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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之境与艺术之境 ——论福楼拜小说的客观化叙述和视觉性风格
2020年02月20日 21:59 来源:《国外文学》2019年第1期 作者:刘海清 字号
关键词:福楼拜;客观性;现代性;绘画;摄影

内容摘要:福楼拜格外重视文学作品的形式美和文体美,他引领的文学现代性转向与19世纪法国现代绘画艺术自主性的确立齐头并进。

关键词:福楼拜;客观性;现代性;绘画;摄影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海清,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关键词:福楼拜;客观性;现代性;绘画;摄影

  内容提要:福楼拜格外重视文学作品的形式美和文体美,他引领的文学现代性转向与19世纪法国现代绘画艺术自主性的确立齐头并进,其小说叙述的客观性、展示性、描述性和艺术性体现了他对摄影美学的参照以及与印象主义绘画美学的共鸣。本文针对福楼拜文学创作的艺术灵感来源及其小说建构与艺术美学之间的交融进行系统的溯源、解析和阐释,从而全面揭示其作品中的“近视性”写作风格、“现代性”审美意识和“视觉性”文体特色。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国小说建构与绘画美学交汇史”(项目编号:11CWW019)的阶段性成果。

 

  在斯宾诺莎唯理性主义和孔德实证主义影响下,法国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强调文学书写的客观性,实现了“无我”的写作境界,即作者退出作品,从小说中剔除作者自我的主观感情和批评成分,并采用自由间接引语、内聚焦、空间叙事、物象言说等解构传统叙事的手法。他认为好的内容离不开好的表达形式,美在于两者的和谐一致:“没有美的形式就没有美的思想,反之亦然。”①为了缔造客观完美的文体,福楼拜在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方面精益求精,他眼中的文学价值不再取决于主题内容,而是更多体现在语言表达、叙述策略和文本结构方面,这使得作家、读者和评论家开始更多关注写作技巧和文本形式,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向现代性审美范式的微妙转变。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读者们不再满足于阅读小说情节,而是渴望更加开放型的作品,所以福楼拜不再注重编造情节,而是注重对创作素材的艺术加工,其小说风格在于“展示性”、“含蓄性”,而不是“故事性”。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叙述形式的独立性和艺术之美,其小说中的视觉性描绘手法和客观真实的观察视角被视为与绘画行为和摄影机制相近的文学元素。随着19世纪下半叶各种艺术形式的杂糅和融合,福楼拜汲取了视觉艺术的资源和灵感,其小说文本不仅取材于经典画家题材,而且与摄影美学、绘画美学息息相关。本文将针对福楼拜小说的客观化写作理念和艺术化文体风格进行系统的溯源、分析和阐释。

  一、“中立性”审美与艺术化构思

  福楼拜眼中的生活是一种艺术,世界是可观赏的景观,他说:“我们应当习惯于把世界看成一个艺术品,必须把这个艺术品的各种行为再现在我们的作品里。”②在他看来,“文学和音乐、绘画一样,首要任务是给人以美的享受”,“艺术创作若有功利性的考虑,便玷污了艺术的纯洁性”,“最卓越的天才和最伟大的作品从来都不作结论”。③这位纯艺术推崇者常与画家们交往,却不像波德莱尔、左拉那样写作大量艺术评论,他指出:“你在全世界的任何一座博物馆里都会发现,一幅好的绘画并不需要评论和解释。”④福楼拜对美术评论的审慎态度体现了他“中立性”的审美意识,他更注重用眼睛去观察,而不是去做结论,这也是他给友人的建议:“通过目光来抓住眼前的事实,而不是想着某本书”,⑤客观科学的观察视角成为艺术审美的前提条件。

