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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新喜剧与文艺的浪漫年代 ——以《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为例
2020年07月31日 15:07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魏华莹 字号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喜剧;新生活;浪漫主义;五朵金花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1959年,《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成为社会主义喜剧园地的新形态,改变了喜剧艺术传统的“讽刺”和“否定”形态,建立了喜剧人物同时也是正面人物的艺术典型,开辟了喜剧电影的新方向。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喜剧;新生活;浪漫主义;五朵金花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1959年,《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成为社会主义喜剧园地的新形态,改变了喜剧艺术传统的“讽刺”和“否定”形态,建立了喜剧人物同时也是正面人物的艺术典型,开辟了喜剧电影的新方向。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新中国初期朝气蓬勃的力量和发自内心的时代笑声,以及如何积极正面地表现新生活,在人情美、人性美、自然美中给人以教育与启示。回顾它们的问世和传播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文艺“十七年”中并不仅仅存在“三红一创”、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小说,还有很多新鲜活泼、浪漫自然的艺术形态。而在今天,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新喜剧电影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可以发现“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复杂和多种走向,从而在严肃、一体化的文学史序列中重新理解更多的艺术实践和历史声音。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喜剧;新生活;浪漫主义;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

    作者简介:魏华莹(1981- ),女,河南驻马店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河南 郑州 450001

 

  1959年,《五朵金花》(长春电影制片厂,王家乙导演,赵季康、公浦编剧)、《今天我休息》(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鲁韧导演,李天济编剧)赢得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新喜剧的代表性电影。这本是两部被规划、生产的主旋律电影,《五朵金花》是国庆10周年献礼片,《今天我休息》为1960年元旦的献礼片,但它们的清新、自然,对新社会人民生活的呈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人情美、人性美、社会主义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正能量主题也感染了许多观众。回顾影片的问世史、接受史,可以发现在文艺“十七年”中并不仅仅存在“三红一创”、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小说,还有很多新鲜活泼的艺术形态。而在今天,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新喜剧电影的规划、生产、传播以及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可以发现“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复杂和多种走向,从而在严肃、一体化的文学史序列中重新理解更多的艺术实践和历史声音。

  一、如何讲述社会主义好

  《五朵金花》的问世是围绕着1959年国庆献礼,从动议到拍摄完成仅仅用了半年时间。1959年,恰逢国庆10周年,宣传社会主义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亲自向文化部布置,据夏衍回忆:“中央书记处开过一次会。邓小平同志谈过,明年十周年国庆是办喜事,但不是用宴会、游园等方式办喜事,而是要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向全世界宣传,介绍。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积累了许多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现在,我们要通过电影艺术,把这些经验介绍给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这些献礼的影片,要在全世界已经和我国建交的国家,以及一切可能放映的国家去放映。”[1](P215)

  为此,文艺界掀起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热潮。周恩来对呈送的《钢铁》《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不满,认为缺少美感和轻松愉快的氛围,故安排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2]。可以说,《五朵金花》的创作一开始的定调就是主旋律,是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的为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电影献礼项目。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刚从云南考察回来,就明确提出要创作一部以云南为背景,反映山河美,人物美,社会风貌美,让观众从美的享受中,感到我国社会主义好的片子[3]。夏衍将编剧任务交给云南女作家赵季康,因时间紧迫,赵季康和王公浦夫妇二人只用两周时间就赶出剧本,中宣部和文化部将其交予长影厂的王家乙导演。夏衍再三叮嘱:“不要搞政治口号,要表现出山河美、人情美,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好。”夏衍还具体指定,以大理的水光山色为背景,以白族人民载歌载舞为内容,不要写什么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农、林、牧、副、渔也作背景表现。”

