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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家争鸣到深圳学派
2019年12月03日 10:35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王京生 字号
关键词:文化;学术;学科带头人

内容摘要:经过30多年的积累,深圳学术文化建设初具气象,一批重要学科确立。

关键词:文化;学术;学科带头人

作者简介:

    经过30多年的积累,深圳学术文化建设初具气象,一批重要学科确立,大批学术成果问世,众多学科带头人涌现,学术年会陆续举办……尤其是去年,《深圳十大观念》的出版,更是对深圳人文精神的高度总结。

  深圳的学术文化氛围已然形成。刚刚召开的深圳市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打造“深圳学派”。

  强烈的文化追求反映了敏锐的文化自觉,一个开风气之先、引领思想潮流的“深圳学派”正在酝酿、构建之中,学术文化的春天正向这座城市走来。未来,深圳将以“国际视野、民族立场、时代精神、深圳表达”为宗旨,进一步推动“深圳学派”的建设。

  “深圳学派”的提出,不是空谷足音。追溯起来,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深圳学派”命题的提出,似乎是奢侈得令人无法消化的精神大餐。回想起来,倒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96年年中,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聘请余秋雨先生为名誉主任,我们赶去看他,并就深圳文化的发展作了一番长谈。说来说去,话题竟不约而同地转移到学派问题上来。秋雨先生兴味实足地与我们讨论,彼此竟碰撞出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种种构想。

  第二天,在研究中心召集的研究人员和深圳学界骨干的座谈会上,秋雨先生一开讲便把“深圳学派”的命题端在了大家面前,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在神采飞扬之间,他把对建立学派彻夜难眠的思考全盘托出。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归结出这样一番精神谈吐,确令我们惊讶赞叹。

  在深圳这样一个文化底蕴尚薄的城市,在浮躁的趋利心理还左右着这个城市新市民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时,高谈“深圳学派”的命题,不免令人哂笑,倒像是一顿奢侈得令人无法消化的精神大餐。这个城市现在做的应该是一些基本的事情,例如:对文化的认真亲近与重视,使文化的讨论首先热起来;对文化人的见解给出更多的时间来倾听;不以功利为目的的文化设施的兴建;用政府之手构建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趋向繁荣的规划;最重要的当然是各类文化人才的集聚。路漫漫其修远,年轻的深圳要想长成健壮高大的骨胳、具有高贵的气质,还有很多营养需要汲取。然而,我们还是将“深圳学派”的命题端出来,因为穿透深圳浮躁的风气,我们倒恍然似见到美轮美奂的文化强盛的一座新城,看出在那古老文化的神州大树上抽出的一条新枝。正如秋雨先生所言:

  1.深圳具备最容易产生学派的条件,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平等和单纯,能够促成学派发展所需要的民主讨论的气氛;

  2.深圳文化是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期的地域性亮点,能够避免内地文化发展所出现的黏滞状态,并能创出新兴学派充满活力的成长机制;

  3.深圳文化发展的区位优势,使它有可能成为贯通我国内陆与海外的中华文化的“桥头堡”;而正是凭借“桥头堡”的集散功能,使深圳学派的思想得到强劲有力的传播。

  随着环太平洋经济带的兴盛,以香港、深圳、广州等为标志的珠江入海口周边,正崛起世界上最密集的城市群,有可能出现求学问道的争鸣风气和强大的学术群体。

  学派的存在并不神秘。学派的出现,包括学派存在所必需的特定的学术集体、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文献,则是直接验证学派存在的思想成果。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浩如繁星的学派,它们的光芒都不同程度地闪现在人类思想的天空上,像米利都学派、弗赖堡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其人格精神、道德风范,一直为后世所景仰,其学识与思想,一直成为引以为据的经典。

  就中国学术史而言,不断崛起的学派连绵而成群山之势,并标志着不同时代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自晚明以至晚清,是中国学术尤为昌盛的时代,而正是在这个时代,学派性的存在也尤为活跃,像陆王学派、阳明学派、桐城学派、乾嘉学派、泰州学派、扬州学派等。但是,学派辈出的时期还应该首推古希腊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出现的主要学派就有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学派、爱利亚学派、犬儒学派和麦加拉学派;而孔孟学派、老庄学派、法家学派、墨家学派、稷下学派、宋尹学派等,则是春秋战国时代学派鼎盛的表现,百家之中几乎每家就是一个学派。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谈及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曾压抑不住内心的感奋之情:“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轫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绦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在这个思想极为活跃的过渡时代,无论是开门养士的公学,还是自设杏坛的私学,都闪烁着学派性存在的光辉。孔子的儒家学派,授徒三千,同宗仁义之术;齐国的稷下学派,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学术风气,则直接为后来的岳麓书院所传承,以致出现“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的学人风范。

