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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 创造考古学中国学派
2017年05月23日 10: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时 黄益飞 字号

内容摘要:事实上,建设有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创造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始终是《考古学报》追求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考古学;中国;发掘报告;学派;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

  编者按: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期刊已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学科结构最完整、综合实力最强的学术期刊群。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期刊处和《中国社会科学报》“期刊”版联合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巡礼”栏目,陆续介绍一批学术名刊的办刊历程和办刊理念。

  《考古学报》是中国考古学的大型学术期刊,1936年创刊,至今已经历了81年的历史。

  《考古学报》历史的回顾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对殷墟的科学发掘,为集中报道殷墟的考古资料,于1929年创办了《殷墟发掘报告》。经过5年的工作,学者逐渐认识到,殷墟的考古工作并不能代表中国考古学的全部,而殷墟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仅仅依赖对殷墟一地的发掘,这意味着专为报道安阳考古资料的《安阳发掘报告》已经显现出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于是1933年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便成为了一个探索阶段的结穴。

  《安阳发掘报告》的停刊必须有相应的出版物来替代,以期实现学者有关中国考古学如何发展的思考。李济设想了三个替代方案:第一,出版《安阳发掘报告》续篇;第二,创办新的期刊;第三,利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发掘资料。第一方案与原来的《安阳发掘报告》显然并无本质的改变,而第三方案又与《集刊》专重研究的主旨相冲突,于是一个新的学术出版物——《田野考古报告》应运而生,并于1936年8月出版了第一期,李济任总编辑,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夏鼐、徐中舒等学者参加了创刊号或以后各期的编辑。《田野考古报告》于1947年更名为《中国考古学报》,1953年定名为《考古学报》,至2017年4月已连续出版205期(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6—1971年停刊)。

  《考古学报》与中国考古学相伴成长,《考古学报》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的重要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81年的积淀形成了《考古学报》的独特传统,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学术出版物在中国学术界实不多见,因此可以说,《考古学报》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财富,同时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贵财富。

  从1950年10月开始,《考古学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编辑。夏鼐先生长期担任该刊主编,凡刊物的办刊方向、学术标准、专业定位、编辑体例、刊名译名,皆出于他的一手规划,并一以贯之于长期的学术实践。之后的历任主编王仲殊、徐苹芳、任式楠、刘庆柱对刊物的发展精心谋划,几代学人为刊物的编办殚精竭虑,确保了《考古学报》始终处于学术的前沿,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

  数十年来,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学术思潮如何消长,经济大势如何冲击,功名利禄如何诱惑,《考古学报》都始终坚守其学术立命的根本宗旨,自觉抵御一切不良风气的影响,保持其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以及严谨求真的纯正学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信与中国学术的自信,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奠定了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在中外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

  《考古学报》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从《考古学报》第二期(即1947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报》)开始,便确立了同时刊发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的办刊方式,如今这已成为考古学期刊的办刊范式。《考古学报》刊发的一批又一批重要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考古学报》刊发了一批重要考古报告,如《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1955年第1期)、《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1957年第1期)、《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1958年第3期)、《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1978年第1期)、《1978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1986年第4期)、《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2013年第2期)等。

  《考古学报》还刊发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论文,如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六)》(1955年第1期至1956年第4期)、邹衡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1956年第3期)、唐兰的《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1962年第1期)、夏鼐的《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1963年第1期)、《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1974年第1期)、《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1976年第2期)、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1972年第1期)、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年第1期)、宿白的《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第1期)、《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1986年第4期)、张政烺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0年第4期)、田广金等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1988年第3期)、乌恩的《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90年第4期)、傅熹年的《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1993年第1期)、黄展岳的《汉代诸侯王墓论述》(1998年第1期)、袁靖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1999年第1期)、王巍等的《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2000年第3期)、陈星灿等的《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2003年第2期)、刘庆柱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2006年第3期)、高崇文的《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2006年第4期)、冯时的《“文邑”考》(2008年第3期)等不一而足。

  《考古学报》所刊发的学术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论文所涉及的都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几乎涵盖了考古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解决了诸多学术难题,而且引领了考古学研究的方向。正因如此,考古学者也往往把《考古学报》作为刊发自己重要论文的首选刊物。

  《考古学报》与考古学的中国学派

  李济在1936年7月12日撰写的发刊词中规划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他写道:“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学之一科,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尝试的阶段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需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这种不自然的分离,我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免除。”他同时指出:“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筑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这些写于81年前的文字,今日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确定了中国考古学作为广义历史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与历史使命。

  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是通过实物史料重建历史的科学。中国考古学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考古学的翻版,其以重建中国古代文明为己任,自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国有着至少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史,有着至少三千年连续系统的文献史,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重建中国的古老文明必须运用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方法。事实上,建设有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创造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始终是《考古学报》追求的根本目标。

  (执笔:冯时、黄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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