  如果说《五朵金花》是展现边疆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今天我休息》则是表现大上海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道德、新风尚。马天民的故事原型是上海人民警察马人俊,他是1955年上海第一批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警察,马人俊1950年年仅16岁时就来到江庙路派出所当户籍警。后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根据他抓逃犯的故事编写了一本连环画《复杂的地方》,印了5万多册。1959年10月中旬,《今天我休息》开拍,是一部向1960年元旦献礼的影片。拍摄中,摄制组全体人员没日没夜地赶拍,加班加点,义务劳动。拍马天民跳下河救小猪的那场戏,气温只有零度,演员仲星火一头跃入河中,浑身发痛,冰水刺骨,好不容易拍完爬上岸来,导演鲁韧说“再拍一遍”他又跳进河里去追赶那只小猪……电影《今天我休息》只花两个多月全部拍摄制作完成,新年的第一天在电影院上映。这部风格朴实、投资极少的电影一炮打响,街头巷尾无人不知“马天民”。仲星火回忆说,当初鲁导找他饰演民警马天民,“主要就是看中了他的傻、大、黑、麻、粗”这几个特点[4],在今天看来这些丝毫不具有所谓的“都市性”,却与那个时代所推崇的“工农兵”美学不谋而合。影片中的民警马天民,正是这样一位憨厚木讷、热情善良又单纯质朴的“工农兵”典型。

  影片围绕马天民的一天展开故事。开篇是下夜班的马天民,因是休息日,所长爱人张罗着马天民和邮递员刘萍见面。但即使是休息日,马天民也被种种事务缠绕,先是帮助跃进食堂的女工们和面,再是制止、教育、帮助车子骑太快甚至闯信号灯的市民,然后又帮助来上海送小猪的公社社员救跳水的小猪、去菜场给小猪找吃食、联系钢铁厂来运送小猪,再是帮助昏厥的花花去医院,后又去上海旅社找丢皮夹子的罗爱兰归还失物。这样折腾了一天,耽误了和刘萍在宿舍见面,一直到晚上才来到刘萍家里,导致对方误会。后因他曾帮助的公社社员阿伯是刘萍父亲,才解开了误会,二人甜蜜互动,马天民才满怀喜悦回去。在这一天里,有很多社会场景的呈现,如街道的爱国卫生运动、钢铁厂的革新花,玩具厂、公交车上工人、市民互敬互爱的温暖场面,充分体现“我为人人”的大协作精神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影片热情洋溢地呈现新社会、新风尚时,我们不能忽略当时的社会现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据统计,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67.8%。期中,农业总产值537亿元,增长24.8%;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5年中,全国农民的收入增加30%。1957年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比1952年增长3.1倍。”[5](P38)据《五朵金花》编剧之一公浦回忆:“在我的记忆里,1954年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最欢快最美好的一年。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取得了板门店和平谈判的胜利。全国工农业生产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部队和地方机关开始实行薪金制,我们部队文工团的团员虽没评军衔,但也评定了文艺级别,工资猛增至八九十元,相当不错了。那时的物价相当便宜,鸡蛋五分钱一个,我们文工团的大伙房改行食堂制,可以自己选购,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一只卤鸡也不过五六角钱,猪脚卤肉应有尽有。”[6](P55)

  影片《五朵金花》开始,正值白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用大量的镜头展现群众载歌载舞的欢快气氛。“长筒号啊,吹呀吹起来。嗨,吹呀么吹起来。金钱鼓呀,敲起来,嗨,敲呀么敲起来。唢呐铓锣齐声响啊,大家来赶三月街呀嗨,大家来赶三月街呀嗨。”大理百货公司零售门市部,妈妈给宝宝买帽子,老汉给自己买花盆,小伙子买鹿角,姑娘们买花布,姑娘小伙们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一年一回三月三,四面八方有人来,各族人民齐欢唱,赛马唱歌做买卖。各族人民齐欢唱,赛马唱歌做买卖。小伙子赛马显身手,姑娘来相好人才。夺得锦旗无数面,英雄人人爱。夺得锦旗无数面,英雄人人爱。”赶去的赛马运动员阿鹏在路上遇到车坏受阻的金花们,并帮助修好了马车。阿鹏又赶去参加赛马会,并凭借出众技艺,赢得金花的芳心。双方约定,来年再见。于是在第二年三月三,围绕阿鹏找金花展开了故事。《今天我休息》中也洋溢着欢快的笑声,有公社食堂里包饺子其乐融融的场景,有齐心协力安顿70头小猪的欢快场景,有爱国卫生运动中的劳动场景,有马天民见到刘萍不知所措、让吃苹果的尴尬引发众人的笑声等。这两部影片也使得文艺重新定义如何讲述社会主义好,即用喜剧的形式表现美好的新生活,“从过去的喜剧中我们可以找到多种多样性质不同的笑。而最主要的是以幽默和讽刺所引起的笑,来揭露旧社会中内在的软弱无能,来否定腐朽的、保守的东西。《今天我休息》的最大的任务是歌颂,我们看,全剧中并没有一个反面人物,他们都是可爱的人。我想,过去的黑暗社会、悲惨的命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人们都是新社会的主人,每个人都感到我们前途似锦,我们的幸福无穷。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里,到处是朝气勃勃,斗志昂扬的人,到处是怀着远大的理想,幸福地劳动者的人。今天的社会到处都充满了欢乐,今天的男女老少都在喜笑颜开。人们需要健康的笑,人们喜欢看到电影、话剧、戏曲中带有喜剧因素的语言、情节和场面,更需要完整的喜剧样式。”[7]在田汉看来,“我们提倡写喜剧,提倡要笑,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就不断在笑。作家如何更好地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那种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是今天作家、艺术家们光荣的责任。”[8]

