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期 多维度援助破解西非粮食困局——全球发展倡议的西非实践

2023-01-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11月12日,习近平主席向“杂交水稻援外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发表书面致辞时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半个世纪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助力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吃饭问题,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自1979年起,杂交水稻远播五大洲近70国,为各国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中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两个重要原则。

  2022年以来,西非地区正经历近十年来最严峻的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早期预警系统(GIEWS)”5月16日发布的关于西非与撒哈拉的特别预警报告(第349期)指出:4-5月该地区已有2730万人遭遇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地缘冲突加剧、极端天气频发、世界金融市场动荡,叠加久未消退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粮食体系生产贸易秩序受到极大干扰,使原就长期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的西非陷入粮食危机困境,并进一步诱发失业潮、难民潮,加剧西非地区冲突和社会动荡。在西非遭遇粮食危机时,协助西非纾困既是履行国际道义的应有之义,也有助于夯实我国在西非的战略支点、更好维护海外利益。

  

  

  西非的粮食供需困局  

  

  2019年至2022年,西非遭受粮食危机的人口几乎翻了两番,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诸多因素的叠加使得西非粮食危局进一步恶化,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成为地区冲突的导火索。目前来看,西非粮食产供销各环节均存在弱点,粮食危机有向系统性社会危机演变的趋势。

  1.种粮难:西非粮食生产受冲击 

  西非自然条件优越,但整体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总的来看,西非国家平均粮食自给率不足三分之一,对全球粮食贸易依赖较大。

  第一,西非国家粮食自给能力不强。究其原因,主要是西非国家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农业生产力不足,过于偏重出口导向型经济作物种植,“粮菜争地”现象严重。

  第二,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西非粮食大量减产。西非本地粮食作物以玉米和小米为主,极端天气会对粮食收成造成重大灾难性影响。2021年西非旱灾与洪灾同时出现,地区粮食作物产量大幅下滑,谷物产量处于崩溃边缘。预计在未来更为严重的全球气候灾害中,某些国家的产量会进一步下降。要维持西非共同体粮食安全,西非国家需要补充既有产量的30%,而一旦出现全球层面的粮食危机,外部粮食进口不畅,西非国家极易爆发“粮食暴动”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第三,萨赫勒等地局势动荡加剧产量下滑。2022年一季度,萨赫勒中部、乍得湖盆地动荡频发,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土耳其和法国在西非萨赫勒地区政治角逐加剧,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针对军警人员的恐怖袭击回潮凶猛,社会秩序遭到重创,动荡局势有外溢趋势,势必会对整个西非粮食生产稳定造成打击。

  2.买不起:粮食供应网络受到冲击 

  西非共同体虽建立了统一货币体系,但金融体系脆弱,难以抵挡高通胀下的粮价飙升压力。

  第一,西非法郎疲软加剧购粮难。自2022年年初以来,西非国家普遍面临财政赤字、债务压力增大等挑战,限制西非各国政府平抑粮价、对贫民提供兜底支持的能力,粮食市场价格混乱加剧。受疫情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突发性阻断进一步推高西非粮价。

  第二,西非区域内粮食流通受限。表面上看,西非粮食本地化供应度较高,进口总量仅占西非粮食供应总量的8%。实际上,西非地区粮食贸易中存在大量非正式边境交易,粮食跨境走私严重,纸面数据核算远远低估了西非地区对外部粮食的进口量,数据偏差大,决策误判度高。而疫情以来,西非内部各国之间的粮食流动受到政府管控,可供流动的粮食减少。

  第三,西非外部粮食供应渠道受冲击。俄乌冲突升级后,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都将面临买粮难问题,西非地区更是如此。近十年来,西非粮食进口量整体增加了2倍多,谷物进口量比较大的国家如尼日利亚(进口缺口639.2万吨)、布基纳法索(65.2万吨)财政赤字持续恶化,加剧西非国家国内加工食品的价格涨幅。

  第四,移民汇款萎缩降低西非民众购买力。移民汇款是西非许多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2019年,季节性“西非在欧打工人”的汇款占整个西非GDP的5%,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西非地区冲突加剧,西非经共体获得的移民汇款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

  3.吃不好:营养不良等次生灾害频发 

  在全球性粮食危机期间,粮价飞涨、供需错配,最受冲击的是城市贫民和偏远地区小农。

  第一,西非国家营养不良问题突出。粮食危机会造成价格飞涨,叠加通货膨胀,普通民众、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购买力限制家庭购买充足且营养的食品,加剧城市营养不良等医疗卫生难题。目前,西非约有五千万人营养不良。粮食危机加剧“食物荒漠”现象,营养不良造成儿童发育迟缓,诱发各类疾病会加速蔓延,加剧西非难民问题,并限制西非社会未来发展潜力。