  而就古希腊而言,学术论辩的风气和求知问学的精神,既催生出影响久远的学派,也推动着希腊文明高蹈独步的发展。罗素曾经感慨希腊文明奇迹般的崛起,并把希腊文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腊睿智的学人们,“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这些学人所形成的学派,成为推动希腊思想进步的中坚力量。就拿米利都学派为例,今天几乎任何一部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在讲述希腊思想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把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及其世界构成的假说,作为首要提及的事情。米利都学派开启了后世哲人思考世界可能的向度,这同样如罗素所言,“米利都学派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就,而是因为它尝试的东西。”

  我们在考察学派的历史性存在时发现,在不同学派所涌现的那些时代,它们并不是形单影只、孤星独明的,不仅在学派内部存在着一个相互磨砺的学术群体,就是学派与学派之间也相互切磋与抗衡,并构成一个彼此联系的群落。或许,单个学派的勃兴,正依赖于学派与学派之间必要的张力。一方面,自由的论争使思想从混沌走向清晰,从混乱走向规整;另一方面,民主的讨论在归并观念的过程中使讨论者得到编排。讨论或论战的结果既造就了主要的思想类型,也造就了主要的思想者队伍,于是各不相同的学派就相继“浮出海面”。

  当然,学术争鸣行为的出现,学派的产生往往需要外部条件。政治的开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等,都是促成学派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名震一时的扬州学派,就直接得益于富甲一方的扬州经济,薛涛的评说可为依据:“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而曹聚仁在评说扬州学派时,也就此谈及经济条件与学术争鸣的潜在关系,他说:“这样的经济条件,反映到思想界来,便产生了如汪中、焦循、阮元这些学者的比较先进的思想议论。扬州既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大家通过切磋研究,学术风气也就展开了。”之所以引论经济与学派存在的关系,也许正暗示着在深圳这种经济超前发展的地带,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处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在咸淡水的汇合处,有可能会出现论学问道的争鸣风气,并产生类似于扬州学派这样的“能见其大,能观其通”的学术群体。

  在与日俱新的文化转型中,探索与矫正的交替进行和反复推进,使学风日盛,文化昌明。在文化的勃兴地带,学派有着形成的可能性。

  百家争鸣的时代,就是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时代,学派的纷涌百出,正表明思想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间歇中奇迹般地爆发。纵览中国学术演变的千年历程,可以比肩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也只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时代了。今人讲新文化运动,多认为它不过是十几年间发生的事情,这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解读文化传承不能使用双重标准。谈古人既以几百年、上千年为时间段,而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则把目光囿于方圆之内的十几年、几十年,急急忙忙说变化。“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新文化的黎明,它的丽日中天时期也许还全然没有到来,上世纪80年代迄今的对文化的新认识和奔涌的种种思潮,不过是时针指向八九点钟的朝阳,伟大的热量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即便如此,从80年代前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人生观的大讨论,到文化观的大讨论,再到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然展现出这个时代在百家争鸣中的思想解放历程。而正是这些激烈的学术争鸣,使“五四”时期就已出现的新学派的雏形,演变得更加清晰、完整。

  在与日俱新的文化转型中,探索与矫正的交替进行和反复推进,使学风日盛,文化昌明。北京、上海、广州作为文化中心地带,它们的彼此论争和公开对话,已促成各有特色的学术阵营的形成。40年代就已出现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在沉寂多年之后的90年代又烽烟再起,只是“京派的海派化”和“海派的京派化”表明彼此相异的学术观念,有了奇异的轮回。而所谓的“新京派”与“新海派”的出现,则可能说明学术观念的再度分化、学术队伍的重新组合以及新学派降生的前景。至于广东学界,在近乎急切的“叩问岭南”的吁求中,已经暴露出建立新一代“岭南学派”的焦虑心情。以“陕军”“川军”“湘军”等为名的文化区域性支系,它们对文化中心强劲有力的“北伐”和“东征”可能正提示人们,在文化的勃兴地带,学派同样有形成的可能性。

  年轻的深圳注视着这一切。在这龙蛇并起的当口,它不过是一个荷戟独徘徊的小兵。别处有大家、大作,尤其有生生不已的文化传统滋润,深圳呢?表达深圳文化声音的方式呢?

  学派的吁求,体现出深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自我认识、自我激励的学术自觉。特区建立之初,谁能预见它会有今日的经济奇迹呢?