  《今天我休息》和《五朵金花》恰恰呈现了这一需求,表现普通人在新社会的美好生活,突出人情美、人性美、风光美,歌颂新社会、新风尚,从而反映社会主义好,起到感染、教育的作用。在这里展现的是一幅幅美好的幸福生活的画卷:为公忘私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劳动,坚贞纯洁的爱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部‘歌颂性’喜剧及其昭示的‘新方向’,新中国电影喜剧势必再度沉寂,走上一条无所作为的道路。”[9]

  二、正面人物与新生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中国文艺的方向作了具体的规划:“以写光明面为主,这是社会的现实生活向所有的文艺形式而不是向某一种或某几种文艺形式提出的要求。”歌颂什么?暴露什么?“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被认为是“歌颂光明的喜剧片的创举”,“喜剧新品种的一对姊妹花”,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在冯牧看来,“我们的‘实际’是什么呢?首先,是人民的欢乐而舒畅的生活。欢乐的生活要求出现欢乐的影片,出现那种能够表达和点燃我国人民生活中的欢乐之火的影片。而现在我所看到的,便是这种影片。它们表现了人民的情感,表现了人们的愿望。”[10]

  影片中的人物都是正面的,即便存在着小缺点,大目标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甚至因性格质朴闹出的种种笑话也带有善意的成分,既符合了新社会对新人物的需要,又起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休息》中,儿科主任误会马天民是花花的父亲,当得知他只是一名警察时,感慨“人民警察同志是怎样对待别人家的孩子的”“我们应该向你学习”;玩具厂工人也在他的感染下发出“大协作精神”的动员;群众看到马天民教育违章的骑自行车市民时,也发出“我们都是有文化有觉悟”的声音……毕竟,社会主义喜剧的主要任务既然是肯定和歌颂我们的社会,就不能回避创作上的一个中心课题——创造正面形象。“只有创造出光辉的体现出时代精神的正面人物,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完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任务。”[11]

  这种文艺观显然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斯大林曾指出:“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予了人民物质幸福,而且给予了人民享受丰裕文化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我国已造成了快乐的生活,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生长起来的。”因此,“以激起欢乐、肯定生活的电影喜剧样式来反映苏联人民快乐而幸福的生活”就成为艺术家的责任。在苏联文艺批评家看来,“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剥削,普通劳动者的困苦的、不舒服的、忍无可忍的生活,那些艺术家——资产阶级的寄食者——企图用桃色的谎言和愚蠢的故事来分散观众对现实问题的主义。他们企图用许多荒诞无稽的事把观众搞得昏头昏脑,最后使观众嘲笑人,嘲笑他们自己。社会主义艺术家的任务和它无丝毫共同之处。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摒弃一切无思想性的、噱头的、虚伪的资产阶级的喜剧理论。”“真实的现实,我国快乐而幸福的生活,就是真正苏维埃现实主义喜剧的基础。摆脱了剥削的创造性劳动,就是这种欢乐的生活的基本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劳动才成为我国喜剧的主题和中心问题。劳动产生了男女英雄们。因此,我们的喜剧是正面人物的喜剧。英雄、劳动者是我国喜剧的基本人物。我们同他一起为他的成就而高兴,同他一起克服困难,同他一起笑,而不是嘲笑他。”[12](P16)可以说,一直以来强调歌颂新生活和正面人物,突出新旧对立的喜剧电影在苏联影片中占据重要地位。