  虽然福楼拜鲜少涉足艺术评论,但他常出入美术沙龙,同艺术家朋友们四处旅行。1849至1851年期间,福楼拜与风俗画家马克西姆·杜坎(Maxime Du Camp)一起游历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北非、西亚地区,东方风情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灵感,其旅行笔记中也有一些关于风景画风格的简短描述,体现了他对于色彩和光线的敏感。他的《文学书简》(Correspondance)和《工作文集》(Carnets detravail)也涉及到与视觉艺术有关的术语和理念。派尔蒂埃(Pelletier)指出:“福楼拜的作品为小说中的图画表现树立了典范。”⑥早在创作《包法利夫人》(1857)和《情感教育》(1869)期间,福楼拜就喜欢运用色彩、光影和风景来编织视觉性极强的小说空间,缔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例如在包法利夫人的葬礼上,大自然中生机勃勃的绿色、玫瑰色、淡蓝色与葬礼上阴沉的黑色、白色形成鲜明对照,欢快与悲伤的两种氛围衬托出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是浪漫主义幻想和庸俗社会现实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加强了小说的悲怆气息和批判力度。正如福楼拜所说:“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困难之处)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动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因此一切杰作都有这个品质。它们看上去很客观,但却颇费琢磨。”⑦此番话语体现了他客观中立的创作态度和颇具诗性色彩的审美意识。

  福楼拜对文字造型美颇为推崇,却不允许自己的小说配上插图发表,他指出:“一个画出来的女人终究只像一个女人,然而一个被写出来的女人却使得成千上万的女人幻想(那是不是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美学问题,我非常明确地反对任何插画形式。”⑧他对插画的拒绝可理解为对简单化的拒绝,他认为插画只是情节解释的手段,这种浅表的表达会限制文字符号的无限启迪,文学应保持其不可捉摸的暗示风格和中立含蓄的诗性特质才更具艺术价值。他的小说正是凭借内在的文体风格支撑起来,其叙述形式独立于主题内容,语言表达和空间描绘常与摄影美学、绘画美学颇为相近,本文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将针对这种客观美学和视觉化文体展开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福楼拜与同时代象征主义画家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互相欣赏,这源于他们对美学观念的共享和坚持。1872年福楼拜在写给侄女卡洛琳的信中说:“我得知在巴黎有很多人(其中包括画家居斯塔夫·莫罗)跟我一样患上了同一种病症,即不能忍受这个时代的人们。”⑨这里的病症是指那个时代粗鄙愚昧的品位令他失望。早在1868年致艺术史家埃内斯特·施斯诺(Ernest Chesneau)的信里,福楼拜感谢他公正地看待画家莫罗,而施斯诺的研究证明莫罗也像福楼拜一样坚信创作需要谨慎的步骤来达成。莫罗指出:“所有细节、线条、结构布局以及画面的大致框架,都是深思熟虑的有意规划。”⑩而且他俩都主张“非个人化”的创作原则,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等友人的信中多次强调:“个人算不了什么,作品才是全部”;(11)“我们越少介入事物,就越有能力表现它本来的样子。”(12)同样在莫罗看来,“在艺术作品的完成过程中有两个操作是不可缺少的:回归自我和从中抽离,后者做起来更难。”(13)这种“无我”的创作境界令我们想起中国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区分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带有个人主观感情,而“无我之境”以物言说,创作主体完全退出,隐匿在艺术意象之后。前者是“显我”,感情外露,后者是“隐我”,隐藏感情。事实证明,福楼拜与莫罗皆在客观中立的“无我之境”中缔造出了含蓄深奥的“艺术之境”。

  莫罗绘画因其晦涩性一直被评论家们忽视,而这种模糊隐晦的暗示风格恰好符合福楼拜的美学品位,他俩都善于借助宗教传说建构起神秘、诱惑和野蛮的东方世界。莫罗承认自己的水彩画《圣安东尼的诱惑》(1890)受到福楼拜同名小说的启发,而在1876年沙龙画展中,福楼拜观摩了莫罗的画作《在希律王面前跳舞的莎乐美》(1876)与《幽灵显现》(1876),他在此之后完成的小说《希罗迪娅》(1877)与这两幅画作一样,也取材于施洗者约翰被害的圣经传说。(14)小说《希罗迪娅》中的莎乐美满身琳琅婀娜,把希律王撩拨得神魂颠倒,最终让他献上了约翰的人头,宛如莫罗画中的莎乐美跃然纸上。福楼拜与莫罗构建的东方神话女性莎乐美都具有人格的模糊性:既像天使又像魔鬼,既性感又神秘莫测,蕴含着命运、诱惑和危险的内涵,体现了两人对神秘主义和东方文化的共同痴迷。

