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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斯图亚特·霍尔访谈
2019年10月10日 09:50 来源:《文化研究》(京)2018年第201834期 第199-216页 作者:雷纳·温特/ 蔡嘉慕·阿齐佐夫 字号
关键词:文化研究;大众;理论;全球化

内容摘要:斯图亚特·霍尔谈到英国文化研究在形成初期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大众文化的重要作用和葛兰西传统意义上的介入思想,回应了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误读,分析了艺术、流散与移民之间的联系,指出了关于现代化、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的讨论所存在的误区和问题。

关键词:文化研究;大众;理论;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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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注释: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斯图亚特·霍尔的情势分析理论与实践研究”(Y201839275)的阶段性成果。

  访谈背景介绍

  我们的访谈是在斯图亚特·霍尔夫妇的家里进行的。那是2008年1月21日早上,我既激动又充满期待。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化研究以及霍尔思想的研究。我的教授资格论文《固执的艺术:作为权力批评的文化研究》(2001)重建了文化研究自其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以来的发展史,分析了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也特别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作为社会学家,对我和我的研究来说,最有意义的是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特别是文化社会学。

  我与蔡嘉慕·阿齐佐夫(Zeigam Azizov)、伊丽莎白·内德尔(Elisabeth Niederer)一起去拜访霍尔。蔡嘉慕·阿齐佐夫是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艺术家和文化理论家,他已在伦敦居住多年。伊丽莎白·内德尔是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她正在克拉根富特大学做关于贫穷文化的博士论文。那天下午特别令人难忘,我们觉得特别有收获,特别兴奋。在霍尔家的客厅里,霍尔热情地招待我们,给我们泡茶,提供点心。与我之前遇到的一些有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不同,尽管霍尔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却是一位特别谦虚、特别能理解别人的人。他对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很感兴趣,很想了解更多。在这样融洽的氛围中,对话和互动就特别舒服。这样的谈话特别难得,我们心底希望能够永远进行下去。

  蔡嘉慕·阿齐佐夫整理了这个访谈稿,但它只是我们那天下午谈话的一部分。斯图亚特本想对文稿进行修改,不幸的是,他没能完成这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这次访谈能够发表。斯图亚特在去世前不久同意并鼓励我们发表这个访谈。非常感谢您,斯图亚特!

  雷纳·温特

  沃尔特湖克拉根富特市

  2017年7月

  一 文化研究的形成

  雷纳·温特(下文简称“温特”):斯图亚特,首先,我想问你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对于您本人的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形成来说,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有多重要?在德国,批判理论的观念经常被等同于这个学派的思想……   斯图亚特·霍尔(下文简称“霍尔”):由于各种原因,法兰克福学派起初并不那么重要。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文本没有被翻译。而且很多人不会说德语。所以,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之初,我们并没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关键文本。我们不了解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著作,也不知道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Adorno,T.W.et al,1950)是一本很好的书,但这本书不是阿多诺的经典文本。后来,我们读过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但那是他在加利福尼亚时期的作品。我们说的是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我们并没有太多涉及哲学。我们有从事历史学、图像艺术理论、语文学研究的人员,但没有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员。我们也思考过英国语言哲学的状况,但不喜欢欧陆的形而上学。读德国的形而上学,比如海德格尔,就会在哲学的迷雾中走失。我们没有读太多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哲学,比如,J.L.奥斯丁(J.L.Austin)。后来,我们对他们都产生了兴趣。这就是早期的文化研究没有成为一个哲学领域的原因。你应该对此不会感到惊讶。当我们进入政治问题之时,我们通过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及其对黑格尔的批判才与哲学相遇。他对某种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特别深刻。后来,我们才得到他的一些书。当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著作被翻译过来之后,我们才明白,文化研究是一项多么严肃的工程。这是历史中失去的瞬间(moment)。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很多,包括德国社会学,曼海姆、韦伯,但在哲学方面就不是这样。这确实是早期文化研究的弱点,但也有优点:可以帮助逃离理论的空谈。

  雷纳: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文本看,如《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显然,德国文化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起初备受关注。

  霍尔:是的。韦伯特别重要。我们这样看待他的著作:我们把韦伯、涂尔干、马克思一起视为现代社会学的三部曲。涂尔干和韦伯被纳入社会学的方式十分特别。在文化研究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是在对社会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面对社会学。我们读过涂尔干的方法论著作,韦伯的著作和书信,但是,我们没有接受传统的马克斯·韦伯。我们也没有因循守旧地解读韦伯,我们对涂尔干的解读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批判地解读了《自杀论》(1897)(Durkheim,1951),但是,激起我们兴趣的是它的政治偏向。因为我们没有接受社会学训练,所以我们无法用其他方式解读。我们唯一所用的社会学是美国的阐释传统,但是我们也对欧洲关于劳动的社会学感兴趣,而且欧洲社会学本身哲学味十足。另一方面,我们对韦伯感兴趣,因为他鼓励我们批评现有的还原论(reductionism)。理解韦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的理解是,韦伯特别关注与资本主义历史有关的问题,这与马克思的基本关切多有重合之处,而且韦伯还开启了很多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我们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读、所教的文本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Weber,1930)。这本书写道: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变革当然存在,但问题是,早期资本主义是如何占有人民的主体性的。所以,他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文化问题。而且他关于新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作用的分析十分有见地。当然,我们借鉴韦伯的方式不止这些,我们借鉴韦伯的观点但不是成为韦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们摘取所阅读、借鉴、汇编的一切东西为我所用。有些取自社会学,有些不是;有些取自理论,有些不是,“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概念并不纯粹。

  从概念上讲文化研究一直都很弱。我的研究非常折中,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从来不是韦伯式的,从来不是葛兰西式的,也从来不是阿尔都塞式的。在《读资本论》(1965)(Althusser,1970)中,阿尔都塞指出:“理论是完全自治的。”有一种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葛兰西,我并不认为他关于葛兰西的所有说法都正确。但是,我明白,我与这些人都有紧密关联,从他们那里借鉴一些东西,例如,从葛兰西那里借鉴一些东西,也拒绝一些东西。最明显的是我借用马克思的方式:我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后来才进入其他领域。人们说,你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是了。这并不对,因为我从来都不是经济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不是经济还原论者。我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一些东西,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用于分析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就足够了。发展这些大人物的理论的方式之一就是与之展开争论,从中借鉴有用的东西。在这一阶段,文化研究中心也是这样做的。

作者简介

姓名:雷纳·温特/ 蔡嘉慕·阿齐佐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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