  1949-1957年前后,中国戏剧是在全面地“走俄国人的路”。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文化朝向苏联的“一边倒”,也就决定着中国戏剧与苏联戏剧之间深刻的影响关系[13]。正如张光年1955年在为《苏维埃文化报》撰稿中所说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戏剧,正是在光辉的苏联文学、苏联戏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4]而随着苏联社会状况的变化,毛泽东1958年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要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代之,以及中国文艺界同时对“解冻”思潮的“写真实”“积极干预生活”“文学是人学”“人道主义”等观念的批判,标志着中国文艺开始摆脱“苏联模式”而探索自己的道路。因此,歌颂性喜剧的继承延续下来,并赋予其新的意义。“歌颂性喜剧是喜剧的新品种,是大跃进中的产物,是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产物。这种喜剧突破了喜剧的传统的讽刺框框,它既可以不反映敌我矛盾,也可以不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或主要的特征不是反映这两类矛盾,而只是歌颂新人、新事、新的道德品质,从而反映时代的面貌。歌颂性喜剧中的主角,不是被批评、讽刺的对象,而是歌颂、表扬的对象。它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深刻体会到主人公的优秀品质,从中受到教育。这种笑不是讽刺性的笑,而是歌颂性的、赞美性的笑。”[15]

  正是在对这些“歌颂型”喜剧的高度赞扬中,一种以歌颂新社会、歌颂新人物为特征的“新喜剧”,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电影喜剧”,在电影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热切期待中出场,完成了中国喜剧电影从“讽刺”到“歌颂”的转型[16]。1959年7月11日至28日,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贯彻中央纠正“大跃进”中错误和偏差的精神,总结1958年以来制片工作,检查国庆10周年献礼片生产情况,着重就如何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大力提高艺术质量以及加强艺术领导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夏衍针对已列入献礼片创作计划的10多部作品战争题材偏多(占了8部)、轻松愉快的节目少、题材不广泛、样式不多样化的问题,强调“要增加新品种,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工作。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要大家思想解放,要贯彻百花齐放,要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电影局长陈荒煤则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提高艺术质量,鼓励题材、风格、样式多样化等多项改进措施,会后由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呈报。

  上海8月底将任务交给资深编剧李天济,他迅速深入上海基层接触生活,从商业系统到公安战线,获悉许多先进人物的事迹。曾经在旧上海生活过的他深有感触,不由发出“动人心弦”“丰富多彩”的赞叹。其中耳闻目睹的大量人民警察为人民办好事的感人事迹,使其体会到人民警察“虽不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却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中的一支重要的队伍”,从而产生了“不能不表现他们,不能不歌颂他们”的强烈愿望,打算就此入手予以表现。李天济这一设想得到海燕厂领导的支持,认为对公安战线的讴歌由保卫者跃升为服务者,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指出要通过警民关系这一线索,尽量反映生活的多方面。为此,李天济在创作剧本过程中,作了精心构思和巧妙安排,由一个名叫马天民的普通民警在休息日赴约相亲途中的经历,串联起其所做的一系列好事。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本身几乎没有虚构,而只是在排列、组织和人物关系设置上,作了一定艺术加工。就连主人公马天民的姓氏,亦是取自先进事迹突出的两位民警,即闸北分局芷江庙路派出所的马人俊和南市分局沉香阁派出所的马家驯,以“天民”为名意谓天天为人民服务,原剧名就叫《老马的星期天》。在《今天我休息》的创作中,李天济一反“喜剧用于讥讽”的常规,大胆尝试“用喜剧来歌颂新的人新的生活”,极尽情境设置、性格刻画以及手段运用之能事,在“生活本身充满欢喜”中发掘喜剧性[17]。

  对于《五朵金花》的导演王家乙来说,“接到拍摄影片《五朵金花》的任务后,艺术上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影片要拍成什么样式呢?主题定在‘爱他们,爱他们生活的社会’,那么它的对立面是谁呢?《五朵金花》应该是新的喜剧样式。传统喜剧都设有讽刺对象,以达到在笑声中和旧社会告别。我设想《五朵金花》是新喜剧,是要在笑声中迎接新社会的到来。”“影片所有的情节都表现新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寻找金花的过程中,表现好山好水好风光,表现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渔的发展,展现边疆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实质上就是歌颂社会主义好,寓意全都通过画面展示出来。男主人公寻找心爱的人,先后找到了采矿金花、渔业金花、牧业金花和农业金花社长,这些金花的具体行为,让观众看到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在美丽如画的山川土地上,满怀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场景。”[18]