  萨义德曾在《东方学》一书中对福楼拜、奈瓦尔的东方情结进行了阐述和溯源,指出在19世纪诸多西方作家笔下,“东方与性之间一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关联”,东西方的关系可以界定为一种性的关系。(15)西方殖民话语凝视下的东方他者充满了异国情调,同时又是罪孽的、充满了性的愉悦,西方男性会下意识地将受压制的欲望和自我认同的困惑投射到东方女性身上,并将神秘古老的东方加以动情的想象虚构和美学的利用,使之服务于西方主体立场。莫罗曾公开承认,其画作中妖艳邪恶的莎乐美等女性气质实则影射了19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妇女好逸恶劳和轻浮堕落的作风,而福楼拜在《希罗迪娅》中所展现的道德与罪恶、伦理与背叛、精神与物欲、美好与丑陋的对立冲突,也警示了19世纪末西方人欲横流、颓废混乱的精神现象。这一点在同时代法国作家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小说《逆流》( rebours,1884)中有类似体现:厌倦巴黎都市糜烂生活的让·德塞森特隐遁到乡村生活,沉浸于文学和艺术的世界,莫罗的绘画《在希律王面前跳舞的莎乐美》和《幽灵显现》令他建构起神秘的精神遐想境界,妖艳的莎乐美形象激起了他关于色情、欲望、邪恶、恐惧和痛苦的幻想,夹杂着颓废主义、现代享乐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内涵,体现了于斯曼对19世纪末资产阶级社会文化和精神风尚的象征性影射。可见福楼拜、于斯曼与莫罗之间具有多维的艺术交汇与美学共鸣。

  福楼拜的文学构思经常从绘画艺术中得到启发,其长篇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以剧本形式写成,灵感源于他在意大利热那亚旅行时欣赏到的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l'Ancien)的同名画作:“这是我的毕生之作,因为构思来自于我1845年在热那亚见到的勃鲁盖尔的绘画。”(16)两人创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都是关于中世纪埃及基督教隐修院创始人圣安东尼面临魔鬼诱惑的故事。老勃鲁盖尔的画创作于1555至1558年间,圣安东尼离群索居,禁欲苦修,克服了妖魔野兽的挑战和蛊惑,实则影射西欧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和人民的反抗,圣人成了人们拯救自我的精神寄托。与之不同的是,福楼拜让圣安东尼在灵与肉的焦虑中入梦,最后却在魔鬼诱导下从困惑走向新生,在游历万象的梦幻中认识了先贤和宇宙,反省了苦修禁欲和愚忠愚信的宗教痴念,顿悟出皈依自然的真谛。剧情末尾描述基督面容显现在清晨的红日中,上帝变成了自然的同义语。福楼拜否定超自然的上帝存在,旨在突破虚妄的宗教禁锢和神学体系。

  此外,福楼拜小说人物的艺术审美活动颇具现实指导意义,例如他的小说《淳朴的心》(1877)中朴实善良的女佣费莉西泰孤苦伶仃,一只叫鹭鹭的鹦鹉给她带来了慰藉,她发现教堂里一幅耶稣受洗画上的圣灵形象和鹦鹉颇为相似:“她觉得那画上的圣灵特别像鹭鹭。它那绯红色的翅膀,绿玉般的身体,简直就是鹭鹭的写照。”(17)她买下这幅画,并将画供奉起来,鹦鹉和画像在她心中融为一体,后来鹦鹉死去,制成标本之后,它与宗教画一直陪着她直到终老。可见福楼拜借助宗教图像来暗喻可怜的女仆对鹦鹉的痴狂情感有着信仰般的执着,绘画审美成为一种艺术宗教,负载着人物脱离人生苦难的心理诉求。福楼拜的艺术构思契合了瑞士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在《批评关系》(La Relation critique)中的观点:“至少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艺术成为修复人与世界失败关系的尝试。”(18)艺术想象是人类生命本能的直接呈现和对社会桎梏的抵抗,也是实现人生追求的一种可能性。

作者简介

姓名:刘海清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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