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怎么啦？我们怎么办？这是灵魂之问、价值之问。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我关注价值研究，主要是受时代和生活实践中“问题”的启发和激励。

　　我是1964-196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本科的。记得读大一期间，哲学课的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社会意识诸形式”时，曾就其中的文艺理论问题举过一个例子：戏剧理论的两大流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之间的争论。有人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同一演员的表演给出截然相反评价上，这位演员在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扮演反派角色“牙古”。牙古为人卑鄙龌龊，他设谋挑拨离间，导致英武统帅奥赛罗误杀了自己美丽善良的妻子，后来也自杀了。由于这位演员演得太逼真，激起了观众的愤怒，就当场打死了他。演员由于演反派演得太传神而被义愤的观众打死，达到这种效果，究竟是好是坏？若按斯坦尼的戏剧表演理论来评价，就说这个演员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因为斯坦尼体系的主张，简单讲就是演员演谁就一定要像谁；但是按布莱希特的理论来评价，他却是“世界上最糟的演员”。因为布莱希特理论注重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批判。在他看来，戏剧的功能不是让人们仅仅体验生活中的悲欢离合，而是要演员与角色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隔效果”，才能唤醒大家的批判意识，去改造世界。这位演员与角色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效果，所以他的表演是根本失败的。

　　老师举了这个例子之后，我非常关心结果，下课后就追着老师问：“到底是最好的还是最糟的演员呢？”老师说：“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接着问：“那么请具体分析一下，到底好在哪里，糟在哪里呢？”老师又说：“一切都因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这当然是正确的哲学道理，但我还是觉得没有解决问题，仍然不依不饶：“以什么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转移到哪里去了？”老师静思了一会儿，说：“唔，这的确是个问题，值得重视。要不你将来去研究研究它？”这样老师把球还给了我，也等于交给了我一个任务。到了大二下学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在随后的十年里，我越来越发现，“好”与“坏”的判断问题十分普遍，无时无处不在。但是，人们总是凭个人的意愿和感觉去谈论它，很少有认真透彻的理论说明。

　　1969-1978年，我在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炼油厂工作，后来负责宣传工作。一度为了理解毛主席讲话中对“猫论”和邓小平的批评，我不得不又重新回到这个问题：关于“好坏”的判断究竟是怎么回事？其理论根据是什么？“猫论”算什么理论？在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它违背了哪一条原理？……可是，在当时哲学教科书里，我根本找不到答案和有关的理论根据。

　　我后来了解到，“猫论”原出自刘伯承元帅。刘伯承用四川民谚“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打仗：“左一招、右一招，能打败敌人的招数才是好招”。邓小平是在三年困难的后期重提这句话的。当时开共青团大会，团中央委员们去向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并询问农村的生产关系应该怎么搞？邓小平说：刘伯承说，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农村的生产关系怎么搞，就要看怎样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猫论”的来历就是如此。当时我只是反复琢磨：要批判“猫论”，它到底哪错了？假如家里闹鼠灾，要养猫捉鼠。这时如果选猫不以抓老鼠为标准，难道还以毛色为标准？假如你说，我就喜欢好看的白猫，不管它捉不捉老鼠。那么这会不会表明你有“通鼠”的嫌疑呢？当然，如果按照养宠物的标准，你专门喜欢白猫或者黑猫，奉行“不管能不能捉老鼠，可爱就是好猫”的原则，当然平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判断的标准变了，其中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却显然是一回事，即“手段服从目的，选择注重实效”。

　　所以我觉得，从多方面看，“好坏”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很想把这类问题弄明白。于是当恢复高考并开始招研究生时，我就迫不及待报考了人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1978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期间，我读了些书和材料，发现我所关心的这个“好与坏”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属于一个新兴的领域，被称为“价值哲学”。并且，价值论似乎不是传统认识论、知识论或存在论、本体论中已有的现成内容，需要从头梳理，重新展开。于是在读博时，我就从自己关心的问题出发，选定了“价值论”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尝试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和构建。

　　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在职博士，做价值问题研究。我在起步研究价值问题时，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学术资料问题。那时，哲学上的价值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学科性质的“空白”，在任何图书资料的目录和索引中，都没有它的分类专项。但是我知道，实际上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外论述，却是“汗牛充栋”，多得无法计数的。而我的主要兴趣，是问题本身，因此必须克服材料的困难。我当时采取的办法主要有两点：一是扣住问题，澄清概念，面向历史和实践，铺建自己的轨道；二是选择一种“倒过来”阅读的方式，先看当代最有份量有影响的著作，接着在追溯争论各方的思想源流时，逐渐辨析理解前人的思路和成果。

　　这两点，在我的实际研究过程中，常常是互动、交叉合而为一的。比如，怎样界定“价值”和“好坏”概念及问题的本质？这是整套价值理论的起点与核心。面对古今中外有关善恶美丑、得失利弊、吉凶祸福的众多言说，我结合历史实践去观察它们，然后给自己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仅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且要参照“别人怎么说”，基于中西已有的主要学说成果，才能做出有凭有据的回答。这样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促使我从最近的理论争论——西方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争入手，逆向浏览了西方哲学史。

　　现在回顾一下，我是通过关注问题，才找到回答问题的“轨道”。当然，这条轨道并非我一个人。就同期来说，还有李连科、刘奔、李景源等人，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并研究价值问题，可以说正是响应时代精神的召唤。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