  第二,城市贫民受灾严重。与许多非洲国家一样,西非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但城市发展无规划、过度拥挤加剧粮食不安全。西非的城市化进程是非生产驱动,城市形态以“消费型城市”为主,城市生活成本比农村高30%,有三成到四成的西非城市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粮食危机下,农村居民尚可以自给自足,但城市贫民脱离生产,面对通货膨胀压力往往束手无策。

  第三,路网设施落后,限制人道主义救援成效。西非国家批发市场、商超体系不完善,城内谷物供应依赖汽车运输,城市居民依靠街头小店与微型零售,居民获取食品安全与营养难以得到保障。城乡间粮食运输损耗、粮食浪费加剧供应稀缺。运输网络中断、阻滞,外部投送的紧急粮食援助大约只有10%左右到达社区居民手中。

  

  

  多维度援助激活西非国家自力更生能力

    

  近年来,西非与我国的全方位合作持续深化,在西非遭遇粮食危机时应积极参与援助纾困。考虑到我国自身面临的粮食安全挑战,对西非的粮食援助仍应以生产、技术、贸易等援助为主,帮助西非国家解决粮食产供销问题,激活西非国家自力更生能力,以此达到授人以渔的效果。

  1.以农技援助提升西非农业生产力 

  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涉及国本,若以“实粮”施以援助,在协助其他地区应对粮食危机时会遭遇“厚此薄彼”难题。对西非的粮食援助重在“技术援助”。西非粮食不安全的根源是耕作面积少、单产低、作物不耐旱,提升产量是从根源上解决西非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加强与西非国家的农业技术合作是首要路径。鼓励国内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协助西非各国搭建数字化预警系统,提升西非国家对气候变化、灌溉用水监测、粮食安全的风险预警能力。中非农业技术合作已有成例,但多以大米种植为主,集中在非洲东南部。目前西非亟需耐旱作物、灌溉节水工艺、土壤增肥技术、除草技术等特色化技术支持。可提升对西非国家的农业技术合作的针对性,为特定耐旱作物品种选育、培养、人才建设提供专项支持。加快推进技术转移便利化进程,鼓励国内粮食大省、农科院、农业类院校加强与西非的农技合作,与西非国家共建育种中心、农技中心,选育适合西非气候的粮食品种,支持西非国家从根本上确保粮食生产。增强对西非尤其是萨赫勒地区的生态援助也显得尤为重要。在生态恢复、治荒治沙上,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西非尤其是萨赫勒地区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缓和牧民、农民冲突的关键。可有针对性地选取乍得、喀麦隆、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进行生态援助试点,协助西非应对生态威胁,提升生态承载力。我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已有成功的灌溉援助项目、农业产业园项目,可进一步将这类试点经验向西非推广。

  2.以贸易投资优惠协助西非提升购粮能力 

  针对西非国家买粮、运粮、购粮难等问题,可加大对西非的贸易优惠与涉农投资。第一,积极推动人民币在西非的结算货币进程。针对西非法郎造成的相对购买力下降问题,可深化与西非的货币互换协议机制,鼓励西非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双边农业农资贸易。可在西非推广“人民币-订单农业/租赁农业”,鼓励西非民众用人民币买中国作物种子,进出口供应由中国承包,以订单方式增加外汇多元化进程。第二,加大对西非涉农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鼓励中非企业联合建设农业中心,在西非选择试点,建设超市、仓储、运输网络,增强西非粮食运输网络通达度。鼓励国内民企以非正式合作方式参与西非农业投资,提升西非地区内物流转运能力。为西非粮食贸易网络提供贸易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第三,深化对西非农业互助贸易渠道建设。可加大对西非涉农投资,协助西非政府为当地农民、农业合作社或社会团体提供便利。由我国企业主导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已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地建立六个“电子枢纽”,极大地推动了中非农业贸易。可加快既有经验向西非的扩大推广力度,增强西非通过跨境电商网络获取全球粮食的便利度。

  3.鼓励企业等组织参与西非营养体系建设 

  针对西非民众遭遇的营养不良等问题,可通过加大知识合作、资源互通等方式提高西非粮食体系质量。可在西非试点推进“超市革命”。近年来,“超市革命”在北非、东非推进较快,大型超市已占北非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来源的50%,但超市食物消费仅占西非城镇居民两成左右。建议在西非尝试推进“超市改革”,协助西非城市改进小超市、批发市场、终端小店,为居民合理膳食提供基础设施支撑,解决城市贫民“食物荒漠”问题。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河海大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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