  所以,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只是表现人情美、人性美,没有讽刺、挖苦的对象,这样就回避了“暴露”与“讽刺”易犯错误的问题。在《五朵金花》中管闲事大叔虽然爱管闲事,造成误会,也是基于好心。炼钢厂金花闹情绪,也是因为大炼钢铁出现问题,心情急躁,后来解决了矛盾。《今天我休息》中,骑车匆忙以至于闯信号灯被马天民批评的罗爱兰,却是上海支援兰州的建设者,并且真心爱着那片土地,甚至把名字都改为“爱兰”。他们都是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而这些平凡岗位的普通人,经过电影的叙事,“不仅转变成热爱集体主义生活的公民,而且提供了一个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服从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模范。他的角色是要教育观众,引导他们通过社会主义劳动的实践去追求更好的生活。通过轻喜剧建立起来的不同的身份认同,是文化建设试图重塑中国人民的另一种方式。”[19]同时,各种各样劳动场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五朵金花》中找镰刀金花、副社长金花、炼钢厂金花、畜牧场金花、伐木场金花、拖拉机站金花分别呈现了集体劳动、大生产的壮丽景象。《今天我休息》中,也可以看到全民积极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公社食堂的热火朝天,乡村人民公社支援炼钢厂的不遗余力,玩具厂女工的乐于助人等温暖有爱的场景。《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这两部影片突破了传统喜剧的框子,重在表现正面人物和新生活,为文艺实践开拓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三、浪漫主义的难题

  在既有的叙述中,对于革命浪漫主义话语和实践多持否定态度。这两部影片问世于大跃进时期,被认为是历史的曲折年代,从影片中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和频频出现的“大跃进万岁”的口号、标语也可看出鲜明的时代印记。虽然有人批评我们不该忽略那个年代的消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部影片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重新评价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

  诚然,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我们会看到各种奇怪的艺术形态,如《牛郎织女笑开颜》中的民歌:“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但《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的故事却较多基于社会现实,如《五朵金花》中对白族生活和劳动场景的呈现,以及《今天我休息》中马人俊的种种日常事迹,浪漫与现实的有效结合,使得作品具有更多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从而“通过光辉的正面人物形象,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向人们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鼓舞人们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20]

  众所周知,在影片拍摄、放映的1959、1960年,正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如火如荼的时期。《五朵金花》的主角就是人民公社的“副社长金花”,大炼钢铁也是影片的重要主题。《今天我休息》多次出现“大跃进万岁”的标语和“钢铁战线怒放革新花”的喜报。刘萍的父亲就是下乡支援人民公社的社员,同时又进城运送小猪支援钢铁厂。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曲折有很多著述和论断,仅就影片来说,如何将社会现实更好地呈现,在劳动和爱情成为新主题的背景下,浪漫就被赋予更多合法性。

  所以,我们会看到《五朵金花》中的副社长金花,美丽、善良、多情、成熟,年纪轻轻就指挥公社农林牧副渔各项事业大发展。阿鹏更是个优秀青年,热心助人,才能出众,在赛马会上表现突出、技压众人,还是新技术能手,帮助公社提高炼钢产量。而这两位优秀青年的结合,在影片结尾由众人唱出“天长地久”的美好祝愿。《今天我休息》中的马天民更是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地服务群众的典型形象,他老实忠厚,28岁了还没有对象,于是派出所长的爱人为他物色了一位好姑娘在休息日相亲,围绕着相亲故事闹出了复杂的一天。

