein)与英国女性戏剧组集体创作的《李尔的女儿们》(Lear's daughters，1987)等。

　　进入80、90年代之后，莎剧改写之风从欧洲转向北美。那里的剧作家们将莎剧置于当代北美的政治语境中，创作了一系列独特的经典剧作，其中包括：美国剧作家鲍拉·沃加尔(Paula Vogel)的《苔斯德蒙娜：手帕的戏剧》(Desdemona：A Play about a Handkerchief，1993)、加拿大剧作家安·玛丽·麦克唐纳(Ann-Marie MacDonald)的《晚安，苔斯德蒙娜》(Goodnight Desdemona，又称《早安，朱丽叶》，Good Morning Juliet，1988)、狄娅内·西尔斯(Djanet Sears)的《哈莱姆二重奏》(Harlem Duet，1997)等。

　　这种改写实践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纽约时报》剧评家本·布兰特利(Ben Brantley)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当今的伦敦舞台上，跨越文学类别和文本时空的改写性创作仍异常活跃——在这个异花授粉的文化时代中，对经典的重构正在考验并延伸着传统戏剧的最大极限。②

　　但正如批评家索尼娅·马赛义(Sonia Massai)所说，这一繁荣了半个世纪的莎剧改写浪潮却是当代文化史上一个被忽略的篇章。直至今日，不少学者仍以传统的目光审视这一文化现象，将其与改编混为一谈。“改写”一词来自英文“adaptation”，但怎样理解“adaptation”，却成为横在理论研究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是“改写”？“改编”？“修正”？“再写”？还是“挪用”？鉴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以莎剧起源文本为创作元素的再写戏剧，笔者采用了比较中性的“改写”这一译法。

　　关于当代改写文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昔日的经典大家可以通过重新改写成就其经典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今改写者的创作？当代改写与传统莎氏改写有何不同？对此，笔者认为，出现于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改写不同于此前的改写实践。它是一种“后”理论思潮作用下的“再写”实践，各种“后”理论思潮构成的文化生态不仅改变了当代改写创作的根本含义，同时也为其创作提供了新的叙述策略、话语模式及主题动力，从而使改写成为“后”时代中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有形式，一种莎士比亚诗学在当下的独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