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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与国家治理:以民法典促善治的中国逻辑
2019年11月25日 13: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黄忠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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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但很多人会将法治狭隘地理解为公法之治,而忽视了民法对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作用。这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误解,同时也是对民法功能的误读。良法善治不仅需要公法,同样也需要以民法为基础的私法。以民法为基础的私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有着重要功能,并且相对于公法治理模式还有着自身的特征和优势。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就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全面阐释民法典与善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是推动民法典编纂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民法典划定了公权与私权的基本界限,确立了民法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促进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和民事权利的有效保护。权力与权利是法治建设中的一对核心范畴。如何“规范公权、保障私权”自然就成为了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需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同时也需要通过民法典的编纂确立起民法自身的调整范围,树立起民法调整的基本原则与规范体系。《民法总则》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一规定不仅从立法上明确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而且还区分了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国家权力(公权)和民事权利(私权)的基本边界,肯定了民法的私法属性,从而限定了国家权力的运作空间,最终为每一个民事主体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作为私法,民法的最大特征就是崇尚私人自治。事实上,私人自治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因为平等、自由是市场得以运行的前提。私人自治原则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的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之间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法不禁止即自由。”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理念理应在民法典分则的合同编与物权编中进行重点表达。为此,在民法典分则的编纂中,就应当落实私人自治的精神,设置多元化的合同效力评价机制,减少行政审批和不当行政干预,尽量挽救合同的效力,强化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同时还需要增加典型合同的种类和法定物权的类型,扩大融资担保财产的范围,建立统一的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从而为民事主体参与市场交易提供更为多元、便捷、安全的选择空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财产和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

  民法典设置了权利的取得、行使、救济的有机规范体系,突显了权利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价值,有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治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认为治理就是国家通过权力来命令公民、主导社会。这种以权力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是威之以害的政策,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应该是国家权力(公权)和民事权利(私权)的有机结合,应当积极承认权利,通过利益机制来引导广大民事主体积极进取、努力向善,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自觉。从威之以害,甚至威之以刑的权力控制模式到导之以利的权利引导模式其实是一个正常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当然选择。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巨作《国富论》中也曾坦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可见,承认民事主体的权利,维护好、发展好民事主体的权利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因此,以保护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承认并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取得权利,就是民法典切实回应人民需求的关键内容。事实上,民法典分则也是围绕物权、合同债权、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和侵权责任来展开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有关权利确认、权利取得、权利行使与权利救济的制度体系。在具体规范上,为了使民法典成为新时代保护人民民事权利的权利法典,目前民法典分则的物权编还重点完善了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了对建筑物业主权利的保护,增加了居住权的规定,并通过优化担保物权制度来强化了对债权实现的保护力度。同时,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精神,落实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民法典分则还专门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不仅从外在体系上进行了民法典的本土化探索,而且还从内在体系上为人格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源泉,有利于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

  民法典继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总结了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经验,呈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的重要成果。梅因曾谓:“一个国家文明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文明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必须看到,民法典绝不单是诸多具体规范条文的整合与汇编,同时更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而民法典所秉承的精神和气质其实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发展理念是高度契合,甚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看到,《民法总则》所确立的平等、自愿、公平、诚信、节约等原则本身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民法典分则具体规定的字里行间也都在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重视家庭伦理,弘扬公序良俗,践行生态文明。比如,为了化解业委会的成立难以及业委会决议中久拖不议、久议不决的问题,促进社区自治和邻里和谐,目前民法典分则的物权编不仅强调了居委会对成立业委会的指导,而且还降低了业主对使用公共维修资金事项表决时形成决议的门槛;为了强化人权保障、保护生态环境,目前的侵权责任编则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并专门增加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了弘扬家庭美德、维护家庭稳定,目前的婚姻家庭编不仅修改了禁止结婚的条件、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增加了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完善了离婚赔偿制度、适当扩大了扶养人范围,还拟将“树立优良家风”作为处理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规定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指出,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德国法学巨儒耶林则在《为权利而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不是公法而是私法才是各民族政治教育的真正学校”。因此,通过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不仅可以广纳民意,凝聚民心,促进民法典编纂的民主化、科学化,也可以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次重要实践。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有关高空坠落物侵权责任的规定在社会上所引发的热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唯以良法才能善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也专门提出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正在进行的民法典分则部分编纂不仅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的一项工作,同时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当前的民法典编纂中,我们理应自觉以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引,将善治思想自觉融入民法典的规范设计中,让即将诞生的民法典真正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法上的中国元素研究”(18AFX015)的一项成果】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黄忠 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职务: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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