  新中国的现实是一穷二白,在艰苦的劳动中,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如何在战天斗地中保持愉快和乐观的精神面貌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我们会看到大量书写劳动与爱情,“他们是在劳动中爱上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根据《三里湾》改编的《花好月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结婚》《五朵金花》,以及《今天我休息》都是关于爱情的主题。1957年苏联影片《劳动与爱情》,同样是以建筑安装工人为主角,展示了苏联人民的劳动与爱情。而巴谢尼克的人物具有典型意义,“从他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他活泼、乐观、调皮的可爱的性格,更主要的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智慧和战胜一切的力量。”“古班诺夫和阿丑达的爱情,并不单单是一件普通的爱情事件,这里显示俄罗斯妇女革命意识的觉醒。”[21]

  在这个意义上,爱情、婚姻的自主和解放就有个人解放的更多意义。爱情是浪漫的、美好的。当浪漫的爱情与伟大的事业结合,个体的人生与社会、国家的意义勾连,从而被赋予更多意义。当时的新中国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而影片中的年轻人也带有新鲜的气息,作为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

  浪漫主义创造人物形象首先是以现实生活里的人的真实性格、思想和精神为依据的,他们不是“超人”,而是具有真实意义的典型。同时,浪漫也要根植于现实。《五朵金花》中美丽的自然风光、湖水青山、白云花朵以及插曲《蝴蝶泉边》优美的旋律,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周总理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宴会上,称赞《五朵金花》歌颂了我们美好的国家、美好的人,歌颂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影片在云南大理放映后,“金花”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是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一时间开展了“千朵金花”“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五朵金花》在国外放映,也引起强烈反响,先后有四十六个国家放映了这部影片[22](P221)。

  早在延安时代,《兄妹开荒》歌唱、舞蹈、优美的自然环境烘托欢乐的气氛,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文艺观。在欢呼胜利、继续前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推广新民歌运动,热爱劳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集体主义思想,也是新民歌中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重要内容。创造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泉——劳动,成为新民歌中压倒一切的主题[23]。劳动诗化了,诗劳动化了。“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有诗。”1958年春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反复地号召大规模地搜集各地民歌”[24]。《人民日报》也先后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各地民歌》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中央还召开了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大会。各地党委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积极地推动了这个运动,成立了专门机构来收集、整理、出版新民歌。《五朵金花》开篇的两个人物,也是长春电影厂的两位工作人员前往大理搜集白族民歌,并以《蝴蝶泉边》作为开篇和结尾的曲目,优美动听的旋律配之以美丽的风光,成为传唱的经典。

  而在观众看来,《今天我休息》的主题,写的是我们新社会中人民警察和人民之间那种“警爱民,民爱警,警民亲如一家人”的民警和人民之间的新关系,以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这更多是一种理想关系。贯穿在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一根红线,是一种“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共产主义风格。这种风格使片中所出现的人物,包括工人、农民、民警、职工、店员、理发师、医生、护士、服务员、市民、老太太、红领巾等。在他们的生活中碰到困难或不可解决的问题时,都表现了那样崇高而优美的思想感情,使许多困难得以迎刃而解,看了真使我们觉得十分愉快,也受到了感染、鼓舞和教育[26]。

  在1959特定的历史年代,《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成为社会主义喜剧园地的新形态,改变了喜剧艺术传统的“讽刺”和“否定”形态,建立了喜剧人物同时也是正面人物的艺术典型,开辟了喜剧电影的新方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新中国初期朝气蓬勃的力量和发自内心的时代笑声,以及如何积极正面地表现新生活,在人情美。人性美、自然美的表现中给人以教育与启示。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友爱的,每个人都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积极作用。同时,将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理想关系以浪漫的形式加以表现,使得电影基于现实又超出现实,具有更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回顾它们的问世和传播,我们会发现,当时在高层的策划、努力下,文艺不仅仅是暴露和讽刺,不仅仅是社会的记录员和观察者,也不仅仅是痛陈革命家史、忆苦思甜,而是作为表达一种理想现实和美好生活的形态,通过喜剧、笑声、普通英雄人物,使观众真正认可新社会、新风尚,这样的温情和善意也许只能出现在浪漫年代的历史夹缝中。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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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李道新.新中国喜剧电影的历史境遇及其观念转型[J].电影艺术,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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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张光年.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奋斗的中国话剧[J].剧本,1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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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姚萌.喜剧的正面形象问题[N].文汇报,196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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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3]胡复旦.为什么说新民歌是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萌芽[J].兰州大学学报,1958,(2).

  [24]加强民间文艺工作[N].人民日报,195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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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魏华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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