  不能苛责我们的城市,尽管它今天仍是经济的深圳。但想一想它的起飞历史,任何文化人都会觉得心平气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低估深圳的文化价值和未来的文化气象。丹尼尔·贝尔在严厉批评资本导致经济与文化断裂脱节时,并没有忽视“经济冲力”所缔造的那种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的文化意义。这使得“经济动物”们摆脱旧的习俗与依赖,得以充分发挥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归根结底,经济的高度提升必然会给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乃至精神层面带来震撼性影响,甚至会成为塑造新学派的必要前提。

  “深圳学派”可否形成,它的文化态度、研究方法是怎样的特征,现在谈论还为时尚早,它的目标将存于一个更高远的未来。然而,当我们回到深圳当下的情境中来,从文化运作的态势和潜能中,就会发现一系列被称为“萌芽”的东西,而就是它们,是未来学派形成的弥足珍贵的资源。

  1、政府的投入心情

  现代城市的文化运作需要大制作和大推进,特别是大规模的文化广场和标志性文化设施群落的出现,已经无法离开来自政府大刀阔斧的推动。与投入能力相比,政府的投入心情更值得珍视。当前市政府对文化投入之急迫、之热烈,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文化发展令人鼓舞的力量。从组织海内外专家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文化设施论证,到市财政为文化投入所做的在所不惜的准备,都在表明政府已经成为把深圳文化推向未来的持久的主导力量。

  2.社会所孕育的文化释放能量

  与内地有所不同的是,社会在办文化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已经成为深圳文化生长的生生活水。像华侨城人工游乐景观,在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的过程中,几乎成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标志。然而,它的建设者却是一个企业、一个集团,它们为再造文化而释放的能量,不仅辐射了整个城市,而且其影响已经推及到城市之外更远的地方。在一个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经济体系中,来自整个社会的文化共建,表明深圳文化在政府推动之外,已然获得了更为多样的动力。

  3.文化人的开阔视野

  在深圳,文化人的生存已经远非书斋里的独居和冥思了。在几天前文化广场举行的作者聚会上,我发现了一个极有趣的现象,这些对文化情有独钟的人却十之七八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人。他们的行业分布在地产、政府、金融等各个方面,但是,他们却谈着很地道的文化问题,这种“新文化人”在深圳比比皆是。当文化在与整个社会的相融与共进中首先成为一种社会状态时,深圳的文化人也向整个热闹、变化的社会打开视野。他们已逐步走离了一种单纯的文化情结和单一的文化尺度。他们把思维触角和运作智慧带入文化,也把文化带入社会。

  4.文化人的庇护之所,也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个城市中

  今天的深圳缺乏文化名人,并不意味着文化名人不看重深圳,或深圳的明天没有自己的名人。一方面,文化人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表达决不会局限于一地,哪里有舞台有空间,他们就会在哪里施展;另一方面,文化人的睿智必然使他们去寻找新的文化生长点。深圳文化本没有与外界对话的底蕴,但我在各类文化学术会议上,都感受到学人们对深圳的关注、扶持与倾心。他们倾听的不仅是深圳学者的一些见解,而是要从中透析深圳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方向,寻求新的文化养料。关山月美术馆的落成,就已经在这个热闹的城市为一代画师开拓了令人瞩目的文化空间;何香凝美术馆又正在把更多的画界名流引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活中。文化向整个社会扩张,同时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而并不仅仅是学院书斋成为文化人一展群才的天空。深圳日益突出的“藏才于民”的优势,首先就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可“藏”之地。无论是深圳大学或展望中的深圳艺术学院,还是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为主的报业系统,或是就一批显示文化雄心的企业实体而言,都已经成为新一代深圳文化人的庇护之所。而深圳自己的文化大师将在这些庇护之所中成长起来。

  5.深圳未来文化的构建,不是整理和批评,更多的是从现在就开始的新方式的探求

  在一个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复杂的建设行为在意义上远远高于单纯的批评行为,而正是在一系列建设行为中,深圳文化慢慢凸现出自身的风格。这个建设的过程从边缘性的分支开始,然后向主干集中。回望80年代,深圳观念性变化的迅速崛起,已经形成了最初的文化突破。然而在进入90年代以来,深圳的文化运作已经不只是观念层面的批评和论争了,它把视野投向未来,因为未来的文化呼唤着新的制作方法。正是在从批评到制作的转变中,深圳在绘画、音乐、影视、电子出版物、动画卡通等一系列文艺门类中,展示出令人惊奇的制作能力和生产能力。未来的“深圳学派”将在这些文化制作行为以及对这些制作行为的解释中,形成新的文化理论结构。

  40年前,在离我们不远的广州,当眼睛近乎失明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在动荡的政治风波中倾心于历史研究而不为外界所动时,他所推崇的正是“独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的人格和学风。这就像那个远在南美大陆南端的阿根廷智者——博尔赫斯,在几乎看不见的世界上,在玄想遥远神秘的东方时,把个人的写作行为贯穿终生。之所以作出这些或远或近的类比,就意在说明,无论是就“深圳学派”的设想而言,还是就想象中的“深圳学派”而言,作为学术声音或学术群体,都暗示着问学求道的真谛。更何况这一已经响起的声音和可能出现的群体,会对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个家园,存有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长久魅力。

  一个声音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个声音也可以说:“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

    (作者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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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京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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